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中歐大學演講《未來的路》

我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提出了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和事件的理念結構。這些事件不是由永恆有效的自然法規決定的。當然這些法規的確存在，但不足以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原因之一是情況的複雜性，另一個原因是事件參與者的思維所起的作用。

我已經集中講了相關反身性(reflexivity)的問題，即當事者的思維與現實情況的雙向關聯，以及我所強調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觀念對現實情況形成的因果關係。但這兩種影響都很奇怪地被忽視了。這些影響給事物加入了不確定因素，結果是除了非常簡單的情況以外，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

但我們仍然可以大略估計幾種情況，並評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結果。我在這兩方面都做過，而且是多次嘗試。的確，我可以稱為是專家，作為投資者，我專注於預測(prediction)；作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為解決問題開處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後者。今天的講座我想從預測和開處方這兩個方面來談。

當下所處的時刻，不定因素的範圍異常廣泛。我們剛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在量上大得多，質上也與以往的危機很不相同。可作相關比較的，是1991年日本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至今尚未恢復；還有就是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與日本情況不同的是，那次危機僅限於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捲入了全世界。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允許讓金融體系垮台，而是給它上了人工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當今所面臨的信貸和槓桿問題(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廣度比30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credit outstanding)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長到250%； 而2012年初是365% – 這還不包括30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儘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顯示覆蘇跡象。人們想回到一切照舊的情況，把 2012年的崩潰只當成是一個惡夢。

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甦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2012年還是2012年。

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甦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甦；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這是典型的遠非均衡的狀況，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後於現實。更復雜的是，這種落後於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次危機不同於以往 – 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甦反彈的程度。

混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台。

前蘇盟帝國垮台後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當布什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藉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加之以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此後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程度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於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框架。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有一個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係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恆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後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並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於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於體系中心的國家處於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布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儘管英國凱恩斯勛爵(lord keynes)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 懷特 (harry white) 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儘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次 (two-tier) 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麼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採用了我當時稱為的 “合作出借體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 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脱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布雷迪債券(brady bonds)，其餘的損失由銀行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 不至被迫採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債務國受制於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將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數家銀行得到保釋。

XX/2012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於核心國，而外圍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才被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新的任務 – 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儘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imf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但總的來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的相當出色。

國際金融權威機構應對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救助將要垮台的金融機構，實行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但這次危機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起初沒有奏效。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敗，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意味着政府被迫實際上是在擔保，不能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機構再垮台。正是此時危機延伸到了周邊國，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有信譽的保證。這次東歐國家受創最重。處於核心地位的國家，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金平衡表給這個體系注入資本，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而且政府為刺激經濟，赤字財政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這些措施已見成效，全球經濟似乎在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已再次免於崩潰，我們在逐漸回到一切照舊的狀態。這是對目前形勢的嚴重誤解，已經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讓我來解釋為什麼。

80年代以來形成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移動，難以對其徵税或監管，使金融資本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各國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國際資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國人民的願望，因為金融資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動。這樣，全球化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項目，進行得非常成功，使各個國家均難以抵禦。但是由此產生的全球金融體系從根本上不穩固，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上，即金融市場可以安全地依賴自身的機制來調節。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為什麼不可能再拼湊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場需要全球性的監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規都是基於國家主權的原則。也有一些國際協議，其中最著名的是設立了最低資本要求的巴塞爾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