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心得感悟（精選5篇）

《烏合之眾》心得感悟 篇1

“躲貓貓”、“打醬油”、“70碼”、“人肉搜索”... ...這類事件如今已成為熱門甚至是流行詞彙。在這些詞彙的背後，積蓄着巨大的公眾情緒的力量。公眾情緒古已有之，只要有羣體存在，就會有這樣的情緒力量在民間不停流淌。這裏的“羣體”一詞不只是指聚集在一起的個人，而是心理學上的定義——即在某些既定條件下，並且也只有在這些條件的下一羣人。這樣積聚成羣的人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感情與思想轉向一個不同的方向，形成了羣體心理。對於公眾——這個龐大的羣體，則形成了集體式的公眾情緒。近20xx年間，國內的公眾情緒力量悄然興起，並且難以遏制地呈噴湧趨勢發展，成為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20xx至20xx年間，是中國發展階段的一個特殊時刻：申奧申博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徹底打開國門，兩代領導人之間的權利交接，突然到來的SARS危機，... ...這些並存的因素，都使得中國社會得到暫時性的氣氛鬆動。而互聯網業在經過20xx年的洗禮和蟄伏之後重入成長軌道並且發展呈狂飆突進態勢，這為信息的傳播和言論提供了寬廣的平台。人們似乎發現了一種強大的公眾情緒凝聚的可能性，及其所表現出的強大力量，可以對抗無處不在的政治權力。

公眾情緒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的體現可以説是20xx年的孫志剛事件——這個廣州大學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許志永律師憑藉着公眾情緒的支持和媒體的力量，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了，孫志剛事件也成為了中國法治歷史的里程碑。這是媒體和公眾力量挑戰長期行政法規的典範。今年的“躲貓貓”事件，“70碼”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正是由於公眾的持續關注與公眾情緒的反應強烈，對相關部門造成一定壓力，使得相關機構從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後不得不正面迴應，這對事件的調查有着正面影響。公眾情緒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現着力量。

但是，在公共訴求勝利的表面下，我們也不應盲目樂觀。我們所要注意的問題是：任何力量的過度放大，都會模糊背後的真實。20xx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驚世界，危難時刻中國社會各界掀起賑災熱潮。身處國外的深圳萬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之後，在地震當日當即做出萬科捐款220萬的決定。而此舉被認為是“摳門”，引來網絡上一片罵聲。5月15日王石在博客中為自己辯護，反而是被看做越辯越黑，加之媒體的斷章取義的報道，遭來公眾的漫罵譴責，萬科遭遇了企業內的8級地震。最後王石不得不向公眾道歉，“捐款門”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筆者看來，如果一定要説王石真的做錯什麼了的話，那就是：在公眾情緒處於高度敏感時，當感性成為公眾情感主流時，企業家，這些理性邏輯的信徒刺痛了公眾敏感脆弱的心。他對自我財富的捍衞，在公眾眼中顯得是那麼可惡。勒龐曾經説過：“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譬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羣體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羣體行為特有的屬性”。當公眾情緒遭遇商業理性，王石觸犯了眾怒，可以説徹底栽了個跟頭。公眾——這個龐大的羣體對這一事件普遍的惡評和討伐，掩蓋了中國社會的制度性缺陷，將危機引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這樣的聲音的出現，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 ...

根據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觀點，羣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個羣體中的個人，不過是眾多沙粒中的一顆，可以被風吹到無論什麼地方個人沒有主宰自己的反應行為的能力。“心理羣體是一個由異質成分組成的暫時現象，當他們結合在一起時，就像因為結合成一種新的存在而構成一個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會表現出一些特點，它們與單個細胞所具有的特點大不相同。”而造成組織化羣體這一特徵的原因，勒龐在羣體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中將之歸結為三點：

首先，羣體的普遍性格特徵受無意識支配。“人們在智力上差異巨大，但卻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無意識的深層結構中，包含着時代相傳的無數共同特徵，它們構成了一個種族先天的稟性。筆者認為，中國人的公眾情緒中經常混雜着自卑與自大。這種現狀的產生與中國在過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關，與十年動亂有關，與1989年之後中國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狀態有關，也與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狂飆發展所導致的人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發展不平衡，思想發展中出現大量斷層有關... ...這些都對種族的無意識構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捐款門事件中，還暴露出了中國社會地殼底層的一股憤怒的力量。這股力量包括了“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基礎秩序薄弱”、“生存壓力巨大”、“草根羣體挑戰精英羣體”... ...這些種種元素組合構成了公眾的無意識結構，最終在公眾情緒膨脹之時徹底徹底噴湧而出。

其次是由傳染現象導致。這對公眾情緒的形成起着決定作用，同時還決定着它所接受的傾向。傳染雖然是一種容易確定其是否存在的現象，卻很難解釋清楚。在羣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傳染性。這種特點在互聯網中表現地異常明顯。網絡上的聲音無礙乎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激進的情緒極端主義者，而另一類則是冷靜的理性主義者。情緒極端者的言論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們的言論受到越來越多的鼓勵和追捧，他們的聲音也日益響亮，聲勢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聲音則淹沒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則受到了情緒的傳染，情緒極端者的隊伍越發龐大。互聯網上最“鼓勵”那種情緒極端主義者的非黑即白的爭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緒傳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蓋了。例如20xx年5月前後熱議的“抵制家樂福”事件，正是公眾情緒所演化成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網站論壇、短信、郵件、博客等媒介，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染開去所導致的。對家樂福的抵制活動是由於當時反法情緒高漲所致。在此筆者不禁要問：在名為愛國的旗幟之下，真正損傷的是誰的利益?!這種缺乏理智情結和客觀依據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羣體在自激、自瀆中不斷地氾濫膨脹，對於社會的進步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第三點則是羣體易於接受暗示的表現，這也正是上面所説的傳染所造成的結果。20xx年5月，一篇題為《廣州香蕉染“蕉癌”瀕臨滅絕》文章，報道了廣州種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馬病的嚴重情況，並在後續報道中稱這種“香蕉癌症”將給廣州、甚至全國的香蕉種植帶來“滅頂之災”。 沒想到，這一關於香蕉樹常見病的消息，經網站論壇、短信、郵件、博客等各種渠道以訛傳訛，最後竟變成了“吃香蕉致癌”這樣的恐怖傳言。消息、傳言、謠言鋪天蓋地的結果就是：香蕉滯銷，蕉農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香蕉爛在樹上。這個事件中駭人的傳播力量，是羣體接受過暗示之後所創造的。羣體通常總是處於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當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開始，傳染性暗示的過程就開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這一理論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傳染的推動下，一個個體編造的所謂“事實”——“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立刻就被多數人接受。而這種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於感情的宣揚會造成難以想象的惡劣影響。據相關政府部門不完全統計，自20xx年3月13日某媒體消息見報後的43天裏，廣東、海南的蕉農因謠言而造成的損失至少達7億元之巨。

最後一點即第四條造成組織化羣體特徵的原因，則是筆者的個人總結：在羣體中個人的責任感會消失，並且會導致慾望的宣泄。僅從數量上考慮，形成羣體的個人會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這使他敢於發泄出自己本能的慾望，而在獨自一人時，他必須對這些慾望加以限制。羣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樣一來，總是約束着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經常只能在集體的行動中才能找到意義，因此我們的勇氣總是通過羣體來表達的。在羣體中個體擺脱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覺到了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強大的力量，人們平日遏制的慾望在羣體中大量宣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眼中的網絡中的民意，總是充斥着傻氣和殺氣。似乎打字的鍵盤至於腎上腺激素緊密相連，網絡中的言論與頭腦無關。

這種公眾情緒的高漲與氾濫，並非是“中國特色”，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都會面臨這樣的過程。隨着中國的不斷納入世界，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人的身份敏感性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這與中國人由歷史原因所導致的過分自卑有着密切聯繫。對於民意狂熱的現狀，我們應做冷靜理性的認識，不應消極悲觀，更不應盲目樂觀。這可以説是一個社會從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讓一種模糊的情緒，(換而言之即一種情緒幻覺)成為一種真正的信仰。如果當這種誇張和單純的情緒成為一種真正能夠主宰羣體的力量，它對社會的傷害將難以估量。

筆者驚奇地發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歷史是可以複製的，歷史已經讓我們看到了1890年—1920xx年間，美國如何在兩代人的努力下，變成了一個相對幸福、公正的社會，抑或是1976-20xx年間，西班牙如何從佛朗哥年代的壓抑、封閉，變成了開放、自由、富有創造力新國家。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社會現在的處境只是個過渡階段。雖然前面的道路佈滿荊棘，但我們終能走過去。最後我想説的是：我很慶幸生活在這個充滿激情和變化的年代，能夠見證這樣一段不可複製的歷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點過去。

《烏合之眾》心得感悟 篇2

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學者勒龐是個保守派社會精英，他反對傳統的國家主義，反對新興的集體主義，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義。他生活在法國革命不斷的年代裏，經歷過巴黎公社和法蘭西第二帝國等歷史時期，親眼目睹了法國民眾在傳統的信仰與權威崩塌後，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羣野蠻、善變、極端的原始人，在少數人的慫恿下，民眾會毫不猶豫地做出駭人聽聞的暴行，事後卻要求愛國主義的榮譽勛章。於是，勒龐在他的傳世名作《烏合之眾》中總結道：民眾缺乏理性，依賴於信仰與權威的引導，用想象來判斷，模仿他人行為，簡而言之，民眾是盲從的。

很不幸，我們也是“烏合之眾”，我們也會盲從。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裏，多元化的價值體系與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們愈發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而開始追求信仰的庇護和權威的支持，兩者共同的結果，就是解釋古典人生哲學的于丹教授的走紅。

《地球是平的》一書預見了一個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未來。我以為，在互聯網的衝擊下，政府將失去左右輿論的能力，民眾將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民主會成為必然的趨勢;同時，國際間競爭使政府必須擁有更高的效率，民眾必須賦予政府更多權力，集中也會成為必然的趨勢。因此，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將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權威民主雙向加強的模式，即民眾選出強力領袖，由他來行使巨大的權力。這一切，正如勒龐所言。

勒龐曾預言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必將是艱苦的過程，也曾預言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必將迎來更加極權的專制。他的“烏合之眾”心理學認為：民眾為了追求幸福，會願意犧牲自由，追隨強力領袖，賦予他絕對權力，併為他所宣揚的理想犧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這個片面的觀點得到了歷史的有力映證——二戰、文革——民眾哪一次不盲從?哪一次不為瘋狂的理想而瘋狂地殺人?

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心理學，瞭解是什麼讓我們盲從，如何克服盲從，從而確保一個穩定發展的幸福未來。

在連續讀了佛洛伊德批判繼承勒龐思想的《羣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和當代學者寫的討論羣體盲從行為的《影響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術的書籍後，我傾向於用“催眠”與“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論來解釋“烏合之眾”的盲從。

“催眠”是指個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戰勝和控制。強大的羣體意志戰勝和取代了個人意志，個人被羣體催眠了。(前面我專門寫過一篇關於催眠的文章了，所以這裏就不細談了)

無論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傾向，心理學上稱之為“同步”。由於人天生都是自戀的，所以愛屋及烏，會喜歡與自己相似的人，即“認同”。為了讓其他人喜歡自己，以便搞好關係實現合作，人會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認同”與“求同”合併在一起，就是一種“同步”，它彷彿是人類在進化的過程寫入自己DNA裏的基礎核心程序，是一種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對這一本能的總結。別人饋贈我，我就回贈他;別人攻擊我，我就回擊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賺錢，超市裏那些免費品嚐的甜點，在“同步”作用的幫助下，總是能讓消費者乖乖地買下自己本不必買的東西。此外，銷售人員千方百計地與消費者套近乎，也正是為了博取一種“同步”。

烏合之眾的盲從，正是“催眠”與“同步”共同作用的結果，催眠使我們變成了盲目之輩，而極端強化了“同步”效應，使得我們不受理性與道德的約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來。“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謹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領。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經常提醒自己，不盲從，不隨波逐流，做一個有獨立人格的自我。

PS，談點關於“同步”的題外話。

在與人交談時，模仿對方的表達方式，如語氣、姿勢、詞彙、節奏等，通常可以達到更好的溝通效果。所以，與父母溝通時要用家長的方式，與孩子溝通時要用孩子的方式，一旦反串，結果就很糟糕。多數時候父母與子女的溝通不暢，就是因為彼此都堅持自己的方式，而不願意主動與對方“同步”。

人不只與他人同步，還努力實現與自身的“同步”，即前後一致性。因此，先問兩個問題，讓對方做出“肯定”回答後，再提一個過分的要求時，對方會很難拒絕。

“同步”也有副作用。如街頭有人需要救助時，由於過路人都不知情，因此，他們只會觀望他人行為，以期用“同步”來避免犯錯。如果其他人都無動於衷，則人們也會“同步”這種無動於衷，結果便是一種“社會人情淡漠”的假象。針對這種現象，求助者只需指定一個幫助者，道明原因，並指明要求幫助的內容，使對方開始行動，便會幫你贏得更多人的“同步”協助了。

《烏合之眾》心得感悟 篇3

1985年4月23日，可口可樂首位外籍CEO古巴人郭思達在紐約宣佈，可口可樂更改其行銷99年的飲料配方，以新可樂取代老可樂。此舉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浪潮。老對手百事可樂在一旁坐收漁利、樂不可支。至6月底，新可樂的銷量仍未見起色，可口可樂被迫向市場屈服，宣佈恢復老配方的生產。管理層並未全盤放棄新可樂，但這個新配方的產品(後更名為“可樂Ⅱ”)在5年後終因缺少購買而消亡。可口可樂更改配方被《紐約時報》稱為“美國商界一百年來最重大的失誤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對公眾情感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萬科董事長王石作為一位資深職業經理人，應對這次四川大地震，也犯下了類似的錯誤。他在博客裏寫道，“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以及“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為負擔”。這些個人言論同樣引發了公眾的抗議浪潮，並嚴重影響到公司品牌形象、股價和產品(房地產)的銷售預期。

平心而論，王石的言論本身在立論上是站得住腳的，甚至堪稱理性，與巨大天災面前全社會普遍情緒化的反應相比顯得難能可貴地清醒。但問題出在，王石混淆了他三項不同身份之間的界限。

他有哪三項身份呢?

首先當然是上述職業經理人的身份，王石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房地產職業經理人” ，他也一向以此為傲;其次是萬科品牌代言人，王石最廣為人知的個人愛好是登山，他把這項個人愛好與萬科的企業精神成功地聯繫在一起，成為萬科事實上的形象代言人，以奧運火炬在鵬城傳遞的相關報道為例，不少報道都提到“萬科董事長曾登頂珠峯的王石傳遞火炬”*，可見萬科、王石、登山這三者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聯結，並直接關係到萬科的品牌形象;第三是意見領袖，這一重角色是基於前二者所帶來的話語權優勢而次生的，通過公開場合言論及個人博客等方式發揮社會影響力並營造其個人形象(進而強化企業形象)，亦經常間接為其職業經理人身份及企業利益服務(如：“樓市拐點論”、“樓市無壟斷論”等)。

我們知道，一個企業的品牌價值是動態的，處於不斷被評價、不斷被重新估值的過程之中。成熟的企業應該避免主動惹起爭議、波及企業形象，致使品牌價值受損。上述可口可樂改變配方引起的品牌危機就是一次典型的“無事生非”。而職業經理人的基本要求是忠誠勤勉、任事謹慎，凡事以企業利益為先，切忌因個人行為對企業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因此，如果王石僅僅具有意見領袖的身份，他發表以上言論並無不當;但正因為他的三項身份密不可分(尤其第三重身份源自前兩項)，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機，他説這些話之前，更應該對公眾情感的走向及可能激發的反應進行必要的評估和正確的體認，以免因個人“理性的狂熱”激起眾怒、殃及企業。可惜的是，王石理應具有的職業操守卻未能戰勝個人言説、表態的衝動，甚至還試圖挾一己企業員工之眾、共同挑戰社會公意(雖然這種公意不一定是明智的)，儼然在以卵擊石。(其實，萬科捐200萬為限、員工捐10元為限，本可以靜悄悄地去做，完全不必釀出這樣一場軒然大波。)另外還一種可能，王石表面上是以意見領袖身份提供獨立見解，其實卻是在製造逆向營銷，因為宣佈鉅額捐款的企業太多，非此不足以標新立異。那麼從後果來看，他顯然是誤判並失敗了。不論如何，在此次風波中，出風頭與愚蠢，王石的表現二者兼具。

相比較而言，神舟電腦董事長吳海軍“內部字條”“流出”事件(字條批示“希望沒有向災區捐款的員工離職”，甚至“還罵捐了款仍有怨言的員工是混蛋”)，雖然同樣引起爭議，但吳海軍對公眾情感的判讀明顯比王石精準。雖然王石的言論看起來更加理性、立意更長遠，吳海軍的批示則已經觸及了我國勞動法律法規的底線，但王石的“賣直”在輿論及公眾反應上卻輸給了吳海軍的“血性”。

依照勒龐《烏合之眾》一書對羣體心理的分析，“羣體不善推理，卻急於行動”，“羣體因為誇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譬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羣體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羣體行為特有的屬性”。引領還是對抗羣體感情的狂暴，就成了個人英雄表演成敗的關鍵。意見領袖也許可以採取與公眾為敵的招人厭憎的先知姿態，職業經理人卻不可以，因為他首先必須對企業負責;品牌形象代言人更不可因個人的言辭魯莽而拖累企業。這一次，王石以一項身份進行的表達卻觸犯了另兩項(更重要的)身份的禁條，可謂是徹底栽了個跟斗。

可口可樂更換百年配方之前經過了數年的客户調查和大規模的口味測試，因此事後分析認為“口味測試出賣了可口可樂”，換言之，可口可樂犯下的是可以原諒的錯誤，而郭思達也以迅速的改弦易轍來化解這場信任危機。與之相比，王石此次錯誤則屬純粹的個人行為，我們可稱之為“不自量力的傲慢”。既然大錯已鑄成，王石更應該向郭思達學習，本着對企業和股東負責的職業精神，向“羣體感情的狂暴”低頭，謙卑而誠懇地進行危機公關，以求化解此次無端惹出的風波。若非如此，適合王石乾的，恐怕不是萬科董事長的職位，而是南方報系的時評撰稿人。

《烏合之眾》心得感悟 篇4

《烏合之眾》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羣體心理學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的名著，初次出版於1895年。該書深入淺出地剖析了羣體的諸種特點及其成因。全書分為三卷，依次分析了羣體的感情和道德觀，羣體的觀念、推理與想象力，羣體的意見，羣體領袖等，深入透視了社會服從和過度服從、趣味單一、羣眾的反叛、大眾文化、受別人支配的自我、羣眾户外、人的自我異化、官僚化過程、以及無意識在社會行為中的作用。

這部著作在國際學術界有着十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弗洛伊德曾評價説：勒龐的這本書是當之無愧的名著，他極為精緻地描述了羣眾心態，這部著作對於我們這天認識和研究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現象依然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發好處。

勒龐認為一羣人聚在一起可以構成形式上的羣體，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羣體。只有當羣體中的成員的自覺個性走向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轉向不同的方向，集體心理和共性特點取代了每個人自身的特點時，這些聚集成羣的具有共性特點的人就進入了“心理羣體”的狀態，稱之為“組織化羣體”。

書中説組織化羣體的普遍特徵是集體的全部感情和思想朝着一個明確的方向發展，在我看來羣體的這種特徵是一把雙刃劍。以國家發展為例，當國家制定了一個正確合理的發展方向後，國民凝聚力和向心力會大增，國家發展各種政治、經濟、文化事業時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國家會實現飛躍性的發展;然而當國家制定的發展政策出錯時，或者説羣體受到錯誤引導時，對國家所造成的破壞也是令人震驚的。

勒龐在書中還提到通過羣體內部的傳染現象，心理羣體中的成員之個性消失，無意識的個性逐漸增強，羣體中每個人會做出無意識行為。個體在獨自存在時，迫於法律、道德等種種限制加以剋制的慾望在集體活動時就會顯露出來甚至付出行動，個體可能會做出在以往絕不敢做示 威、遊 行等集體活動極易演變為暴力事件”，法國近期的“黃背心”抗議活動也驗證了這句話。

在勒龐看來，羣體的產品不管性質如何，與孤立的個人的產品相比，總是品質低劣的。在現實意義下，我們應警惕自身，認識自己，保持自己的人格，做一個清醒的自由人，尤其是在羣體更要凸顯。

《烏合之眾》心得感悟 篇5

這是一本關於羣體心理學的書，看此書，是為了更好的瞭解自己和他人，願做個明白人。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都離不開羣體，有時候夜深人靜，獨自一人時，有時候會疑惑，我為什麼説那樣的話，做那樣的事，我又為什麼被羣體那樣對待。也許是受“烏合之眾”的影響，無意識的按照羣體的意識去行為。

第1章中説，作為羣體一員後，智力會被拉低，情緒會被羣體左右。舉兩個例子：第1次爬山時，在驢友的暗示傳染下，我穿着長靴長羽絨服，翻過一個又一個山頭，竟然走完全程。培訓現場，前後左右都在刷手機，我也會刷手機。

中篇第一章中説，“在間接因素之中，有些因素普遍存在於羣體所有信仰和觀念的底層深處，這其中包括種族、傳統、時代、制度和教育。”

前四個因素，在長久的歷史中，基本已經根深蒂固，我體會不了。最後一個教育，則深有體會啊。

“一個國家為年輕人提供的教育，昭示着這個國家以後的面貌。”

我看不出國家怎樣，但經歷幾十年的.教育，可以看出我現在是啥面貌。

如書中所批判的，“它讓接受教育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並極力想從中逃離出去。工人不想再當工人，農民不想再做農民，下層資產階級除讓子女從事政府公職外從不考慮其他可能的職業。”

學生生涯，“一天之中，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張黑板，連續兩小時學習各種科目，他們儼然已經成為知識的活體容器。”

畢業後，“他們安頓下來，結婚生子，落入生活的俗套，兜着同一個圈子，囿於狹隘的個人職場;他們認真完成本職工作，僅此而已。”

這就是我現在的面貌。

雖然國家在教育改革，但羣體的觀點早已深入骨髓，我看我家娃，同樣深陷教育泥坑而無能為力啊。

我們怎樣免於羣體的裹挾呢?

我覺得，有時候就算自認為是一個人，一個人散步、一個人刷手機，若沒有自己的判斷和思考，不知道“我是誰?從哪兒來?到哪裏去?”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的想法行為都是身處羣體的反應，即時刻被羣體裹挾着，如何保持清醒、獨立判斷麼?

在羣體的專有特徵當中，比如衝動、急躁、毫無推理能力、缺乏判斷和批判精神、情感誇張等，聽上去都不是好詞兒，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緒。

我覺得看書，可以幫助提高我們的認知，知道的多了，總會有點批判精神吧，所以生活中要抽時間多看書。看書一定要注重思考，很多時候我們懶得思考，看書也需要動腦，所以執行看書這個動作有時候就挺難的，我們要控制自己的思緒去看書，我之前看一本書中説練習冥想可以幫助我們馴服胡亂奔騰的思緒，但冥想對我來説太難了，我不會，書中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方法，感受自己的呼吸，吸氣、屏氣、呼氣、屏氣，一直循環，不知道有沒有用啊，因為我也沒實踐幾天，書裏説有用，哈哈。

願我們都是明白人，不隨便跟着羣體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