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

改革開放以來，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執政理念不斷豐富和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的範文，歡迎閲讀!

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篇一

一、成功經驗

1、堅持生命線地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思想政治教育是黨的事業的生命線。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2、堅持黨的領導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於黨的理論創新，解決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幹部羣眾的重大思想困惑。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挑戰和機會

3、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眾。

4、堅持利益原則，把思想政治教育與物質利益相結合。

5、加強制度建設，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相結合。

6、區分層次，把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社會發展不平衡，認識問題和看待事物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針對性。

7、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在新時代要樹立載體意識，重視大眾傳媒的載體作用。

8、重視學科支撐，走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道路。大力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思想政治教育隊伍專職化、現代化。

大學生思政的基本經驗與顯著成效

1、堅持把大學生思政的正確導向放到第一位

2、堅持德育為先思想。

3、堅持用改革開放成就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弘揚主旋律。 激發民族自豪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增強説服力，提升教育的實效性。主旋律：愛國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

6、堅持全員育人的格局

二、失誤教訓

三、優良傳統

第一狄月砹兄饕濉⒚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武裝人們頭腦的傳統。偉大的社會實踐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回顧黨的歷程，從北伐戰爭、土地革命、 抗日戰爭到奪取全國政權，從長期的革命鬥爭到社會主義建設，由於我們黨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啟發人們的覺悟適時地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時期，我們黨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滴渥骯憒筧褐諤乇鶚塹吃薄⒏剎康耐紡裕注重理解其精髓，整體把握其實質，不斷更新觀念，廓清思想上存在的糊塗認識，真正解決深層次的 問題。正因為有這一理論的武裝，我們黨取得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偉大成果。注重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人們是我們黨一貫的傳統。

第二凳凳慮笫塹拇統。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回顧我們黨領導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第三、平等待人的民主傳統。貫徹平等待人的民主原則，採取説服教育的方法，是我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貫作風，民主的實質是平等。 第四、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傳統。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整個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總體上説，它必須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去進行同時又必須同各條戰線的具體任務相結合。

第五、以身作則的傳統。要求黨員和幹部以身作則，是我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優良傳統。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提出了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教育者要以身作則。

第六、羣眾路線的傳統。黨在長期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創造和發展的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黨的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再次告訴我們堅持羣眾路線的極端重要性。以xx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一再要求在新形勢下應該更好地堅持和發揚黨的羣眾路線的優良傳統。

四、現實問題

(一)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沒緊跟時代發展步伐，現有的教育內容及教育方式不能滿足廣大被教育者的需求，現狀與目標有着比較大的落差。在思想教育的課堂上大多采用全盤的理論教授，注重理論忽略實踐，致使思想教育總體達不到預期的理想效果。

(二)的與機制不健全，教育機制比較單調，只是採取學校教師將思想教育相關內容傳授給學生唯一的途徑，沒有把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家長及社會環境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因而思想政治教育顯得如此孤立，沒有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立體化的，完善的的德育機制。

(三)我國廣大學生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學習，在其課堂上普遍感覺這門課程過於乏味，除了自身對這門課有興趣的學生之外，一般學生基本上沒辦法激發出其對於學習的興趣。這就表明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傳播思想文化外的過程中，運用的教育手段不能抓住學生們的注意力，即沒有找到合適的，有創意的，可以吸引大部分人眼球的良好教育方法。

(四)思想教育工作者的龐大隊伍同樣存在着綜合素養，專業文化程度不夠高等現象，嚴重影響着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前進的步伐。同時部分教師薪金太低，導致一些教師不滿足於自身的工作現狀，把目標寄予其他高薪行業，對教育工作得過且過，也嚴重損害了我國思想思想教育工作的整體發展。

(五)國家政府乃至學校，家長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宣傳力度不強，沒有領悟到思想政治教育對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學習的動力性不強。當下高校學生對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習一帶而過，馬馬虎虎，使思想政治教育達不到其本質的作用。

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篇二

世紀之交，對中國來説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新中國經歷了五十年的滄桑鉅變，二十年來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成就。改革開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慮成功究竟來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訓值得今後引以為鑑。倘若我們不能正確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就無法確保今後改革會繼續獲得成功，也無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許多缺點和困難。

改革開放獲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現在人們心中存在着許多困惑，為何改革似乎變得越來越令人痛苦，為何以前人們見面就問發多少獎金，現在見面卻往往問幾個月沒發薪了?為何八十年代不斷增加社會就業，而九十年代卻要忍受下崗的痛苦?

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同俄羅斯改革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許多人將成就簡單地歸於"市場與開放"，將改革方向歸於向"規範化市場經濟"過渡，但是，為何俄羅斯一開始就進行了"規範化改革"，市場轉軌和對外開放方面邁的步伐更大，卻反而遭到慘重失敗長期陷入困境呢?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九十年代以來，隨着我國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規範改革，經濟反而開始面臨着越來越多的困難，如企業普遍虧損和銀行壞賬增加，社會失業增長和貧富差距擴大，同俄羅斯金融危機前的病症十分相似。這説明，我國改革已走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刻，應該認真反思一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這樣做並非貶低改革開放的成就，而恰恰是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會重蹈俄羅斯改革的失敗覆轍。

改革初期，中國面臨的困難遠遠超過前蘇聯。八十年代前蘇聯的經濟發展達到很高的水平，國民收入相當於美國的67%，工業生產相當於美國的80%，鋼鐵、水泥、化肥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彩電、冰箱等消費品工業也頗具規模，軍事工業和高科技能夠同美國抗衡，沒有社會失業反而存在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制度也相當完善，而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革命"的劫難，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農、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消費品和物資存在着嚴重的匱乏，數千萬知識青年返城後待業沒有工作。儘管中國改革初期存在着更多的不利條件，但是，由於中蘇選擇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結果如此懸殊彷彿天壤之別，中國擺脱了困難走向了繁榮昌盛，而前蘇聯卻走向經濟崩潰和分裂解體。

改革初期，由於我國採取了符合國情的經濟改革道路，僅僅數年就扭轉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不僅消除了嚴重的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壓力，而且一舉解決了歷史遺留的數千萬知青待業的難題，出現了農、輕、重工業協調發展，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均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國各類輕工消費品呈現迅速增長，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的生產量，幾乎從零起步一躍成為世界生產大國，冶金、機械、建材等行業也高速增長，鋼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業品，其生產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糧食、肉禽蛋、水產品的生產量，也出現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長。相比之下，俄羅斯改革數年之後，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下降了一半，社會失業和貧困人口大幅度增長，不僅鋼鐵、機械等重化工業陷入衰退，電冰箱、洗衣機等消費品工業也急劇下滑，糧食生產下降了50%，畜牧業生產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業普遍陷入嚴重虧損，社會保障制度因税源枯竭陷入崩潰，98年還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八十年代，中國選擇了堅持社會主義的漸進改革道路，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有條不紊地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範圍的同時，仍保持了重大經濟比例關係的計劃調節，國民經濟實現了均衡的、協調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企業改革堅持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以廣泛調動各方積極性的責任制度創新為主，產權方面的改革則通過試點穩妥、漸進地進行。由於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係，採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利益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佔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衝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範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各個行業的各類企業均獲得了高速的發展。

有些人認為，經濟增長主要來自非國有企業，其實不然。八十年代，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税來看，國有工業均實現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税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税規模增長了69%。當時國有企業的比重遠處於領先地位，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税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主權，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於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正確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於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於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

其實，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税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於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税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税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35] 由於企業承擔税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税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説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由此導致了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徵。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佔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佔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佔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

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佔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佔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於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當然，由於鄉鎮企業的統計數據存在浮誇，國有企業的實際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趨勢卻是非常明顯的。

90年代，隨着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於'文革'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佔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36]

90年代以來，隨着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佔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複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淨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税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

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儘管我國採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37]

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税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儘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淨產值率和利税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於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

為何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的效益一直良好，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80年代，我國的工業結構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於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係，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後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

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係，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係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衝擊，而且還通過示範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經濟結構雖然有'二元'趨勢，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

但是，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後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後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佔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採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係失調。

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係，私營、外商企業不願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製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複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

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儘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税總額，仍然大大高於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税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台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佔全國大中型企業佔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於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因此，國有企業陷入困境必然牽動全局。

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並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台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願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週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複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採取先合資後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度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並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税負遠遠低於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

更為令人擔心的是，儘管我國採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產權重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實行企業破產和收購兼併，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等等，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96年國有企業的利潤比上一年下降了38%，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不僅比上一年增加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比較上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比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0%，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 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於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於統計不嚴格和浮誇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國內生產過剩和出口市場萎縮的衝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於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採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於'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於'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閒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着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採取各種途徑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税收，政府進行税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税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並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複建設，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後遺症一般採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税負、放鬆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後採取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沒有采取採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

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不輕易廣泛採取解僱、破產的辦法，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但是，由於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週轉困難，提高税負削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僱職工。

各地普遍採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賬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税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敞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衝擊，正處於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於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週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這説明，我們需要重新認為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恢復符合本國國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經驗，消除西方規範經濟理論和改革藥方的影響，而不應將改革方向簡單地歸為"深化市場改革"。

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篇三

作家狄更斯曾經這樣描寫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這是個最壞的時代，這是個最好的時代，這是個令人絕望的春天，這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我們前面什麼也沒有，我們前面什麼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來描述改革開放的中國。 從好的方面説，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有上層的決心、全民的支持，也因為遵循瞭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試點後推廣的路線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穩定;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創的法治;給人民帶來了言論自由、遷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憲政民主、權力分立制衡、獨立監督、新聞自由、公民社會、民眾問責、行政公開、陽光財產、民主財政、人權及公民權力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

從壞的方面來説，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戰略，沒有理論，沒有精心設計，沒有失誤矯正機制，除了經濟之外也不主動學習發達國家的其他東西，所謂“不爭論”、“摸着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放任制度化的特權、腐敗與道德墮落;儘管也反腐敗，也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但都是治標不治本，鮮有從制度出發解決問題的，有關方面也從來沒提出過反特權。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執政理念不斷豐富和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豐富，戰勝自然災害的能力越來越強，正因為如此快速的發展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問題和教訓。

70多年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説，“在我國，唯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用這句話來來理解當前的中國也是恰如其分的。在過去3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如果説我們有什麼真正沒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資源、環境和勞動羣眾的權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過多，給予的太少。

首先是環境污染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環境代價太大，資源過度消耗，為了謀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壞人民的生存基礎和生態環境。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經濟發展是要有代價的，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它對世界經濟做出的巨大貢獻，其代價就是中國資源與環境的嚴重損壞。

20xx年中國環境綠皮書指出：中國的生態環境“局部治理，總體惡化”。特別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澇;長城內外，沙暴連連。現有森林系統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和服務功能，正是因為質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採伐並轉化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屢遭破壞，大面積人工化和單一化，加之森林總體數量不足，分佈不均，因此無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國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自然災害愈演愈烈的勢頭。

中國正在為環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價。世界銀行20xx年發展報告中列舉的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佔了16個。中國許多大城市肺癌標化死亡人數增加了8~10倍。據研究，空氣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經濟成本約佔中國GDP的3%—8%，相當於廣東和上海GDP的總和。 另一個數據是，到20xx年，中國僅為燃煤污染導致的疾病就將付出3900億美元。

中國還是粗放型的生產方式，我們每增加1元的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國生產一噸鋼耗水是國際先進水平的10-40倍，開採一噸原油耗水是國際的6-26倍，生產一噸紙耗水是國際的3-10倍;企業的高消耗、落後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高污染。 我國城市缺水的狀況日趨嚴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質量有較大的下降，大面積的水污染已對城鄉居民生活飲用水源構成嚴重的威脅。一份報告表明，全國532條主要河流中，有436條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經的15個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個河段水質嚴重污染。

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濃度超過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由於SO2等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續增加，我國酸雨呈現逐年加重的趨勢，目前已覆蓋了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範圍。

其次是貧富差距問題。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xx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據國家統計局20xx年1月18日公佈的數據，20xx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農村居民純收入791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0:1，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據中國經濟網記者統計，3.10:1已經是20xx年來的最低值。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趙人偉和李實領導的收入分配課題組在20xx年時間裏所做的三次大範圍收入分配調查結果顯示，從1988年到20xx年，無論是農村和城市的基尼係數，差距都在拉大。有關統計也表明，近30年來，內、外資企業年產值平均增長超過10%，而除壟斷國企外的勞動者年工資增長率僅為1%-3%。這些情況都説明，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沒有隨着GDP的增長而同比增長。 如果把福利、補貼等因素考慮進去，一般估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6倍左右。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赤貧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xx年的平均收入比20xx年降低了2.5%。

20xx年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就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達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遞增0.1個百分點的速度測算，以及根據《中國經濟週刊》、人民網的報道：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5的危險值;中國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羣體的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羣體的收入之比)竟高達33倍(《中國經濟週刊》，20xx年6月26日)，而發達國家僅8—9倍。

再次是社會道德問題。理直氣壯地説我國社會道德的主流積極、進步、向善，這是基於事實作出的總體判斷。但這

決不意味着看不到當前道德狀況的複雜性以及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 以腐敗問題為例。在少數黨員幹部身上，風氣的敗壞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有的不讀書、不看報卻忙於庸俗的交際應酬;有的把有限的財力物力用於專給上級看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上，羣眾的困難、訴求卻長期得不到解決和迴應;有的地方、單位，正直廉潔、潔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膽大妄為卻成了“流行風”;極少數幹部甚至墮落到橫行霸道、欺壓百姓、貪污受賄、腐敗犯罪的地步。這些年各級紀委查處黨員幹部違法違紀的力度越來越大，貪腐分子越來越難以藏身。中央紀委的數據表明，被查處的貪腐分子，只佔黨員人數的極小比例。例如，20xx年1—11月，受黨紀處分的黨員佔黨員總數的1.1‰，而其中因貪污賄賂被查處的，僅佔受黨紀處分人數的2.6%。 以誠信問題為例。商業欺詐等現象屢禁不止，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問題尤為突出，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等等，讓一些羣眾發出了“還能放心吃什麼”的責問。這種情況，嚴重干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嚴重影響人們對社會道德狀況的評價。 以公德問題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機的兇殘、路人的拒救，交織成了面色冷漠的眾生相，似乎顛覆了不少國人的道德觀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識的人，成為一些人心中糾結不清的問題。災禍與“冷漠圍觀”結伴而行，已是當下尷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無人扶”，都會被作為道德滑坡的“標本”;頻仍的“助人為禍”，總能激起“好人難做”的嗟歎。究其癥結，不過是“行善有風險”，出手不得不謹慎。將道德流失歸咎於“世態使然”，是公眾一貫的邏輯轉化。“彭宇案”殷鑑在前，“做好事遭惡報”，誰還敢冒險救人?理由看似鏗鏘，其實是偽命題——真正道德，理應跳出物化的代價考量。 雖然改革開放成就與問題同樣突出、經驗與教訓刻骨銘心，但只要我們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勇於糾錯，改正缺點，努力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抵禦風險能力，讓上述的壓力、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