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長征勝利80周之長征人物故事

在長征的征途上有哪些人物的故事讓我們深受感動呢?下面是由小編為大家帶來的關於長征人物故事，希望能夠幫到您!

長征人物故事一：

百年紅梅——記104歲女紅軍王定國

提筆，蘸墨，俯身。她深吸一口氣，揮動手臂一氣呵成，四個大字躍然紙上——“長征萬歲”。

若不是親眼所見，記者很難相信，這樣遒勁有力的書法出自104歲老紅軍王定國之手。

她，15歲被賣作童養媳，20歲加入紅軍併入黨，22歲參加長征三過雪山草地，24歲被敵人關押，25歲與“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結為革命伴侶……她，離休40年腳步不停，70多歲推動長城保護，80多歲挽救失足少年，99歲還參與植樹造林。

是什麼樣的信念，讓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發出如此強大的生命能量?

家人拿出王定國的書法新作——毛澤東的《卜算子·詠梅》。“這是老太太最喜歡的詩詞，寫了不知多少遍”。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這一心向陽、傲風斗雪的紅梅，不正是王定國百年人生的寫照麼?

寒冬凝香，巴中紅梅初綻放

192019年2月，巴中紅梅開得正香。一個名叫王乙香的女嬰，在四川省營山縣安化鄉一個貧苦農民家中呱呱墜地。

孩子的出生，給這個戰亂中的家庭帶來的並不是歡樂。“親眼看着未滿週歲的妹妹活活餓死，三歲半的二弟賣給別人換來安葬父親的四塊棺材木和兩升麻豌豆，7歲開始幫別人通宵推磨只為餬口，15歲被賣做童養媳受盡侮辱……”談起母親幼時的經歷，74歲的大兒子謝飄眼眶濕潤，“人生的寒冬，磨礪出母親頑強的生命力。”

嫁人、生子，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山裏女孩的命運，但共產黨帶來“沒有壓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讓王乙香激動不已，她給自己改名王定國，用行動對命運説“不”!

改名後的王定國立即做了兩件事——剪辮子、放小腳。尚不識字的她用樸實的話説：“腳小了，走不動;辮子被拽着，跑不了!”

這是一種怎樣的決絕!像王定國這樣剪了辮子、放了小腳的女人，在統治着營山的軍閥眼裏，幾乎與“共產黨員”劃了等號，隨時有生命危險。

這是怎樣的一種示範!當煥然一新的王定國四處宣傳“投身革命、男女平等”時，近百名婦女紛紛響應並加入農民協會。

1933年10月，王定國在紅九軍攻佔營山後立即參加了紅軍，並於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3個月後，她和16名女同志被選派到位於巴中的川陝省蘇維埃學校學習。

學校有一門考試要求學員能讀、能記、能講，並在全體學員面前公開演講。文化基礎薄弱的王定國，每天熄燈後點煤油燈“開小灶”，常常是臉被燻黑了還渾然不知。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她在畢業考試中聲情並茂地宣講土地法，獲得了台下最熱烈的掌聲，並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績。

梅花香自苦寒來。歷經苦難的王定國投身革命後，先後擔任營山縣蘇維埃政權內務委員會代理主席、縣婦女部部長、婦女獨立營營長等職。

戰風斗雪，長征路上花影笑

“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們點燃了火把，長長的隊伍像火龍一樣，把天地照得通紅……”80多年過去，長征中的一幕幕還時常浮現在王定國的眼前，“好像自己又要從原地出發，再嘗一遍人生的苦盡甘來。”

1935年3月29日，嘉陵江。呼嘯的炮彈拖着長長的光芒劃破黑暗的夜空，機槍的火舌從對岸的角落裏“噠噠噠”地吐個不停……

王定國躬身貓在被稱為“毛蚌殼”的小船裏，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的戰役已經打響。江面在搖晃，小船在沉沒，戰士在吶喊，大地像地震一樣在抖動。左邊是劇烈的爆炸，右邊是橫飛的子彈，頭頂則是爆炸掀起的浪花，一波接一波傾瀉而下……

王定國看見一名年輕女紅軍的肚子被彈片劃開，雖然腸子都掉了出來，但這名英勇的戰士用手將腸子塞回腹部，裹緊衣服勒緊腰帶繼續划船，直到送戰友衝上陣地，才倒進江中。

“她名叫石磨玉，犧牲時只有19歲。”王定國説，“她有石頭的堅韌，更有玉的純粹!正是有千千萬萬這樣的好戰士，我們才能在最危險的時候轉危為安。”

強渡嘉陵江，意味着紅四方面軍正式揮師西進，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

王定國的長征，是“唱着歌”走完的。

長征開始時，王定國已加入紅四方面軍政治部文工團，為戰士們演出鼓舞士氣。行軍時，她要在隊伍前面趕路，休息時還得回頭從隊前一直演到隊尾。有時候演出沒有化粧道具，她就用墨汁畫眉，用紅紙當口紅……

1936年1月，王定國和戰友翻過夾金山慰問紅五軍三十七團。那裏野獸成羣，人跡罕至。三十七團的戰士聽説她們冒着風雪，長途跋涉來陣地演出，高興極了，提前為她們做了當時最珍貴的白米飯。演出時，雖然風像刀子般刮在臉上，但她們一上場就忘卻了一切，用惟妙惟肖、繪聲繪色的表演，撥動着戰士們的心絃。

過草地時，樹皮、草根、皮帶、皮鞋都成了紅軍戰士的“糧食”。如何把牛皮鞋底製作成“美味佳餚”?她們編了一首打油詩並四處傳唱：“牛皮鞋底六寸長，草地中間好乾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後分外香。兩寸拿來熬野菜，兩寸拿來做清湯;一菜一湯好花樣，留下兩寸戰友嘗。”

樂觀的歌聲，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

王定國的長征，是“咬着牙”走完的。

征途上，紅軍官兵經常在數天未進一粒糧食的情況下翻山越嶺，然後投入殘酷的戰鬥，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

1936年2月，王定國跟隨部隊翻越橫亙在丹巴、道孚之間的黨嶺山。黨嶺山為折多山主峯，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約100公里。當時處於最寒冷的季節，風雪無情地向着飢餓、寒冷和疲乏的紅軍隊伍撲來。

到山頂時雖是中午，但太陽完全被遮住，狂風雪浪一陣陣襲來，天空像傍晚一樣昏暗。女戰士們無法前行，便用棉被緊裹，抱團取暖。

暴風雪過後，王定國發現露在被子外面的一隻腳早已凍僵。當時瘦到只有50多斤的她趕緊用手搓腳，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凍僵的腳趾碰斷了。

採訪中，王定國談起這件事，笑着説：“用手一撥，趾頭就掉了，既沒流血也不疼，主要是不影響趕路……”

暖陽透過窗户，灑在王定國印有紅梅圖案的衣服上。老人飽經風霜的臉上，鋪上了一層穿越時空的紅光。

家風傳承，留得清氣滿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國，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會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王定國在雪山腳下的河邊洗衣服，一位留八字鬍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對她説：“小同志，要過雪山了，請你幫幫忙，把兩件衣服合起來，中間裝上羊毛，我要穿它過雪山。”

王定國爽快答應。第二天便將縫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連連讚歎，告別時還特地囑咐她多準備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禦寒”。

當時的王定國不知道，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們尊稱為“蘇區五老”之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祕書長謝覺哉。

全面抗戰爆發後，從敵人監獄中逃出的王定國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與謝覺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經歷，打破了年齡的隔閡。兩人結為革命伴侶，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內開始了新的鬥爭生活。

新中國成立後，謝覺哉先後擔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面對湖南老家過來投靠自己謀取職位的親戚，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示拒絕：“你們説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對待羣眾，謝老卻充滿熱情。他曾經嚴肅地對工作人員説：“來法院打官司的，只要點我的名，我就應該見，因為他信任我才會點我，不見不合適。”

謝老對家人的嚴苛、對羣眾的熱情，深深影響着王定國。採訪中，王定國家先後來了三撥十多人。“這還算少的，多的時候一天來幾十人。”在王定國身邊工作多年的楊瓊仙説，“家裏誰都可以來，老太太也常説，人家來找是信任，不見不合適!”

為更好地傾聽大家的意見，王定國自創了一套“羣眾工作法”——只要家裏來人多了，她就讓大家不要動，她來動，挨個屋子問情況，高效又不會遺漏。

王定國的“熱心腸”對大兒子謝飄來説，曾經有些難以理解：母親雖然為很多人寫過推薦信，卻從來沒有在他考學、當兵、提幹、復員直到退休的任何一個階段為他説過一句話。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慢慢懂母親。”謝飄説，“母親一直教導我們學本事、幹實事，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謝覺哉去世後，按規定遺屬可以繼續住原來的房子。王定國卻主動找到組織：“我不是遺屬，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麼級別就住什麼房子!”隨即遣散了祕書，退掉了司機，搬出了帶院子的大房子。

略顯老舊的家中，掛着很多王定國的書畫作品，其中尤以梅花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記者彷彿聞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謝家子女中雖沒有當大官做大買賣的，但都在各自崗位上幹得出類拔萃。長女謝宏是共和國最早一批常駐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後來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兒子謝飛是著名導演，拍攝了《香魂女》《本名年》《我們的田野》等一批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幾個孩子也都是普通而優秀的工作人員。

“所謂家風，不是寫在牌匾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事情;所謂傳承，不是掛在口頭上，而是一種自然自覺的行為。”謝飛説。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陽開

每個月，王定國小兒子謝亞旭總會乘地鐵來到國管局老幹部局和平里工作處，將母親的黨費交到第二黨支部，十多年來風雨無阻。謝亞旭説，除了戰爭特殊時期外，母親從未中斷過交黨費。90歲之前都是母親自己去交，後來確因行動不便，才申請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們經常費盡艱辛去交黨費，因為它是黨活動經費的重要來源。”王定國對謝亞旭説，“如今交黨費變得簡單，更要堅持好，因為這是對黨信仰的體現。”

滿頭銀髮的王定國坐在明亮的客廳裏，安靜的眼神就像雪山深處的溪水，冷靜、清亮而悠長。

上世紀80年代，不少長城周邊的居民拆長城磚蓋房子、圍豬圈。王定國看了痛心不已：“長城代表中華民族，是自家的好東西，要保存下來。”

本可在家安享離休生活的王定國，自費找磚窯燒磚，挨家挨户去換老百姓盜掘的長城磚。之後，她推動成立中國長城學會，組織羣眾性長城越野賽，拍攝專題電視片《萬里長城》……

上世紀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嚴重，王定國坐不住了。她四處奔走，連續組織召開兩屆沙棘防沙固沙國際研討會，積極推廣沙棘防沙固沙技術，全國綠化委員會授予她“中國生態貢獻獎”特別獎。

88歲推動成立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91歲重走長征路、94歲考察黃河生態、99歲還在植樹造林……如今，雖然行動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關長征的紀念活動發出邀請，王定國必定參加。“人家請的是老紅軍，不是我個人。只要是宣傳紅軍，宣傳長征，我必須去!”

幾十年來，王定國最喜歡穿灰軍裝，最喜歡戴八角帽，最喜歡寫“長征萬歲”，最喜歡畫家鄉紅梅。

王定國畫梅，枝幹是撒上墨吹出來的，花瓣才是畫上去的。一吹一畫，別有風韻。看她作畫，筆尖過處，朵朵紅梅栩栩如生，鮮紅豔麗，如火似霞。細看這些紅梅，雖大小形態各異，但都朝着一個方向，那是太陽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陽開。這就是王定國，用盡一生，忘情綻放!

長征人物故事二：

“纏索戴枷”走長征的廖承志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中，有這樣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長征路，雖然備受煎熬，但仍然樂觀豁達，積極參加宣傳工作，後經周恩來解救才重獲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愷、何香凝的兒子，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離開上海，帶着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敵軍密碼破譯法手冊，化裝成碼頭工人，從重慶轉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羅世文一起，在交通員的護送下，經過一番周折，在3個星期後，來到川陝革命根據地以“何柳華”的名字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他先後任川陝蘇區省委常委、工會宣傳部部長，1934年初，調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祕書長。那時的他年方26歲。

1931年起，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負責人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他以“肅反”為藉口，採取刑訊逼供的殘酷手段任意捕殺黨和紅軍幹部，給鄂豫皖、川陝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設造成很大損失。年輕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遭到張國燾的打壓批判。本來張國燾對廖承志帶着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來就心懷不滿，因為中央在信中批評他沒有堅持鄂豫皖根據地。

1934年9月，張國燾等人在四川巴中縣川陝省委駐地後的娘娘廟裏，對廖承志進行審訊。因反對張國燾的“左”傾錯誤，廖承志被強加上“特務”的罪名，開除黨籍，囚禁起來內定“槍決”。從這之後，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倖免於難

當時，鄂豫皖蘇區“肅反”被抓的幹部黨員大多都被殺害了，廖承志能夠倖免於難，除了他父母的聲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繪畫才能。鐵竹偉在《廖承志傳》一書中説：“張國燾之所以沒殺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壓力，頂實際、頂重要的還是他會刻蠟版，會畫畫，張國燾在根據地要印行鈔票，都離不開他。”

長征路上，作為“犯人”，被押着隨軍長征的廖承志的處境更是困難重重。他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折多山，又艱難地走過茫茫的藏族遊牧區——甘孜。不僅飢餓、寒冷、勞累折磨着他，“戴枷”長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難以想象。但他始終堅信黨，堅信革命事業一定能勝利，堅信自己一定能獲得自由，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藝，在艱苦的環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始終對黨忠貞不渝，工作一絲不苟。在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前身)工作時，廖承志被抽去搞新聞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語言，每天負責把外電翻譯成中文。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都譯6000多字的電文。

1935年，在四川境內，廖承志寫下了《戴枷行萬里》這首詩：

莫蹉跎，歲月多。

世事渾如此，何獨此風波。

纏索戴枷行萬里，天涯海角任銷磨。

休歎友朋遮面過，黃花飄落不知所。

嗚呼，軀殼任它溝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來

1936年9月，紅二、四方面軍相繼進入甘肅、寧夏。時任xx副主席的周恩來一直打聽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寧夏同心縣預旺鎮的路上，周恩來偶然碰到被保衞部門看押、隨隊行軍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來，心情萬分激動。周恩來是1924年認識廖承志的，那時他年僅16歲，還是個學生。與周恩來一別2019年，如今他卻是一個被“開除”了黨籍的“犯人”。在這種情況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據廖承志回憶，當時他心想：是躲開還是不躲開呢?旁邊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來同志打招呼、説話，我怕會給他帶來麻煩。我正在猶豫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着，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説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後看到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了錯誤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説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

張國燾本來當晚想處決廖承志，幸虧足智多謀的周恩來鬥爭藝術高超，才保護了革命烈士的後代，也為共和國保住了一位傑出的外交家。經周恩來解救，廖承志重獲自由，於1936年12月抵達陝北保安。

作為“犯人”參加長征這段特殊的經歷沒有使廖承志沉淪，他滿腔熱情地擔負起外電翻譯工作。1937年4月，他擔任黨報委員會祕書，參加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雜誌，為辦好黨報、黨刊和通訊社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