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加油!——深圳下一個30年城市發展的幾點思考

得知王榮代市長在網上廣泛徵求市民、網民關於深圳發展的意見和建議，這是30年來深圳之首舉，我等一介市民，期盼之餘，理當為代市長力開深圳民意時代之創舉盡“臣民”之勞。近來，工作之隙，積點滴漏見悄然成篇，謹供參考。

一、不必糾纏城市定位，保持戰略思維更加務實

現在內地不少城市正如當年之深圳，換一屆班子就會搞一個新定位，開一次黨代會一般也會發展一個新定位，“城頭王旗頻換”，可謂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咎其深由，政績使然，功利使然。建市30年來，深圳的城市定位經歷了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的調整。從政治範疇的經濟特區到綜合城市，到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再到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先鋒城市，直到最新的綜合配套改革方案中賦予的“一區四市”，與此同時，還有一系列的細分城市定位，如國家自主創新城市、窗口城市、文明城市、衞生城市、知識城市、鋼琴之城、圖書館之城、設計之都、動漫之都、時尚之都等，還有如珠三角中心城市、華南中心城市、粵港合作示範區、物流中心、總部經濟聚集區、先行先試示範區等。

放眼世界城市的發展實踐，隨着城市居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對城市定位做適當調整是必須的，僵化死板的定位自然會壓制城市發展的多樣性。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始終按照紡織業城市來定位，美國的聖何塞市和尤他市至今仍然追求杏子栽培與加工，頑固地堅持原來的城市定位，使得這些城市原本可以成為出色的經貿中心、硅谷和仿生學集聚的高科技領地等城市發展的大好時機一失再失。但城市定位過於寬泛，變化過於頻繁，對於城市的長遠發展也是有弊無利的。長期以來，由於深圳的區位特點，城市肩負的使命特殊，加上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城市產業發展的穩定性不夠，城市規劃建設恆常性差，城市表象特徵形式多，導致深圳過於頻繁的城市定位轉換。這種頻繁的定位變化，使得不少人形成了一種習慣思維，認為定位問題事關重大，是核心。殊不知一廂情願、好高騖遠的大定位，遠比不上低調務實地培育城市內生性的自然伸展與自由發展。

謀劃深圳下一個30年的發展，關鍵是要常構戰略思維。概括起來，須謀好“三個局”。

第一個局，是從政治上謀劃下一個30年深圳在百舸爭流的全國城市競爭發展態勢中的地位之局。前30年，就政治優勢而言，深圳憑藉全國經濟特區和計劃單列市的地位，獲得了飛速發展，成為能與京、滬、津、穗等比肩的全國第一方陣城市，也是一段時期內中國新型價值觀、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的代名詞。但進入“後特區時代”的深圳，政治資源難以為繼，下一步發展也將面臨新的政治上的瓶頸制約。雖然國務院批覆的《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賦予深圳四項“先行先試權”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但這僅是一個“准入證”，具體到什麼內容的改革、怎麼改、改到什麼程度、改革成本如何分擔等，還取決於深圳人能否創造性地爭取，還需中央定，遠沒有特區時代在進出口貿易、財税、城市建設等方面賦予的改革分權那樣來得明確、直接，也沒那麼好操作；更沒有京、滬等直轄市那種行政區劃上可以直接爭取國家投資、爭到全國性項目、爭得其他領域話語權的較大權限。此外，作為計劃單列市，深圳在經濟上是“準直轄”，行政上是省轄，形成政經權責並不十分對等的局面，這也勢必影響深圳的進一步前行。深圳的新一輪發展確實面臨城市地位上的尷尬局面，與京、港、滬、穗相比，人家是首都、行政特區、直轄市和省會，“經濟特區”的光環逐漸暗淡後，深圳要立足全國城市的第一方陣，僅仗“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很難匹敵的。雖説政治上的“可為”度小，但也要敢謀、敢為、敢當。

一是不必奢談“直轄夢”，力求更多的改革試驗權。從全國現有直轄市的分佈來看，主要分佈在華北、華東、西南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重要部分的華南區域尚無直轄市。隨着後現代化時期華南地區城市的多中心發展，在時機和條件合適的情況下，華南地區設立直轄市並非沒有可能。作為條件較為成熟的深圳，一定要善抓機遇。雖然這個話題比較敏感，甚至明擺着屬“不可為”、“不能為”，但也並非“無作為”。深圳應在未來的實踐中打好區位優勢牌、經濟實力牌、移民文化牌，努力打造引領全國產業發展潮流的先進產業體系，保持經濟發展高地，着力構建富有號召力的主流城市價值品牌，積極構築和保持深圳在全國第一方陣城市中的一席之地。與此同時，要繼續高扛“經濟特區”的牌子，重新審視這塊牌子“改革開放前沿”、“試驗田”、“排頭兵”的政治意義，弘揚這塊牌子所代表的“開拓進取”、“敢闖敢試”、“敢於天下先”的偉大精神，進一步挖掘其內在資源，並將其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新內涵進行整合，努力爭取類似於“更大立法權”的政治資源，利用自身市場經濟體制較為完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整體優勢，加大配套改革力度，以發揮好深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領域改革的先鋒帶頭作用。

二是不言放棄“擴域夢”，努力爭得更大的區域資源，擴大深圳的腹地。早在本世紀初，就有省、市層面提出將東莞的幾個鎮和惠州的淡水等作為腹地劃入深圳的構想，但由於條件不成熟而擱淺。時至今日，在美夢難成的情況下，深圳逐漸步入內涵式發展軌道，單位面積的集約收益不斷提高，但深圳地域東西狹長、南北短促的地形情況越來越不利於城市擴張，特別是東西方向空間複雜，南向的大海將城市困住，有限的生存空間日益成為深圳新一輪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深圳要成為類似於美國洛杉磯（市轄面積超過1萬平方公里）的全國現代製造業中心、經濟中心，僅憑不足XX平方公里的面積很難做到，許多大型項目和新興產業佈局將缺乏空間佈陣。深圳北部的清溪、塘廈、鳳崗三鎮（東莞）和東部的淡水（惠州）與深圳腹地緊密連接，是深圳外延擴展的最好選擇。雖然我們在行政區劃調整上不可為，但完全可以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加大對這些地區的產業輻射和經濟聯繫，正如北京將河北廊坊作為衞星城和產業轉移主陣地、上海將蘇州崑山作為其高新產業基地一樣，深圳有選擇地加大對周邊地區的經濟輻射，不僅可以緩解現有的城市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賦予這些地區的產業和經濟以“深圳特色”，讓其融入深圳經濟圈，為我們實現地域突破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為建設“大深圳”贏得重要籌碼。

三是努力實現“合作夢”，打造“東岸計劃”，提升珠三角東岸城市圈的整體競爭力。如果説上兩種思路屬於主觀“不可為”的客觀“下策”的話，那麼這一策略則是深圳必須發揮自身能動性的“可為”之“上策”，也是深圳下一個30年實現長足發展，融入東南亞經濟圈、亞太經濟圈和世界經濟體系的區域合作必由之路。放眼當今世界級城市功能的形成和發展，無不依託城市羣或城市圈，無不在競合的態勢下逐步贏得更足資源、獲得更多能量、取得更強實力。珠江口東岸在香港的牽引下，形成了中國經濟外向度最高、國際化最強的開放經濟體和漸已成形的城市圈層。在珠三角啟動的新一輪發展中，深圳作為東岸的境內主導城市，要主動引導東莞、惠州實現產業聯動發展，構築以深圳研發創新和生產管理為核心、周邊地區加工組裝和配套服務為基礎的“大深圳製造”工業體系。深入發展與香港的合作，與東莞、惠州一道服務好、維護好香港這一區域發展引擎，做到“創新合作、產業錯位、功能互補、文化共榮”，合力形成東岸城市圈，讓深圳承擔更多的全國性、全球性的城市功能。

第二個局，是從經濟上謀劃下一個30年在國際、國內主導產業發展態勢中的產業領先格局。一直以來，深圳的產業基本依賴外商投資被動轉型，隨着國家外貿外資政策的調整和各地爭奪外商資源競爭的白熱化，當前技術含量較低、輕型化、結構相對單一的產業體系讓深圳在實現產業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方面處於被動，僅憑現有產業的慣性增長很難維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為謀劃下一個30年的更大發展，深圳必須迅速着手改造完善原有的發展路徑，主動地使產業結構向高端化升級。產業升級及高端化的關鍵取決於選擇和培育新興的主導產業。深圳未來主導產業的選擇和培育，應以實施“產業跟隨”戰略為主，緊跟國際、國內產業發展態勢，及時捕捉世界產業革命帶來的產業新機遇（下文詳述），不斷推進產業的高端化和國際化發展。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打造優化轉型及時、動態跨越發展的城市產業體系。在促進多元化產業發展的同時，更重視提高城市產業的動態發展能力，努力打破各產業存量的結構剛性，避免出現產業結構僵化問題，提高產業結構的轉化能力，特別是產業結構自我學習和自動搜索的自我適應能力；不斷調整和改變各產業之間的生產能力配置構成，促進製造業與服務業和社會事業形成“齒輪”效應，聯動發展，相互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形成與國際產業互動、與國家主導產業緊密關聯、主動融入區域產業發展的城市產業體系。

第三個局，是從民生上謀劃好在城市法治、公共服務、資源、環境、人才等競爭發展態勢中的後勁、活力之局。在知識經濟背景下，人才佔有的稀缺性知識和信息成為創新的源泉，人才資本成為盤活其他資本的關鍵，今後城市間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城市的潛力和活力取決於人才的競爭力。近年來，與京、滬、穗等城市比較，深圳對人才的吸引力逐漸減弱，人才日益短缺，大大制約了城市整體實力的提升。從中國未來人口遷徙和人才流動的內在趨勢上看，民生水平的高低越來越成為人才流動和城市競爭力的重要風向標。改善民生是以人為本、社會和諧的本質要求，也是城市獲得軟實力、提高綜合競爭力的硬舉措。深圳應進一步加大民主法治建設，將法治全面融入城市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強化依法治市，推進民主政治和公正司法。走“以民主促民生”的路子，民生工程的實施過程中要廣開言路，拓寬民主參與渠道，創新民主參與方式，通過發揚民主來改善民生，提高城市的政治吸引力。針對我市房價高企對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負面效應，政府應重點關注人才的住房需求，開發公共租用房,建立覆蓋面廣、相對完善的公共租房體系，實現“居者有其屋”的民生保障。就人才建設本身來講，應進一步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科學規範的優秀人才選拔機制，讓優秀人才能夠脱穎而出；積極搭建人才創新創業平台，提供創業條件，降低創業成本；以服務激勵為手段，優化專業技術人才工作、生活和成長環境。在改善城市環境方面，加快生態城市建設步伐，着力解決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水環境、大氣、噪聲、垃圾廢物等環保問題，持續改善和提升城市環境質量，努力打造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宜居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以優越的人居環境吸引國際、國內人才。

二、站在產業哲學的高度來把握深圳新一輪產業發展

近年來，產業哲學理論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發展的引導力逐步加強。這一理論克服了過去對實體經濟單向度的經濟學研究，更加多維、系統地研判產業建構的社會性，更加符合科學發展觀。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場”和“排頭兵”，是我國產業變革、升級、優化較快和城市建設、社會治理髮展相對完善的地方。特區建立前XX年，大量的“三來一補”加工業是深圳的支柱產業，結構非常單一；上世紀90年代，深圳工業向深加工發展，新的經濟亮點產生，高新技術產業起步，金融、旅遊等服務業加速發展；本世紀初，深圳產業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傳統加工業逐步引退，現代製造、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長迅猛，全市經濟素質得到質的提高。縱觀深圳產業的“跨越式”發展，30年的發展歷程中，深圳產業結構以“三來一補”作為起點，經歷了蛙跳式的演進，高新技術迅速崛起，持續增強經濟與技術的結合，使傳統產業逐步升級或轉移，第三產業蓬勃發展，新的經濟形態不斷產生，有效推動經濟建設由數量型、資源消耗型的粗放經營方式向質量型、效益型、集約化經營轉變，走技術先進和內涵發展的道路，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並推動城市建設日益更新，促進城市社會構建不斷髮展。因此，歷史地看，深圳的產業發展推動了深圳城市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而是社會形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深刻變化。

深圳的這一發展軌跡與產業哲學的理論相耦合，雖然這種耦合屬不自覺的、樸素的“偶合”，但這畢竟印證了30年的建設實踐中，經濟特區抓住機遇、勇於開拓、適時更新的產業和城市社會協調發展的正確路徑。但下一個30年乃至更長時間，面臨越來越複雜的產業發展環境和越來越寬泛的產業選擇領域，深圳的產業建設和城市發展是否還能像前30年那麼“幸運”，每次都能較準確地選擇適合自身城市特徵的產業更新和產業組合，並以此推動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就存在比以往大得多的變數。因此，深圳的下一輪產業發展呼喚產業哲學的引導，在城市產業謀劃中，要求以更宏大、更縱深的產業視野和更深入、更綜合、更多維的城市發展考量，更前沿的社會治理思維，分析產業未來發展的趨勢，掌握價值鏈的演變規律，把新興產業選擇與城市建設、社會發展、文明進步、和諧社會構建等全面統一起來，讓深圳的產業成長、經濟建設和城市社會發展更協調、更健康、更具持續性。具體來説就是要大力實施“產業跟隨”戰略；努力抓住世界產業革命帶來的產業機遇，瞄準適合深圳城市特點的新興產業。

（一）實施產業跟隨戰略，努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和國家戰略產業。

一是緊跟美國新能源佈局，發展新能源產業。與90年代克林頓政府佈局美國的it產業一樣，今年初美國白宮發佈了《復興計劃進度報告》，報告包括奧巴馬政府的能源變革戰略。自此，美國已經啟動的以新能源為主導的跨越式、跨產業，覆蓋經濟、技術、環境和社會的新產業革命。目前，ge、ibm、google、intel、西門子等世界信息產業龍頭都已開始大規模投入智能電網業務，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也紛紛推動本國的智能電網建設。中國迫切需要調整國家能源戰略，實施局部產業跟進戰略，大力發展“互動電網”，適時分享作為危機衝擊比較低的國家在危機重建中的巨大市場利益。

深圳作為我國最有條件搶抓這一先機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已經瞄準了新能源產業，市政府出台了《深圳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XX-XX）》和《深圳市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將太陽能、核能等6個領域作為發展重點,從產業競爭力、產業化規模、新能源開發、產品應用、體制機制創新等5個方面提出了新能源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 對我市發展新能源產業作總體部署，這必將為深圳在新一輪產業發展中贏得極為珍貴的一席之地。

接下來，深圳要在新能源經濟的激烈競爭處於領先地位，必須形成加快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新思維。首先，要進一步發揮政府的作用。新能源產業的技術開發和消費市場開拓更多地需要市場推動，但新能源產業作為世界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僅僅依靠企業和市場的力量還遠遠不足，無法形成產業發展的整合力，對世界技術新的突破方向也難準確把握，政府要在基礎研究、具體產業引導和產業監管方面充分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為全市新能源產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其次，爭取讓深圳成為我國第一個（批）互動電網建設城市。我國發展互動電網的目的就是實現電力產業的跨越式轉型，推動電力產業從中低端電力供應商的傳統模式提升為綜合能源、通訊和信息服務商的高端創新模式。深圳在電子信息、通訊等行業在全國走在前列，自主創新能力強，加上具有發展核能的基礎，完全有能力承接全國互動電網建設的試點、探路工作。第三，努力形成新能源產業同盟。奧巴馬經濟振興計劃內容之一就是促使政府和私營行業大舉投資混合動力汽車和電動車的生產。可以説，新能源汽車代表了世界汽車業的發展方向，也是我國汽車產業搶抓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主攻陣地。深圳應以比亞迪新能源轎車和五洲龍新能源客車為載體，鼓勵和支持企業加強新能源汽車技術研發，促進新能源汽車儘快實現實用化、產業化、規模化發展，打造新能源汽車產業聚集基地。與此同時，要鼓勵企業建立產業聯盟，通過發展新能源汽車，沿能源產業鏈上下延伸，促進新能源電池、儲能電站、太陽能路燈、電池回收、智能電網、以及太陽能、風能發電等集羣化發展，形成有效的新能源產業體系，打造類似我市電子信息產業的新能源產業集羣，營造新能源產業集聚的良好產業生態，建設具有強大競爭力的新能源產業高地。

二是跟隨國家戰略產業。在新一輪產業升級中，深圳必須注重與國家戰略產業保持一致，大力發展國家戰略產業，獲得國家層面的支持，順利實現產業轉型。要在保持現有的電子信息產業競爭優勢的同時，將航天航空國防電子、循環經濟等產業作為重點發展。航天航空國防電子是電子通訊產業的制高點，隨着中國大飛機的研製投產、宇航事業的發展，以及國防裝備電子化換裝的來臨，航空航天國防電子產業將進入高速增長期。在循環經濟方面，中國和全球都面臨着嚴重的能源和環境問題，我國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廢物資源化、污染治理、新材料等循環經濟產業將成為中國產業新的增長點，市場前景非常廣闊，該產業綜合了環境、電子、信息、材料、裝備和服務等產業和技術，產業鏈長、帶動作用顯著。目前國內尚未有城市明確將這兩個產業作為支柱產業，深圳如能充分發揮現有電子信息產業優勢和循環經濟起步早的優勢，主動融入航空航天國防電子產業，突出發展數字化裝備業、資源節約型及環境友好型裝備製造業、環保設備等，可能以先發優勢獲得國家層面的更多扶持，搶佔新一輪產業發展制高點。

（二）抓住世界第六次產業革命的新機遇，大力發展生物技術和海洋產業，培育新的綠色經濟增長點。

從工業革命到現在，世界經濟有規律性的週期變動已有五輪，先後發生了以紡織工業、鋼鐵業、石油和重化工業及電子工業、汽車工業、it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第一次至第五次產業革命。每一個長週期總與一次大的產業革命緊密相聯。目前，it產業已由創新階段進入成本競爭階段，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減弱；經濟發展的內在衝動將激勵技術創新，突破性技術及由此帶來的第六次產業革命即將來臨。對新技術的突破點主要在新能源技術、生命科學技術、海洋開發技術和納米技術等領域。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新的產業革命和新的核心技術興起之時，也給各個國家和地區提供了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它使後進國家和地區通過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和經濟趕超成為可能。從我國區域發展層次看，台灣、香港、上海、深圳等地優勢明顯，應大力推進第五次和第六次產業革命，成為我國迎接世界新一輪產業革命的主陣地。對深圳來講，根據城市自身實際，應在生物技術產業和海洋產業方面有所作為，以培育新的綠色經濟增長點。

一是大力發展生物技術產業。21世紀“健康和福利產業”將成為反映時代要求的新型產業，醫藥行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深圳在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方面具有較強的優勢，擁有三九、太太、海王等一批骨幹型企業，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產業基礎目前在全國排在第三位。接下來，我們要以建成中國南方生物技術產業中心和現代醫藥產業基地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產業化為核心，充分發揮政策法規和規劃的引導作用，整合區域創新資源，進一步完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生物技術產業集聚式跨越式發展。應努力建設四個平台，把生物醫藥產業培育成為支柱產業。一是建設公共技術支撐平台，包括公共研究實驗室、生物醫藥研發中心、生物信息中心、生命科學研究院，推動生物技術科研的發展。二是建設產業化支撐平台，實驗動物中心、中試基地、臨牀前實驗和檢測中心，推動新技術的產業化發展。三是建設創業服務平台，包括融資服務、設備與儀器使用服務、培訓教育服務、諮詢等中介服務、國際科技商務服務、生物醫藥項目交易服務。四是建設政策環境平台，以更加優惠政策吸引投資和創業，以特殊政策吸引高端人才，以優惠政策扶持基地產業缺失鏈條。

二是大力發展海洋產業。目前，海洋產業的發展已經由淺海延伸到陸架及深海，由傳統的漁業加工拓展到綜合資源的開發，它涉及到新能源、新材料、保健食品、海洋生物製藥、海上運輸、海洋旅遊等多種領域。深圳要進一步加強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保護，拓展海洋資源利用範圍和深度，實現海洋資源集約化利用，豐富海洋產業內涵，延長海洋產業鏈。努力加強海洋保健食品的開發和生產，引進和培養國際市場上需求量較大的海洋植物，開發大眾消費性食品和保健品。進一步深化與香港在海洋開發技術方面的合作，建設海洋科技創新體系。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業，建立國家級和省級重點涉海實驗室、中試基地以及企業博士後工作站，整合海洋科技資源，建立科技攻關、成果轉化和技術交流平台，增強海洋科技創新能力。通過存量調整和高端產業要素引入，優化海洋產業的結構和佈局，逐步實現我市海洋產業由資源依託為主向科技和服務依託為主轉變，提高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始終抓住先進製造業的發展，為城市贏得更足的底氣。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們建議的無論是產業跟隨戰略，還是培育新的綠色經濟增長點，我們無不強調這些產業領域的先進製造環節，這是深圳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根據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經驗，這些城市的製造業就業比重始終保持在20％左右，而反觀金融危機中經濟一落千丈的迪拜，我們就更應支持這一觀點。兩座同為“30歲”的城市，深圳以製造業為基礎，城市建設沒有迪拜那麼現代，也沒有那麼多大手筆，甚至還因“城中村”而顯得亂，所建的製造業工廠更比不上迪拜高樓別墅的氣派。迪拜不但有全球第一家七星級酒店，城市建設氣派漂亮，且金融、旅遊、房地產等現代服務業也一度成為深圳的學習榜樣。但在全球金融危機面前，兩座城市的命運卻判若兩然，深圳成功地抗拒了風險，而迪拜卻發生樓崩危機。究其根，迪拜越過了製造業，直接發展起金融、旅遊、貿易等現代服務業，其根基不牢、底氣不足。通過這種比較，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製造業對城市發展的價值，重新看待制造業轉移、轉型、提升這些口號和做法。

深圳應始終抓住現代製造業的發展，因為金融、設計、物流、旅遊、房地產等現代服務業的產生與成長離不開製造業。深圳的金融中心不是靠政策爭來的，而是因為有製造業，有製造業帶來的企業、客户和業務，金融活動才紮根於此。據此，對於當前乃至更長時間內的深圳來説，無論我們怎樣強調製造業的重要性都不為過。當然，在製造業的發展模式上應注重以高端化為方向的產業結構升級，除大力發展新能源、生物技術和海洋產業的製造環節外，對現有製造業企業應當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差異化策略，可採取“轉移擴散一批，就地升級一批，新發展一批”的方法，在確保深圳控制關鍵環節的前提下，跳出深圳，面向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區建立產業鏈，形成強大的產業集羣。

三、適時總結大部制機構改革的經驗得失，繼續推進深圳行政體制改革

作為全市推進綜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8-10月，深圳進行了建市以來的第八次政府機構改革，按“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全市政府工作部門從46個減少到31個,精簡幅度達1/3,建立了以“委、局、辦”為架構的決策、執行、監督三種權力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政府運行機制。這次機構改革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市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由於力度大，改革引起了全國的關注，成為近期各大論壇的熱門話題之一。時至今日，深圳改革已歷經約半年，改革後政府運作效果如何呢？如果政府職能沒有根本轉變、行政效率和水平並沒有明顯提高、行政成本並沒有大幅降低，這樣的改革能是廣大民眾滿懷期待的嗎？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審視和總結深圳“大部制”機構改革的實際效果，為繼續深入推進我市行政體制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一）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改革中吸取經驗，謹防片面追求“小政府”的行政改革。自20世紀80年代起，英國撒切爾政府與美國里根政府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進行了“讓國家回退”和“使政府縮水”的改革，這一改革雖然以追求抽象的公共利益為名，但在事實上僅是一句空口號，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功能，同時也損害了大眾的福祉與保障，降低了社會的穩定性與凝聚力，為後期的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新自由主義改革曾一度成為西方最火熱的改革論題，許多國家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變革都以限制、消除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建立“小政府”為目的。並且，隨着“華盛頓共識”的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將新自由主義改革販賣到更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然而，近30年過去了，經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這些國家在教育、科研、公共衞生、社會保障等基礎性社會公益類事業領域，沒有出現“去公共化”現象，相反卻是逐年增加。此外，經濟與社會生活對政府監管職能的需求上升，這些國家的政府監管持續擴張，這種擴張不僅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保持公平競爭所必需的經濟監管，更重要的則來自於維護消費安全、醫藥衞生安全、食品安全、環境安全以及對重大自然災害的預防等涉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監管需要。這些都使西方國家的政府規模並沒出現“縮水”，反而逐年擴大。這種擴大的背後，隱含着因適應社會民生福祉的需求，多數國家增加了社會保障性事業的投入；因適應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化，多數國家增強了對社會型監管力量的建設。以香港為例，自XX年開始港府就持續削減公務員隊伍，但XX年以來又重新開始增加編制員額，就是因為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務增加了，人手隨之增加。這些新潮流提醒我們，應當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對待“小政府”取向的改革：政府規模縮水不是關鍵，關鍵是政府在做什麼；形式不是關鍵，關鍵是政府的實效如何；人事開支減少不是關鍵，關鍵是為民辦事的開支是否增加。

就深圳的改革實踐來看，機構精簡了、人員減少了，但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客觀地看待我市政府治理和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合理要求，實事求是地對待政府規模的發展，如果無視巨大的人口規模所產生的公共服務增量需求，僅僅拘泥於一個“小政府”的構想，這無異於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刻舟求劍”。像深圳這樣有着巨大的城中村及外來人口的城市，政府要承擔的公共事務和社會監管任務非常繁重，行政體制改革不能一味追求“小政府”模式，否則，會出現政府職能缺位問題。同時，政府規模是大是小，還取決於社會組織和第三方機構的成長髮育情況。通過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而共同治理城市，是壓縮政府規模、提高政府效率、約束政府權力的根本之道。政府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在成熟的第三方組織沒有發育成熟時，不能貿然全推給社會，否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市的ngo組織與行業協會發育雖快，但與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還不相匹配，難以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督，許多事務最終還需政府來解決。因此，我市在推動政府機構放權讓利、減少審批的同時，要加大培育市場組織、社會第三方等機構，創造條件使其快速健康成長，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為進一步推進我市行政體制改革營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

（二）完善政府公共服務功能，推動社會公共資源優化配置。公共服務型政府以社會公眾為服務對象，以多元參與為服務形式，以合作協調為服務基礎，以滿足公共需求為服務導向，強調人本性、公益性和契約性。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我市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各級政府應將滿足公眾的需求和市民的民生福祉作為服務工作的邏輯起點，實現政府“履約”的承諾與目標，以解決我市目前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等突出問題。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以公民為本、服務公眾的理念，並把這種理念體現到制度設計上，體現到政府管理中。用競爭的機制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壟斷，建立政府、公民、社會中介和市場主體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務過程中，委託代理、中介行為、自願者參與、社區羣體活動等均可廣泛介入，促使政府降低服務成本、改革服務方式、提高服務效率、增強服務能力，用企業家的精神塑造政府。在此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公共事業改革要按照不同領域的性質和特徵確定基本的政策原則、籌資機制以及政府和市場的分工，論證每一項政策工具的理論基礎、使用條件，因地制宜，避免走“泛市場化”的道路。此外，我市公共事業的發展還要回應全市社會領域的巨大監管需求，加強政府對社會生活和公共安全的監督力度和執法力度，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三）加強制度設計，強化政府自身管理，防範權力風險。制度設計的理性標誌之一，就是風險的預見和防備措施的配置。但長期以來，我們的政策對幹部“做什麼”規定的比較多，對行政官員的職權和職責規範較為明確；“怎麼做”規定得比較少，對行政行為的步驟、方式規範較為模糊，行政官員的自由裁量度極大，客觀上使政府官員有了更多“不作為”和“亂作為”的空間。對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運作程序，在出台製度時，不僅要規定工作內容，還要規定工作程序、時限、地點、方式和具體要求，最好將有關規定量化，以更便於操作和監督。另一方面要強化行政行為責任，對行政不作為、亂作為進行追究，對不遵守規定流程的行為主體進行處理。

在防範權力風險方面，我們要審視“大部制”改革的橫向集權，加強監管，防範橫向集權風險。“大部制”改革以行政層級橫向集權為特徵，原來由幾個相關部門管理的事情，集中到一個機構，原有部門間的競爭、監督和制約關係不復存在。部門職能所繫的社會福利被高度集中到一個機構，一旦出現機構的決策失誤和執行失職，社會福利的損失也將高於過去一個部門能夠造成的損失，存在橫向集權風險。防範這種風險，需要我們建立和實行新的權力運行機制。一方面，要在大部門體制建立以後，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諸種權力合理搭配的運行機制，確立大部門機構與本級政府和同級其他部門的正確關係，尤其是監督權的獨立設置和有效運用。另一方面，針對大部門機構的首長權力過於集中，在決策上要引入新的機制和程序，避免決策過於集中；在目前行政首長負責制不變的情況下，應當系統考慮誰能負責、向誰負責和負責的程序問題。例如應當有大部門機構首長的能力評估程序機制，增強相關信息的對稱性，從而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四、加快聚集深圳城市規劃建設中的後現代優勢

後現代理念源自後現代主義，發端於上世紀60年代法語思想界，並於70～80年代盛行西方社會，是迄今為止對當今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影響最為深刻的文化和發展思潮。這一思潮的激盪和洗禮，促使當今世界特別是歐美國家開始積極反思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弊端和深刻矛盾，並努力提出理論和實踐層面的解決方案，促使西方社會開始由現代向後現代的全面轉型。

在現代化的發展路徑上，中國與西方有着根本區別。中國的現代化具有外生、後發的特點，而且在現代化發展還不充分時，不僅遭遇了“黃金髮展期”和“矛盾凸顯期”的共存，還要應對西方在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發展數百年曆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深刻矛盾和問題。面對長期被西方世界壟斷的現代化“神話”，正在向現代化進程邁進的中國必須從現代和後現代的夾縫中開闢屬於自己的道路。深圳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城市的現代化發展較為充分，在合理利用後現代發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城市現代化彎路方面，比較早地遇到現代化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比較早地佔據了化解矛盾、克服困難、先行先試的競爭優勢。

借鑑後現代發展理念謀劃區域和城市發展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引進後現代主義中先進的、建設性的思想資源，用以引導城市產業升級、城市規劃、社會治理和城市人文精神建設等多方面、多層次的建設。本文僅就城市規劃建設方面，討論如何借鑑後現代多元資源觀、多中心、個性化的理念，來破解現代城市規劃的弊端，引導城市發展。

（一）進一步審視現代和後現代規劃理念。現代城市規劃的思維模式是因果關係的直線型思維，體現了封閉的、終極式、“決定論”的理論思維特點和單一化、標準化、機械化的城市規劃特點。城市佈局一般圍繞中心區域展開，城區和郊區區劃明顯，商業區、居住區、工業區和城市公共設施按功能整齊劃一，主要的街區、街道統一規劃，形成了單中心、集中化的城市空間佈局，容易導致城市容量受限，功能過分集中和城市自我調適能力低等現代城市病。而後現代理論認為城市是一個由多元空間、多元關係網絡組成的多要素複合空間，強調個性、多樣性、多選擇性、複雜性、非標準性等特徵，體現在城市規劃上就是否定中心，強調邊緣；否定規則，強調不規則；否定同質，強調差異，形成多中心的和低密度擴展的分佈模式。城市各中心尋求在就業、住宅和人口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單一的工業城市，它強調既有工業，又有辦公樓、事務所和其他公共設施，情報、通訊、行政管理、文化、商業、衞生、教育和娛樂合理分佈，各中心居民享有工作、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便捷，從而能有效地承擔城市功能，緩解原有中心城區的功能壓力。

（二）以後現代多元資源觀創新城市規劃。在信息經濟時代，城市規劃要突破傳統工業經濟的資源觀，用信息經濟的新資源觀來規劃城市的發展。地理空間和自然資源只是工業經濟時代城市發展的主要資源，在信息經濟時代則已不再是城市發展的重要瓶頸。而管理資源、技術資源、知識資源、制度資源等無形資源，是一些更動態、更寬泛、多維度、立體化的資源，已成為當今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八大城市（東京、紐約、首爾、洛杉磯、大阪、香港、芝加哥、多倫多）的發展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證。而這８個城市只有東京的面積與深圳差不多，其餘７個都比深圳小，其它自然資源方面，條件也不比深圳強，但都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也都是深圳追趕的榜樣城市。這些城市集約式、可持續發展、積極拓展無形資源的城市規劃理念，也給深圳新一輪城市規劃帶來了新思維。深圳要進一步拓展規劃領域，豐富規劃內容，除空間資源外，更要把技術、知識、管理、制度、文化、生態等無形資源包括在內，以複合規劃取代單一規劃，實現內容規劃和空間規劃的統一。通過複合規劃，有效地綜合平衡資源分佈，明確資源配置原則和方向，採取統一行動，保障公共利益，保障各類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三）形成多中心、多新城的城市規劃格局。後現代主義強調個性、反中心主義或去中心觀點，在城市規劃佈局上主張採取多中心、分散化的總體佈局。多年來，深圳在城市規劃和建設走在全國的前列，但遵循的主要還是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理念，城市沿中心向四周擴散，城區和郊區區分明顯，特區內外差異巨大，商業區、居住區、工業區和城市公共設施按功能整齊劃一，形成了單中心、集中化的城市空間佈局，城市功能集聚在小範圍區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惡化和城市擴容量受限等現代城市弊病，也帶來了城市房價的非均衡化攀升。國內其他城市，如重慶，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採用多中心、組團式的城市規劃理念，如今形成了由主城環線以內6箇中心、環線以外5箇中心和16大組團組成，各中心的行政、文化、商業、通訊、衞生、教育和娛樂等進行合理分佈，有效緩地解了城市中心的壓力，在近年國內各大城市房價飆升時，重慶市房價相對平穩，與這種城市規劃理念不無關係。

實際上，根據呈帶狀分佈的城市地理特徵，深圳更適合後現代城市規劃理念的多中心、組團式的城市規劃佈局。在XX年深圳市城市規劃修編中，就明確了深圳多中心組團的城市佈局，形成了由11個功能組團構成的市域組團式空間結構。自XX年至今，市委、市政府先後設立了光明新區、坪山新區，將其相對獨立出來，形成深圳西部、東部的兩個新中心。這種多中心的佈局是城市集中與分散的有機統一，它將特大城市分解為一系列較為獨立、功能完善的組團，有效地緩解了城市規模擴張後對城市中心的壓力，減少了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城市病。這種城市結構順應了深圳城市發展的自然條件和空間特徵，既保持了特大城市的規模優勢，又通過城市形態的佈局創新，產生良好的分工效應，使城市區域實現專業化發展的同時，又能在功能上互補，增強城市整體的聚集效應和輻射效應，達到提高城市競爭力的效果。

五、痛下血本把深圳治安打造成為城市民生的第一產品

深圳經過近30年的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治安問題始終是壓在深圳頭上一片揮之不去的陰雲。對每一個初到深圳的人，幾乎所有親友都要千叮嚀萬囑咐，“上街不要帶太多東西”，“要提高警惕，看好自己的財物”，以至於一提起深圳，大家的普遍感覺就是“治安不好”。特別是近期幾起學生被綁架案的發生，進一步挑戰了市民對深圳治安的容忍底線。毫不誇張地説，治安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深圳城市品質、邁向國際化城市行列的“阿喀琉斯之蹱”。在深圳講民生，第一位的民生就應該是治安，最核心的是老百姓的安全感；政府的公共服務產品，第一產品就應該是社會治安，當然，社保、教育、醫療、交通、住房、就業等也很重要，但當務之急是治安。因此，政府要把治安作為政府公共服務的重中之重來加以謀劃，痛下決心，加大投入，爭取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打個翻身仗，把治安打造成深圳一個閃亮的民生品牌。

（一）深化社會治安管理體制改革。社會治安問題是整個社會消極因素的綜合體現。搞好社會治安不可能僅僅依靠公安一個部門的力量來實施末端治理。政府要有一個對整個社會問題的綜合考量，建立對社會系統的適時調校機制，整合、調動社會各層級、各方面資源來共同參與社會管理，形成羣防羣治的長效機制。從歐美及日本、新加坡的經驗來看，這些先進地區很好地把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社區層面的管理力量集合起來，形成了對社會單元的綜合管控。深圳近幾年在綜合管理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財力，但羣防羣治的威力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基層基礎不夠牢固，這説明運轉機制上還存在諸多問題，應深刻反思，加大改革力度。特別是要利用好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個“尚方寶劍”，借鑑國際先進地區特別是日本、新加坡的有效經驗，把治安管理體制改革作為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全力推進，從根本上扭轉當前這種高投入、低效益的局面。

（二）繼續探索與深圳人口結構相適應的人口管理機制。深圳是一個人口結構嚴重倒掛的城市，這是深圳治安問題一直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的一個客觀原因。但這就是深圳這個城市的特點，全國其他地方也沒有，不應成為深圳治安管不好的理由。關鍵還是要從深圳自身特點出發，進一步探索適合自身的人口管理機制，提高流動人口的管理水平，實施源頭治理。

（三）建立完善打擊違法犯罪的長效機制。近年來，公安部門在打擊犯罪方面連續開展了系列專項行動，取得了顯著效果。但這隻能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從社會管理的長遠發展來看，關鍵還是要建立完善打擊違法犯罪的長效機制，形成對違法犯罪的高壓打擊態勢。特別是要提高路面見警率。這本來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在深圳恰恰是老百姓意見最多的問題，特別是在關外，路面布警率低，羣眾報案出警遲，羣眾意見很大。反觀特區內，路面布警密度較大，治安相對也好很多。而且，經過多年的努力，社會各個單元包括社區、出租屋、企事業單位等的管理已有相對完善的機制，路面的搶、盜、綁架等犯罪問題就更顯突出。因此，政府要在警力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想方設法解決好社會面的布警問題，提高對社會面的威懾力。

（四）提高公安執法的力度和水平。搞好社會治安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公安隊伍來執行。目前，羣眾意見較多的就是有一些公安人員責任心不強、出警不快、方法不活、態度不好等等，公安部門應從內部找原因，想辦法提高隊伍的士氣和執法水平，把公安隊伍打造成深圳城市的堅強衞士。特別是責任心問題、態度問題，反映的是一支隊伍的綜合素質，如果公安人員自己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僅治安搞不好，可能還會引起更深的警民對立，近年來這樣的例子在全國範圍內並不少見。

六、多策啟動城市舊改，五年再造一個深圳

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深圳較早地遇到了土地、空間資源相對短缺的瓶頸問題，使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是深圳謀劃未來幾年、幾十年發展不能不面對的事實。而與此同時，在深圳城市空間拓展的過程中，隨着城市功能區不斷遷移、變換，由於對城市快速發展估計不足，在城市建成區中留下了許多的舊城中村、舊工業區、舊商業區、舊社區。“四舊”區域大多房屋破舊、佈局擁擠、功能落後，環境髒、亂、差，不僅建築面貌與深圳整體的城市面貌格格不入，建築功能不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而且容易成為藏污納垢、社會管理難以企及的區域。根據有關部門統計數據，深圳需改造的老建成區佔地約300多平方公里，佔全市建設用地的45%以上。這些區域如果全部改造，不僅可以釋放出巨大的土地空間，而且城市面貌、城市功能都可以進行脱胎換骨式的整合提升，再造一個新深圳。從國際城市發展經驗來看，一個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要通過舊城改造來實現城市功能置換。深圳要在土地、空間資源緊約束條件下建設國際化城市，必須通過四舊改造，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城市綜合實力和城市形象。

目前，深圳實施舊改面臨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工作量大，政策配套不完善，舊改規劃滯後，涉及利益關係複雜、協調難度大等問題。要推進這項工作，市委、市政府應加強領導，切實從宏觀上把握全市舊改工作方向，及時出台相關政策，明確舊改工作原則，理順工作關係，掌控舊改進度。同時，各相關職能部門要從產業發展、城市管理、人口管理、文化傳承等多個方面提出相應的具體落實措施，形成有效的舊改配套政策。在舊改工作的具體實施上，應把握好幾個原則：一是堅持政府主導。由市政府自上而下主導推動，做到規劃先行，整體開發，分清輕重緩急、有序實施，成熟一個，改造一個。二是堅持產業第一。舊改應與產業開發相結合，為全市產業轉型升級、空間拓展服務，為四大支柱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發展營造縱深的腹地空間。三是堅持管理配套。與加強社會管理相結合，通過強有力的管理手段促進舊改區域人口結構的改善。四是堅持統籌兼顧。充分考慮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等公共政策的實施，在舊改項目中注意解決好部分低收入羣體的住房需要。五是堅持精品策略。注重對傳統文化、本土文化的傳承、挖掘和發展，塑造並推介特色文化品牌，使有歷史價值的舊改項目成為城市文化、旅遊產業的組成部分。在破解舊改利益格局方面，應積極借鑑國際城市的舊改經驗，如舊改土地政策可借鑑英國的土地登記制度，通過全市的土地情況普查，建立土地登記以及查詢制度，有效地利用並管理每一塊土地；舊改土地開發模式可借鑑香港“連繫地盤”的做法，在整個城市範圍內，將舊改的無利項目和新區的盈利項目“捆綁”在一起，一併開發；拆遷補償可借鑑美國“合理補償”的做法，形成市場參考、涉及範圍全面的補償辦法等等。

七、聯手港深莞惠，打造珠三角“東岸計劃”

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城市羣已成為國家參與全球競爭和國際分工的基本地域單元。近30年來，以港深莞惠為主體的珠江口東岸地區脣齒相依，互聯互動，共同發展，形成了中國經濟外向度最高、出口能量最強的開放經濟體，也形成了全國經濟國際競爭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國務院頒佈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為珠三角地區各市的聯動發展、再創輝煌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機遇。港深莞惠四市山水相連、產業共生，具有極大城市聚集效益和產業發展潛能，如能很好地實現城市融合和聯動發展，完全有條件成為策動珠三角乃至南中國地區下一個30年發展的巨大引擎，造就一個可以與美國東海岸“波士華”城市羣比肩的世界級超規模城市羣。因此，深圳要主動聯手深莞惠，積極通過深層次的資源整合提高組團區域競爭力，促進珠江口東岸城市羣高效持續發展。

（一）推動實施東岸城市羣優勢產業聯盟，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多年來，深莞惠三地基本按一種同心圓模式，擴散和承接製造業，但由於三地分屬不同行政區劃，區域利益主體或空間主體實施分散決策，多點博弈，導致產業同構嚴重，低端同質競爭激烈。按照城市羣產業整合的要求，在產業發展上，珠江口東岸都市圈應以一個共同單元參與全球競爭，努力促進產業協作與分工，變產業同構為產業同盟，變惡性競爭為多贏合作。要以現有產業鏈為基礎，按特色、錯位、集約、互補的原則，推動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石油化工以及服裝等產業鏈延伸，圍繞構成一個產業的主導產品，形成以大企業為中心、大量專業化分工協作的配套關聯企業和下游企業網絡化的格局，完善產業鏈配套分工合作體系，打造優勢產業同盟。

（二）深化深港合作，形成與香港的有序對接。深莞惠三市是香港的主要腹地，要加強對香港這一核心的服務與對接，通過三市的聯合，進一步增強內地城市與香港的合作能力，提高與香港的有序對接層次，而不是形成與香港的同構競爭。深圳應繼續發揮“二傳手”和制度創新的實驗室作用，使自身從簡單的經濟能量接受體，成長為與香港功能互補的輻射源，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與香港一起在部分產業領域承擔全國和全球性功能，把香港優勢資源與內地的條件加以整合，使香港的積極因素迸發更大活力。並在共建港深都市經濟圈的理念下，將都市型產業鏈、市場區和生活圈向東莞、惠州以及珠三角拓展，形成國際化程度較高、競爭力較強的大都市圈。

（三）聯手共建創新圈，構建東岸城市開放型創新體系。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和創新是財富創造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一直以來，源頭創新不足是深莞惠三市共同的短板，三市應共同實施自主創新戰略，通過構建區域協同創新網絡，整合東岸各城市（包括香港）創新資源，形成區域創新共同體，建立開放型創新體系，打造珠江口東岸創新圈，使珠江口東岸各城市能夠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突出各自特色，實行優勢互補，形成創新合力，提升東岸地區整體創新能力，推區東岸域經濟一體化。

（四）實施四城公務員互派，推動東岸人才開發一體化發展。人口、資源、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的重要表徵。珠江口東岸城市在新一輪合作共贏中，必須進一步打破各城市間的區劃、制度等壁壘，消除各自為政的格局，建立一個包括商品、資本和勞動力在內的統一市場，充分發揮各市生產要素優勢，實行區域內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區域內專業分工，協作生產，發揮規模經濟效益，促進本區域的共同繁榮。具體策略上，可以實施港深莞惠四城公務員互派，促進公務員隊伍的交流學習和培養，讓他們親身感受四城在經濟發展和城市治理方面的差異和特點，在工作中取長補短，促進發展思路融合和體制機制創新，形成基本一致的行政理念和工作方式，有效減少區域合作中的摩擦和阻力；實施人才國際化戰略，通過香港這條國際通道，充分利用國際人才市場和國際人才資源，通過築巢引才、搭台引才、柔性引才、虛擬引才等措施，提高東岸區域人才競爭力。

（五）加強港口合作，形成東岸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體化港口羣。進一步強化對港口發展的聯合規劃，圍繞打造珠江口東岸國際樞紐港區的目標，明確三市港的定位，實現幹線港——支線港——餵給港的差異分工，形成錯位發展的態勢。深圳港要向物流、貿易中心型的綜合性多功能港口發展，而非功能單一的貿易通道型或者中轉型港口，並加快與香港合作，共建國際航運中心。同時，深莞惠三地在港口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經營、區港聯動區設置與運營、口岸管理與改革等方面，要本着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建設、共同經營、利益均享的原則，積極探索提升三市在港口及港口物流方面的合作新模式，實現利益共享，促進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