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校長講話

南開大學原稱私立南開大學，坐落於天津市南開區八里台，是國家985工程、211工程和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性高校。下面是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南開大學校長講話，僅供參考。

南開大學校長講話(一)：

親愛的20xx屆畢業生同學們，老師們，畢業生親友們：

首先，我代表學校向20xx屆全體本科和碩士畢業生表示熱烈的祝賀!

在這個莊重的場合，請大家起立，以虔誠之心，向嚴修、張伯苓、楊石先等立校先賢，向周恩來、陳省身、郭永懷、劉東生等學長楷模，向為學校提供無私捐助的各界賢達和海內外合作者，向長期支持南開發展的全國人民和天津人民，致以由衷的崇高敬意!

我還提議，請同學們向你們的父母、老師、同學以及所有關心和支持你們成長的人們，報以最熱烈的掌聲!

今年，學校分別在八里台和津南兩個校區舉行畢業典禮，材料學院和金融學院的首屆畢業生參加典禮，這體現出學校的新變化。然而，不論是新的校區佈局，還是新的學科佈局，都多有不完善的地方。在此，我代表所有在校師生向出校同學鄭重承諾，我們一定秉公盡能，把南開發展得更好，讓同學們更加為之自豪。

同學們，你們即將接過的畢業和學位證書，承載着國家、社會和南開對你們更高的期待。為此，在這個畢業快樂的氣氛中，我要向各位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請各位進行嚴肅地思考，這就是：怎樣才能讓我們的人生有價值?

其實，這也是我本人畢業30年來不斷思索的問題，有很多感悟願與大家分享。這裏我講最重要的兩點：

第一，堅守誠信底線

誠信乃做人立身之基，人生的大廈壘得越高，誠信之基就越加重要。整整一百年前，張伯苓老校長對南開畢業生説，“誠之一字，為一切道德事業之本源，吾人前途進取應一以是為標準”，“既深知之，即力行之”。南開人做學問要誠、經商要誠、從政要誠、交朋友要誠、對待家人也要誠，唯有誠信，才可能贏得事業、贏得朋友、贏得幸福。失誠的反例，在南開雖不算多，但也有。就在你們同級同學中就有4人因嚴重作弊失誠受校紀處分，不能取得學位，令人深為痛心。真誠地希望他們痛改前非誠實做人，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真汲取教訓，尤其是在法律、規矩、紀律面前，千萬不要作弊取巧去攫取個人的私利。前不久，我看到同學們寫的一幅楹聯，“一人誠信一人立，天下誠信天下興”，它不僅道出誠信與立身的關係，而且引出了個人誠信和社會誠信的關係。當下社會上失信的情形不少，我們切不可以此作為自己不誠的藉口，而應以自身對誠信的堅守作為建設誠信社會的前提。

第二，把牢為公方向

南開人是志向為公、擔當天下的人，我們深知人生的價值是在其社會性的維度上衡量的，我們更知真正的自我價值只有在對社會貢獻中才能實現。竭盡所能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們南開人的“為公”的人生觀。張伯苓老校長曾對1935屆畢業生説，“諸生功課已畢業，此後應思如何為國為公，方不愧為南開學生”。那麼，我們20xx屆畢業生應該怎樣思考為國為公呢?當代最大的公，就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就是推進社會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而這一切，需要一代又一代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人們為之奮鬥，你們應該努力成為其中的佼佼者。

就在你們行將畢業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吹響了建設創新強國的進軍號，這也是祖國對你們的召喚。讓我們的國家在20xx年躋身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年成為創新強國，這一時代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你們這一代的肩上。對你們來説，“知中國”就要知中國之創新需求，“服務中國”就要投身於創新實踐，在創新中實現人生價值，用行動證明你們無愧於這個偉大的創新時代。然而，創新是充滿風險和困難的。只有堅持為公，我們才能有不竭的創新動力。只有堅持為公，我們才能傳承發揚80年前周恩來等南開人在萬里長征中所表現的那種不怕任何艱難險阻的偉大精神，用創新驅動中華振興。

同學們，有位偉人講過一段精闢闡述人生價值的話， “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位偉人就是卡爾•馬克思。我以這段話作為畢業贈言，與大家共勉。

南開大學校長講話(二)：

各位理學、工學、醫學博士同學們、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首先，我由衷地感謝大家對學校作出的貢獻，各位博士在過去幾年中辛勤的創新性的工作，已經沉澱在相應地學科發展成果之中，各位還積極參與了教學改革、社會服務和校園文化建設並以各種方式對學校的改革發展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大家在畢業季對學校的期望和愛戀，使我和我的同事們頗受教益、鼓舞和感動。我想，畢業不是再一次訓話，而是師生之間真誠的依依不捨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勵。學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盡能、永遠向上，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同時，我們要向大家承諾“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要從我們做起。我們希望大家不辜負母校的培養，我們在母校工作的師生員工呢也一定不辜負同學們的希望，秉公盡能、改革創新，推動南開不斷向上。

第二，作為大家的朋友，在同學們人生的關鍵時刻，想提醒各位在祝賀與讚揚聲中冷靜下來想想：今後最大的危險是什麼?我看最大的危險不是外部環境中可能的種種不利因素，而在於內心的鬆懈和失誠。據我觀察，有些人的人生軌跡的最高點是他(她)獲得的最高學位。因為他們是以追求學位為動力的，學位到手後就沒有動力了。這樣的人既使擁有了像博士這樣最高的學位，也很難有真正的人生價值。人類發展史告訴我們，個體的價值並不在於他(她)有什麼銜、做多大官、賺多少錢、住多大房等等，而在於他(她)對社會的貢獻。我們南開講允公允能，是為公盡能，為振興中華盡能，從而實現自我。我們要不斷向上，不是追求個人騰達，而是中華崛起，為此不懈努力。再一個更大的危險是失誠，剛才張偉剛老師講了很多，希望大家踏踏實實堅持幾十年。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上週在八屆八次學位評定委員會上，學校做出了撤銷3位往屆生學位的決定，其中兩位是碩士，一位是博士。那麼，這位博士為什麼會被撤銷學位呢?因為他急功失誠，不惜犧牲誠信而以剽竊的手段去多發論文，結果釀成大禍。這個決定對他來説是災難性的。但我們早點做出這樣的決定是早點為他“止損”，我希望他能幡然自新並重新站起來。我真誠地希望大家能吸取這個教訓，堅守誠信這條生命線。南開校歌説，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三達德”，南開人又加上“真純”，意味深長!張伯苓先生在99年前的畢業典禮上要求南開畢業生要“細味不誠無物之言”，我們確實應該共同“細味”之。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見賢思齊、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獲得的這個學位是一個最高的學位，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學位。剛才李榮觀同學非常豪邁的講了一句“我們畢業了!”我想這是大家應得的。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複慶賀的話，我想以自已獲得博士學位20xx年來的切身感受告訴大家，這個最高的學位，它並不代表着最高的榮譽，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它卻代表社會對大家極高的期待。因此，我們要自覺地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對南開博士而言就要用更高的公能標準要求自已。這裏，我想講一個人物，把他作為我們的榜樣，來理解什麼是更高的公能標準。

因為在座的是理、工、醫的博士，我們就講講楊石先先生。楊石先先生是我們南開大學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不久前，我們學生排了一個話劇，叫《楊石先》，屬於全國都在做的一個系列，叫“共和國科技的脊樑”，這裏面有清華排的《鄧稼先》，也有我們排的《楊石先》。他在南開做校長比張伯苓先生任職的時間還長。他從1948年一直到他去世始終擔任校長或者名譽校長。他在張伯苓做校長的時候就是張校長辦大學尤其是理科的主要助手。楊石先早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然後到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先是學習農業，後來學習應用化工，1923他在康奈爾大學畢業之後，拿到碩士學位，就回到我們南開大學任教。從1920xx年一直到楊先生1985年逝世。今年是他去世三十年，他去世後把他的骨灰灑在了我們的馬蹄湖裏面。他就沒有離開我們的南開大學。他在1920xx年的時候，再一次到美國的耶魯大學深造，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他又回到了南開大學，繼續任教。在西南聯大，他擔任了化學系的系主任，還擔任過教務長，而且還曾經代理梅貽琦擔任學校會的主席。抗戰勝利以後，他受張伯苓先生的委託，到美國做學術訪問，同時為南開復校招聘人才。他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作出了出色的成就，得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榮譽。1948年他準備回國，那時候他的同事非常不理解。因為大家知道，1948年是我們中國當時內戰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戰火紛飛。所以他的同事對他説：“你們國家正在打仗。華北很快會成為戰場了。你可以把家眷接過來，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我們特別需要你這樣的人才。”楊石先先生説：“我們的國家更需要人才。我要回到國家去工作。”他毅然就回到了戰火紛飛的祖國。他回來以後，很快平津戰役爆發了，他和黃鈺生等一起主持學校的工作，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拒絕當時國民政府要求南開大學南遷的決定，同時也拒絕了當時國民政府提出來要派飛機協助南開教授到南方去的要求，保衞了學校，把南開大學完整地帶到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不僅長期擔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和校長職務，而且是中國化學發展的領軍人物。1956年他作為化學組組長參加了新中國第一個20xx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工作，他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解化學科學和國民經濟的關係，並身體力行地開闢了化學直接為國民經濟服務的道路。他在周的關懷下，建立了中國高校最早的專門研究機構，這就是南開大學的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在農藥化學以及有機氟、有機硅、有機硼、金屬有機化學等許多方面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在文革中他被打倒受迫害，但他在逆境中憂國憂民，千方百計堅持科研，親筆上書周要求保留元素所。楊先生是在1985年2月19號逝世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他公開發表的最後的文章。是在1982年連續發表的兩篇文章。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化學要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學術進展做出更大的貢獻》。請注意楊先生是把“經濟繁榮”放在“學術進展”前面。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做《祝化學工作者為中華崛起做出更大的貢獻》。在這篇文章裏，他強調了近代化學在農業、能源工業、材料科學、計算機科學、激光技術、空間技術、高能物理和遺傳工程等重要國民經濟和重要領域中不可缺少的基礎地位。尤其在能源工業和材料科學中，化學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對能源的綜合利用、常規材料性能的改進以及新型材料的合成，都起着關鍵的作用。在這篇文章裏他還特別提到“生物大分子合成和配位場理論研究”的進展。在文章的結尾，楊石先先生説：“我殷切地希望化學界的同事們、朋友們和中青年同志們，發揚老一輩化學家艱苦創業的精神。按照陳雲同志講的‘不唯上，不唯書，只為實’，以堅強的意志去探求未知、追求真理，把畢生精力獻給化學事業，祝化學工作者為中華崛起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是楊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囑託。如果把他文章中的“化學”兩個字改成“科學”兩個字，那麼就是對所有學科的年輕的科學工作者的囑託。楊石先先生是一代公能楷模，他的一生給我們詮釋了什麼是“美哉大仁智勇真純”的公能境界。怎樣才能做他這樣的人?值得我們各位博士和每位老師仔細的想想，細味之。

謝謝大家!

南開大學校長講話(三)：

各位哲學、法學、文學、歷史博士們、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首先，我由衷地感謝各位博士對學校作出的貢獻，各位在過去幾年中辛勤的創新性的工作，已經沉澱在相應地學科發展成果之中，各位還積極參與了教學改革、社會服務和校園文化建設並以各種方式對學校的改革發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大家在畢業季對學校的期望和愛戀，使我和我的同事們頗受教益、鼓舞和感動。我想，畢業典禮不是又一次訓話，而是同志之間真誠的依依不捨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勵。學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盡能、永遠向上，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同時，我們要向大家承諾“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要從我們做起。我們希望大家不辜負母校的培養，我們在母校工作的師生員工也一定不辜負同學們的希望，秉公盡能、改革創新，推動南開不斷向上。

第二，作為大家的朋友，在同學們人生的關鍵時刻，正如剛才袁鬆所講，是獲得了最後的最高學位的時刻。我想提醒各位在祝賀與讚揚聲中冷靜下來想想：今後最大的危險是什麼?我看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環境中可能的種種不利因素，而在於內心的鬆懈和失誠。據我觀察，有些人的人生軌跡的最高點是他(她)獲得的最高學位。因為他們是以追求學位為動力的，學位到手後就沒有動力了。這樣的人既使擁有了最高的學位，也很難有真正的人生價值。人類發展史告訴我們，個體的價值並不在於他(她)有什麼銜、做多大官、賺多少錢、住多大房等等，而在於他(她)對社會的貢獻。我們南開講允公允能，是為公盡能。剛才袁鬆引用了張伯苓先生的話，公，是大公。什麼是大公呢?是中華民族的振興，是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在這樣的事業中，追求我們自我價值的實現。

我想另外一個比懈怠更大的危險是失誠。這件事本來是不值得在這樣一個場合來講的，但是非常遺憾，上週我們召開了八屆八次學校的評定委員會會議，也就是審批各位學位授予的這次會議，同時做了一個撤銷學位的決定，撤銷了3位往屆同學曾經獲得的學位，其中兩位是碩士，一位是前年我們授予的博士學位。那麼為什麼撤銷他的博士學位呢?因為他急功失誠，不惜犧牲誠信，採用剽竊的手段去多發論文，結果釀成大禍。我們知道，這個撤銷學位的決定對他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所以我們在投這一票的時候也是感到扼腕歎息。我想這對於這位同學來説也是一次果斷的“止損”，也希望他能幡然自新並重新站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認真吸取這個教訓，堅守誠信這條生命線。待會兒我們要唱校歌，南開校歌非常短，可以説是字字璣珠，其中講到，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的“三達德”，南開人又加上“真純”，意味深長!張伯苓先生在99年前的畢業典禮上要求南開畢業生要“細味不誠無物之言”，我們確實應該共同“細味”之。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見賢思齊、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獲得的這個學位是一個最高的學位，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學位。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複慶賀的話，我想以自已獲得博士學位20xx年來的切身感受告訴大家，這個最高的學位，它並不代表着最高的榮譽，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但卻代表社會對大家極高的期待，代表着社會、我們的同事、我們的組織將來會用更高的標準要求我們。因此，我們要自覺地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來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對南開博士而言，就是要用更高的公能標準要求自已。這裏，我想講一個人物，把他作為我們的榜樣，來理解什麼是更高的公能標準。

因為在座的是文史哲法的博士，我就講一位我們南開的知名的人文學者，他就是雷海宗。雷先生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然後到美國的芝加哥主修歷史、輔修哲學，他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回國在清華等多所大學先後任教。在西南聯大時期，他是西南聯大的歷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時，他轉到南開來工作。雷海宗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在史學界獨樹一幟的學者，對中國史、世界史、思想史、史學史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樹。他創造性的打破了歐洲中心和王朝沿襲體系的這樣一個世界通史新的體系。對於他的學術貢獻，大家可以看何炳棣先生回憶的文章。何炳棣是他特別喜歡的一個學生，西南聯大時期的學生，後來是美國很著名的歷史學家。雷先生在抗戰之初，南京陷落之後，很多人對抗戰失去信心的時候，發表了《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以歷史的宏大眼光論證抗戰必勝、民族必興，引起很大的反響。抗戰勝利後，他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聞一多先生被特務暗殺後，他不顧危險主動參加5人治喪委員會，並親自保留了槍殺好友聞一多的子彈頭，作為對亡友的紀念和對反動派的抗議。非常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優秀的學者在竟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處境非常的艱難。但是他依然堅持學術研究。那時他已經不能用自己的身份去寫文章發表文章，他就翻譯西洋一些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並且在上面做了很多注，反映了很多他的重要的學術思想。1961年的時候他被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仍然繼續接受批判和改造。由於他當時身體非常不好，所以他在1962年恢復上課的時候，從醫院僱三輪車到教室為同學們上課。我曾經看到史學家肖黎先生寫的一段回憶叫《最後一課》，這裏面形容這麼一個場景：“上課鈴響後，只見一位小老頭拄着枴杖，一步一步的挪動着雙腿，吃力的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此刻，教室裏異常安靜。突然，洪鐘般的聲音響起，只見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與他剛進教室時簡直判若兩人。最難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後一課，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程，猶如迴光返照，他一直處於亢奮之中。情緒十分激昂，聲音更加洪亮。課間休息時，同學們還是竊竊私語，不敢和他接近，因為當時他是“右派”。他仍然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裏。我神差鬼使地走過去，就是想和他説幾句話。不知從哪裏來的勇氣，我壓低聲音説：‘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異樣的眼光注視着我，他點點頭，什麼都沒説。最後一堂課結束了，依然沒有例行的致意和掌聲，雷先生孤獨地拄着枴杖走了。在這難以言表的時刻，同學們都走到了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醫院的車，漸漸遠去……”這裏講的是1962年的11月雷海宗先生在南開校園裏上的最後一課。雷先生1962年12月25日去世。請同學們想一想：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能不能做這樣的人，達到這樣的人生境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