感人美文推薦：我與母親

本站：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親人親情，他們是你永遠的庇護。下面我們一起看看這篇《我與母親》。

我小時候常被家裏人念叼吃的多。貧窮年代，女孩子飯量大，總歸不是個光彩的事，我因此而感到羞愧。我十來歲時，大概是過中秋節，母親蒸了平時難以吃到的有肉味的包子。據説那天我吃了八個包子。“她竟然能吃八個包子”，這句話成了姐妹們嘲笑我飯量大的佐證，平時拌嘴以不讓步的我，競無言以對，象做了錯事的孩子。秋收的季節，父母和哥姐都下地幹活去了。我端起簸箕裏母親剝好的玉米粒，來到街前的碾子旁。我把玉米粒均勻地灑在碾盤上，然後抄起大棍使勁推，碾子不動。我來到小棍旁，使勁推，還是不動。於是我轉到小棍前面，兩手背後，抓住小棍，撅着屁股使勁拉，碾子動了，我一圈一圈地轉動碾子，直到把玉米粒碾成面為止。母親回到了家，一進門就喊:“今天地裏活真累，可家裏還沒有下鍋的棒子麪，快幫我推碾子去”。我把碾好的玉米麪端到母親跟前，母親不相信的問我:“是你乾的?那麼沉的碾子你怎麼推的動?”我把推碾子的經過向母親學説一遍。母親高興的連連誇獎:“再別光説她吃的多了，這麼沉的碾子，這麼小的孩子，吃的少能推動嗎?我還沒見過誰家的孩子能幹這樣的活呀!”母親的話，令我揚眉吐氣，象得勝的將軍一樣揚起了頭，滿臉放光。沒想到的是，在母親以後的歲月裏，直至老年還常被提及，女兒做的一件小事，都令母親回味一生。

1979年我大學聯考回家，感覺考的不好，擔心沒有學上。己經考上大學的二姐説:“我上大學沒花家裏的錢，你花那麼多錢再考不上學，那就下地幹活去吧”。我是住校讀的深縣一中。高二那年，每月家裏要給我湊齊九元錢的生活費，所以，與哥姐相比，我的確是花錢上的高中。16歲的我在那一段日子裏，感到了壓力。我常跟在母親的屁股後面，拉着她的衣角，一遍遍地問:“要是考不上學怎麼辦?”母親不厭其煩，一遍遍回答:“甭聽別人叼叼，考不上，我供你復讀。”母親的話是定心丸……，我惶恐不安的心慢慢的得到了慰藉。

母親生了六個子女，我上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兩個妹妹。按照閨女排，我是老三。有一年我隨母親去姥姥家。大姨帶我去她家住些日子，姥姥送給大姨一隻母雞，我替大姨抱着雞去了她們家。從大姨家回來時，大姨給我做了四季蘭的褲子和一件紅色的上衣。大概是看我有漂亮的衣服，其他姐妹心有不平。二姐利用她的語言優勢，給我編了一段歌謠:“三閨女，抱只雞，到東景萌看她大姨，回來穿身新衣服。”然後拉攏小我二歲的四妹和六歲的五妹，三個人有節奏的齊聲喊二姐的新作。其實語言並無惡意，但卻令我感到孤立。大姐和哥哥是不屑參與我們四人的爭鬥。孤立無援時，我就找母親哭訴。母親就會數落二姐:“這麼大的人了，不知道讓着她。”有了母親的撐腰，我也會編些話回擊二姐，但始終説不過伶牙俐齒的二姐。還有一次，二姐領着她的小團隊和我打撲克，她們贏光了我僅有的5分錢。我大哭，找母親告狀，母親讓二姐還回我的5分錢才算了事。我和二姐的拌嘴，一直持續了我的童年、少年直至參加工作，這期間她給我不停的起着各種外號。現在想來，也是一件件有趣的回憶。各自參加工作後，母親有一次跟我談起這些往事，欣慰的説:“你們姐倆，小時候就沒斷過鬥嘴。我還擔心兩人大了會合不上來呢，現在看來你們之間和其他姐妹一樣好着呢。”

20xx年的春夏之交，母親陪我到邢台眼科醫院住院。那年母親72歲，母親沒讀過書，只在掃盲班識得幾個字。母親也沒出過遠門，到邢台是她此生的一次遠程，都是為了陪伴生病的女兒，我住院每天要吃許多藥，也用了大量的激素。大概是怕我骨質疏鬆吧，有一天醫生送來一盒藥，我的視力己看不見藥盒上的字。只聽説是鈣片，母親拿起藥盒説:“三個字，我認識中間是個‘中’字”。我説:“這是蓋中蓋牌子的鈣片”。母親説:“想不到認識一個字也能有點用”。這是母親的語言風格，別人聽了覺得逗笑，她卻不以為然。醫院的推拉門上有“中西醫門診”幾個大字，我趴在跟前看，母親問:“看得見嗎?”我念了給她聽。食堂門口寫有“食堂”兩個大字，母親問“看的見嗎?”我點頭。母親説:“看來斗大的字，還能認幾籮筐”。母親領我到醫院的小公園去，在魚池旁，母親問:“魚兒游到你那了，看見了嗎?”。“看見了”我説。母親領我到噴泉旁，問我:“看見噴泉嗎?”“看見了，白色的水柱”。母親繼續帶我各處走。在醫院樓前，我抬頭向上看，母親問:“你看見什麼?”我説“我能看到八層樓的門窗”。母親應着，心中充滿了希望。回到病房，我趴在牆上的鏡框前，母親問:“看得見嗎”?我説:“只看見醫生職責四個字，下面字小看不見”。母親説:“沒關係，慢慢會看見小字的”。我和母親盼着能認識小字的那一天。有一天早晨醒來，我感覺不對勁，跑到視力表前，0.03的視力降到0.02。我走到玻璃門前，母親小心問:“還看見那字嗎?”“中西醫門診”，我答。母親又領我各處去轉，“看見魚🐠了嗎?”“看見了”。“看見噴泉了嗎?”“看的見”。我們走到住院部樓前，母親的心似乎有了些安慰。走到住院部樓前，我抬頭望去，我的心一沉，我望不見八層樓的高度了，我只能望到五層樓的間窗。我的視力呢?我的能看八層樓的視力降到了五層樓，再往後呢?我不敢想下去。一連幾天，母親照常陪我看小字，數那幾條魚，看那噴泉白嘩嘩的水。表面上，我繼續和母親有説有笑，跟病友們講着笑話，但確確實實我己經望不到八層樓的高度。有一天我終於崩潰，讓母親回到病房，我走到醫院門前，仰頭望望看不見的天，心中的恐怖到了極點“老天為什麼這樣待我，誰能幫幫我，這樣的一點亮光也要奪走，還不如要了我的命”。無助、恐怖、絕望一齊襲上來，精神防線一潰千里。有熟悉的病友把我拉回病房，我嚎陶大哭，同病房20歲的小姑娘被感染了，她邊哭邊到我病牀前勸我。母親説“別勸了，憋了好幾天，哭出來就好了”。母親坐在牀上，無聲的一遍遍撫着我的後背，在72歲母親的撫摸中，我的嚎啕大哭終歸平靜。多少年後，我想母親是怎樣知道我的苦痛呢?我不是每天都和她有説有笑嗎?那之前，我的恐懼和痛苦不是隱藏的很好嗎?

如今，母親辭世己快三年了，我常常在心中期盼:我與母親來世互續母女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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