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精選3篇）

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篇1

從內蒙回來，順道去了山西，多少減少了點沒能看到真正大草原的遺憾。

山西，因處太行山以西而得名，有一首歌可以為證，《人説山西好風光》中“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呂梁”。至於又稱“三晉大地”，我曾自以為是地曲解為：分為晉北、晉中、晉南三大塊，所以稱“三晉”，看了書本才知道，是因為春秋戰國時因是晉國的中心而簡稱“晉”，又因被趙、魏、韓三國瓜分，史稱“三晉”。

未到山西，頭兒就一直唸叨，山西是一個歷史厚重的省份。知道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創造出許多古老文化，演繹出諸多神話傳奇，但是至於具體的東西，到了山西才真的大開眼界，才理解為什麼“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所以，我把六天的山西之行定位為“歷史之旅”、“文化之旅”。

至於山西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00萬年前，傳説中的華夏始祖炎帝和黃帝都曾在這裏劈山治水，培育穀物，堯、舜、禹亦曾先後在晉南建都，即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城(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陽);秦、漢、魏、晉時代，山西一直是屏蔽就城的戰略要塞;隋唐五代時期，太原又是唐朝的北都，後唐、後晉、後漢、北漢亦都是從山西開基立業的。北宋時，山西是宋遼爭奪的主要地區，著名的楊家將就是在這裏為國效勞，留下名垂青史的佳話;明初，明王朝數次組織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山西人從“洪洞大槐樹”下走向全國，到了清代，晉商又以規模雄厚的資本，把山西票號開遍全國各地，開創了中國銀行業之先河，名震華夏。

無數歷史凝結在山西的“奇蹟”令人折服驚歎。先説説晉北的佛教文化，體現在大同的雲崗石窟、懸空寺，最著名的當屬佛教聖地五台山。

雲崗石窟開鑿於北魏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約用了70年的時間，到520xx年結束，據今有1500多年的歷史。雲崗石窟與甘肅敦煌的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三大石窟，東西綿延一公里，依山開窟，窟內鑿像，現存各類造型各異、大小不同的佛雕5100餘尊，其雕刻技藝之精湛、造型內容之豐富，堪稱公元5世紀後半葉我國佛教雕刻藝術的博物館。

位於大同市約80公里外的渾源縣境內的懸空寺，當地人用“懸空寺，半天高，三根馬尾空中吊”的俚語來形容它的險峻，被稱為“天下一絕”的懸空寺懸掛在半山腰已晃晃悠悠了1400多年，至今完好。

懸空寺遠看玲瓏袖珍，走進才知內裏乾坤。十幾口碗口粗的木棍支撐的寺廟，呈一院兩樓佈局，殿宇樓閣40間，南北兩座宏偉的三檐歇山頂高樓彷彿凌空對峙，懸掛在刀削斧劈般的絕崖之上，三面環廊圍抱，六座殿閣相互交叉，飛架棧道相連，高低錯落，迂迴曲折。懸空寺是一座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廟，寺內各種塑像頗多，既有佛教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又有道教呂洞賓、老子神像，還有儒教先祖孔子，這在宗教史上也屬罕見。導遊講，這是由於歷史上皇室信仰不同的宗教，為了不使自己的信仰被後人毀掉，而選擇的一種兼容包納的做法。這其實也反映了我們中國人“中庸”、“有容乃大”的思想。

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篇2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傑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歲時就送他到佛寺當了沙彌(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難。法顯從小對佛很虔誠，20歲時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堅定，行為更加嚴謹，眾僧稱譽他“志行明敏，儀軌整肅”(《高僧傳·法顯傳》)。

法顯生於南北分裂、社會動盪的東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在北方廣泛流行。當時，北方地區先後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漢族信奉儒家教義，認為“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他們則主張“佛是戎神，所應兼奉”(見《晉書·佛圖澄傳》)，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後趙國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見《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於是“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見《晉書·佛圖澄傳》)，出現大量不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當時雖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流傳，但很不系統，且多是口授相傳，輾轉流行，不免訛誤增損，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鬆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亂。

這種狀況，對於正直篤信的法顯來説，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衞佛教的純潔性，以利於佛教的發展，他決心西行印度，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持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佛教團體和個人的行為準則。於是，東晉隆安三年( 399)，法顯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佛國記》，又名《法顯傳》)，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是65歲高齡，他們一行數人，西經戈壁，越葱嶺，周遊天竺，後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陸，最後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20xx年，歷經30多個國家，包括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80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佛國記》)。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後，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不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遊撰著。唐代高僧義淨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轉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顯》，第19頁)就是説，法顯是我國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且，法顯的《佛國記》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遠，在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慧遠也是東晉時高僧，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遠傳》)。説明慧遠少年時代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莊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東晉永和十年( 354)，慧遠21歲，深慕江東範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東”，拜師從學，因北方戰亂，道路不通，未能如願。這時，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恆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又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説法後，十分敬佩，驚歎説：“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與其弟削髮出家於道安門下。“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深為道安賞識， 24歲便開講佛經(見《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晉太元六年( 381)，48歲的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峯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83歲逝世(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

一是著書立説，闡釋佛理，宣揚佛法。他一生“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高僧傳·慧遠傳》)，絕大多數作於廬山。通過著書立説，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説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於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係或者説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為此，他寫下了《答桓大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底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瞭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於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

慧遠在廬山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及居士羣，從而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箇中心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是主要的譯經中心;慧遠在廬山除譯經傳法之外，則努力使佛教中國化。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羣，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繫的紐帶，既能溝通上層統治階級，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惡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的勢力。

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於廬山30餘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並沒有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員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土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於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大多數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間，並贏得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通過廣泛接觸上層人物，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説，並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唸佛投生西方淨土，從而對中國佛教淨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後的一些淨土宗僧人尊奉慧遠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後，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曇鸞，他對中國淨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進作用，可以説是淨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北方大宏淨土唸佛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曇鸞是北魏雁門(今山西代縣)人，他“家近五台山，聞其神蹟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幼年時代懷着對佛教的神奇嚮往而出家為僧的。出家之後，“廣讀經籍，尤研四論與佛性”(《續高僧傳·曇鸞傳》)。一方面廣讀博覽佛教經書和儒道典籍，同時更深入鑽研鳩摩羅什所譯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四種基本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大智度論》和有關佛性的學説。

曇鸞於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來到建康(今南京市)，曾與梁武帝談論佛性，很受梁武帝讚許。後又拜見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經》十卷，他便準備攜經返回北魏故地，從事修行;但在途經洛陽時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問：“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意思是佛經中有沒有勝過道教的長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興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與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經》是不能擺脱生死輪迴，達到長生不老的。隨之即把佛教的《觀無量壽經》授予他，説：“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脱生死。”説明長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導他信仰淨土(見《續高僧傳·曇鸞傳》)，這使曇鸞深受教益，當場把《仙經》燒掉，此後他便主要傳播淨土信仰了。

曇鸞回到故地後，大力弘揚淨土唸佛，民眾紛紛皈依，名聲大振。北魏分裂後，東魏開國君主孝靜帝對他十分崇敬，尊稱他為“神曇”，並下敕令要他住持幷州大寺。他後來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屬交城縣)，在這裏講經授徒。從此，玄中寺成為傳播淨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曇鸞的再傳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綽繼續在玄中寺傳道;後來，道綽的弟子善導來到長安，建立起了完備的淨土宗派，使淨土宗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極盛時期。

淨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沒有形成宗派，卻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連綿不絕地流傳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得到平民大眾的信奉，所以如同禪宗一樣，稱得上是真正中國化了的佛教。淨土宗的發展，與山西地區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關係。它是由慧遠開創、曇鸞奠基、道綽與善導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曇鸞在淨土宗的發展中，起着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淨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後，進而傳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據善導一師開創淨土宗”(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使淨土教在日本得到廣泛流傳，成為日本眾多佛教宗派中的一個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淨土宗一直尊奉曇鸞、道綽、善導為淨土三祖師，尊奉玄中寺為淨土宗開山祖庭。歷代日本淨土名僧，多來玄中寺朝拜，視為“聖地”，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橋樑作用。

以上，從法顯、慧遠到曇鸞使我們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十六國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大動盪時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高峯期，在這個時期，山西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而再度成為多民族活動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繁榮期，山西在這個時期一直處於北方民族統治之下，這些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族人民，在不斷學習吸取漢民族文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和扶持佛教文化發展，這就為山西出現為數眾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夠在山西獲得比較高度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和相當有利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氛圍。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輝奪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時，山西地區不僅佛教思想比較活躍，在傳播和發展中國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藝術的寶庫，是全國佛教遺產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聖地之首;玄中寺為中日淨土宗搖籃;雲岡石窟文化可與敦煌媲美;廣勝寺稀世罕見的金版藏經《趙城金藏》為當今整理出版《大藏經》的主要底本;以及遍佈全省各地的斑斕多姿的佛教建築、雕刻、繪畫等等。這些説明，山西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篇3

嶗山風景名勝區位於青島市區以東的黃海之濱，面積為446平方公里，“三圍大海，揹負平川”，山海相連，雄偉壯觀。最高峯叫“巨峯”，俗稱“嶗頂”，海拔1132.7米，是我國萬里海岸線上的第一峯，被譽為“海上名山第一”。

嶗山的山體由巖漿巖構成，屬於花崗巖地貌景觀，山勢峭拔雄偉，奇峯、怪石、象形石隨處可見，可謂是“天然雕塑公園”。

嶗山年平均氣温為12.6℃，夏季平均氣温為24℃，冬季平均氣温為-2℃，冬暖夏涼，氣候温和宜人，是旅遊、療養、度假的理想之地。

山有多高，水有多長。嶗山最高的名泉是“天乙泉”，又名“原泉”，位於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峯，極為罕見。嶗山泉水清澈豐富，水質優良，含有豐富的礦物質，經常飲用，延年益壽。歷代嶗山道士中，年逾百歲的多有記載。聞名中外的青島啤酒就是用嶗山泉水釀製而成。

嶗山植物品種繁多，古樹名木葱鬱蒼勁，更令人稱奇的是南北花木盤根共存。據不完全統計，嶗山有各種植物1600餘種，其中不少亞熱帶植物長勢良好，數百年的耐冬和一二千年的銀杏、柏樹、黃楊、赤松等枝繁葉茂，挺拔蒼翠，為著名的國家森林公園。

嶗山還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山，自古就是道家方士修仙煉丹的風水寶地，鼎盛時期曾有“九宮八觀七十二庵”之説，為嶗山平添了深邃神祕的色彩。著名道士如唐代的李哲玄，宋代的劉若拙，元代的丘處機、劉處玄、劉志堅，明代的張三丰、徐復陽、孫玄清、齊本守等都曾受到過帝王的敕封。嶗山的佛教也是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著名的廟殿古剎有法海寺、潮海院、華嚴寺等，法顯、憨山、慈沾、善和等高僧都曾在此弘揚佛法。為世界佛教所推崇的那羅延窟坐落在嶗山東麓棋盤石遊覽區，《華嚴經》記載：“震旦國有一住處，名那羅延窟，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那羅延窟被佛教界稱為“世界第二大窟”。嶗山旅遊資源十分豐富，奇特的自然景觀和厚重的人文景觀相映生輝、綺麗無比，尤其以“明霞散綺”、 “棋盤仙弈”、“巖瀑潮音”、“蔚竹鳴泉”、“太清水月”、“海嶠仙墩”、“龍潭噴雨”、“華樓疊石”、“巨峯旭照 ”、“獅嶺橫雲”、“那羅延窟”等嶗山著名景點為最。

改革開放以來，嶗山的旅遊業獲得了很快發展。嶗山要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1989年起，嶗山風景區開始全面規劃和開發，經過多年不懈努力，景區的生態環境不斷改善，景觀品味和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成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榮獲“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綜合整治優秀單位”、“最佳資源保護的中國十大風景名勝區”、“中國風景名勝區顧客十大滿意品牌”、“全國文明風景旅遊區”、“國家5A級旅遊景區”等榮譽稱號。

嶗山風景名勝區共分7個風景遊覽區，分別是巨峯、流清、太清、仰口、棋盤石、北九水、華樓風景遊覽區。進入嶗山共有4條線路，即南線、北線、中線和一條海上觀光遊覽線。南線：可分兩條線遊覽。一條從嶗山遊客服務中心，經盤山公路到巨峯山門，乘索道至自然碑，沿巨峯遊覽線路環遊巨峯;另一條是自嶗山遊客服務中心出發，經流清河至太清遊覽區。游完太清遊覽區，可乘索道前往上清遊覽區。也可乘車前行至棋盤石遊覽區，華嚴寺、那羅延窟座落於此。繼續北行，可至仰口遊覽區。

北線：從仰口景區南行便是棋盤石遊覽區、太清遊覽區。

中線：沿濱海大道經北宅街道辦事處，直達華樓遊覽區和北九水遊覽區。遊覽結束後可返回濱海大道，繼續北行到達仰口遊覽區。

海上線路：起點為青島奧帆中心，終點為嶗山太清灣碼頭，途經小麥島、石老人雕塑園、栲栳島、老公島等島嶼，整個航程約1個小時。在太清灣碼頭還可乘船至嶗山頭，欣賞八仙墩。海上看嶗山，為遊客提供了新的觀光視角，帶來全新的旅遊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