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在中國宗教文化園地裏;山西地區格外光輝奪目。下面是本站帶來的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篇一：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來到佛家勝地，我就要和大家廣泛地説及佛教，首先大家要知道什麼是佛?用幽默一點的説法，是從字的結構方面闡述：

佛是一張弓

兩把利劍豎當中

旁人問我是誰

我是和尚老祖宗

這種説法雖然幽默、詼諧，但它至少説明了佛在社會的地位是非常霸氣，非常有徵服力。

其實用通俗的語言説的簡單明白一點，佛就是如來，如來就是佛，但是如來不是單指一個佛，而是佛的總稱，比如説：釋迦牟尼如來佛，阿彌陀佛如來佛，佛就是如來，如來就是佛!

佛指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者，也就是説佛明白了整個世界和天地間的一切生死奧妙，成為了宇宙的主宰，所謂：天地之間，唯佛獨尊。也就是這個道理。信佛可以使你無憂無慮、無牽無掛、無苦無悲，可以令你心胸開朗、心如明鏡、心歸淨土。既然佛的作用如此浩瀚無邊，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信佛、學佛呢?也許大家是多麼的想去信佛、學佛，只不過不知道怎樣去信，如何去學，下面我將告訴大家一些簡單的方法。

佛教崇尚一種美妙的預言，提倡世人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因為你每念一遍阿彌陀佛，屬於你自己的西方極樂世界就會長出一朵蓮花，你念的越多，蓮花就會長的越多。等到你生命終結的時候，那你就可以登臨仙境，早日成佛。

學佛之人必須心存善良，用心慈悲，社會發展到今天，善良已經越來越少了，有一句話説的好：

千年修書只為卷，讓他三分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惶惶天朝，萬千氣象，江山坐在百姓心上。熱天熱地熱太陽，熱的是一飯一粥一件衣裳大江南北，四野蒼茫，只有星星不見朝陽。敬天敬地敬爹孃，敬的是僅有頻臨絕種的善良。

我們學佛切忌不可吃葷，更不能殺生，佛教有云：芸芸眾生，皆有佛性。他所説的眾生，並不是專指人類，還包括所有有生命的動物，比如説：貓、狗、牛、羊……它們和我們人類一樣，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靈性，共處一個美麗的大自然，如果我們傷害了它們，又於心何忍呢?

佛説：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學佛之人，除了不可殺生之外，還有幾點忌諱：不可偷盜、不可邪淫、不可妄語、不可飲酒，這也就是佛規中的“五戒”，但是社會發展到今天，又產生了第六戒：不可吸煙。因為吸煙的人口中有污濁的味道，這樣去學佛，唸佛是對佛的不恭敬，何況煙草中含有尼古丁毒素，對人的身體本身就是一種傷害。

學佛之人還有一點最為重要：要不斷的培養自己的悟性。至於什麼是悟性，我給大家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南嶽的懷讓禪師有一個弟子叫馬祖，一次，懷讓禪師看見馬祖整天坐禪思定，不思茶米，就問馬祖在想什麼，馬祖説：我想和釋迦牟尼一樣成佛。懷讓禪師説道：鐵棒可以磨成針，那麼磚頭可以磨成鏡子嗎?馬祖聽後恍然大悟。還有一個例子：牛拉車，車不走，人是打車，還是打牛?

菩薩是指自覺、覺他者，也就是説，不但講求自我的修行，還會幫助別人，它的地位僅次於佛，常見的五大菩薩有：觀世音、文殊、普賢、地藏王、大勢至菩薩。

“觀世音”菩薩居於五大菩薩之首，在婦女信徒中的地位和影響是非常的廣泛。“觀世音”這個名稱的由來：是説塵世間的芸芸眾生，在受苦受難的時候，只需要唸誦自己的名字，菩薩就會“觀”這個音，並會立刻前去解救。所以稱之為“觀世音”，簡單的説，也就是觀世間的悲苦聲音。

到了唐代，為了避諱唐太宗李世民名字中的“世”，就簡稱為“觀音”。在唐代以前，觀世音原為男身像，唐代以後，為了方便閨房小姐的供養，才生出了女身觀音佛像。常見的觀音有南海觀音以及千手千眼觀音。

南海觀音又稱海島觀音、渡海觀音，也就是左手持淨瓶，右手拿柳枝。她的左邊侍從是善財童子，右邊侍從是侍香龍女，就是我們平常説的金童玉女。

千手千眼觀世音，是身後有1000隻手，每一隻手上有一隻眼睛，所以稱之為千手千眼觀音。

地位僅次於菩薩的是羅漢，羅漢是指自覺者，也就是説只講求自我的修行，並不會去救苦救難、普渡眾生。有2羅漢、6羅漢、18羅漢、500羅漢之説，關於羅漢的來歷，民間有多種説法：

一：佛祖逝世後，以迦葉為首的500弟子在王舍城集結，把佛祖生前宣講的佛學，回憶整理成佛經總集《三藏》，由此獲得羅漢的果位;二：五百羅漢原是500個強盜，在佛祖感召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遂為五百羅漢;三：五百羅漢生前是500只蝙蝠，棲於南海之濱的枯樹洞內，有諸商侶棲息樹下，生火禦寒，口誦佛經，眾蝙蝠戀聽佛經，當枯樹被燃，為火所困仍不忍離去，以致在火中喪生，後轉人世，出家奉佛，成為五百羅漢。 摩訶迦葉——在十大弟子中，摩訶迦葉被稱為“頭陀第一”，“頭陀”是古印度一種宗教修行方式，修行者必須行腳、乞食、露宿，不能穿好衣服，吃好東西，總之，嚴格限制物質慾望，頭陀行者一般被稱為苦行僧。摩訶迦葉以嚴格遵守頭陀行而著名，據説釋迦曾勸他年紀大了，不必再堅持苦行，但他婉言謝絕了釋迦的相勸，因此釋迦對他也十分敬重。 阿難——因要侍奉釋迦的飲食起居，沒有太多時間進行宗教修行，故釋迦只世時他會經常聽聞佛法，卻未能證得阿羅漢果位(聲聞弟子的最高修行境界)，釋迦去世後，弟子門相聚，商量舉行會誦，誦出佛陀所説之法，當時主持其事的大弟子摩訶迦葉以阿難未得羅漢果為理由，拒絕他參加這一聚會，這使阿難非常傷心，受到很大刺激，他下決心奮力修行，終於在聚會前一天晚上臨睡時，在頭碰上枕頭的一瞬間忽然大悟，證得阿羅漢果，從而獲得參加聚會的資格。

篇二：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傑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歲時就送他到佛寺當了沙彌(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難。法顯從小對佛很虔誠，20歲時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堅定，行為更加嚴謹，眾僧稱譽他“志行明敏，儀軌整肅”(《高僧傳·法顯傳》)。

法顯生於南北分裂、社會動盪的東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在北方廣泛流行。當時，北方地區先後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漢族信奉儒家教義，認為“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他們則主張“佛是戎神，所應兼奉”(見《晉書·佛圖澄傳》)，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後趙國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見《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於是“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見《晉書·佛圖澄傳》)，出現大量不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當時雖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流傳，但很不系統，且多是口授相傳，輾轉流行，不免訛誤增損，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鬆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亂。

這種狀況，對於正直篤信的法顯來説，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衞佛教的純潔性，以利於佛教的發展，他決心西行印度，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持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佛教團體和個人的行為準則。於是，東晉隆安三年( 399)，法顯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佛國記》，又名《法顯傳》)，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是65歲高齡，他們一行數人，西經戈壁，越葱嶺，周遊天竺，後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陸，最後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20xx年，歷經30多個國家，包括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80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佛國記》)。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後，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不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遊撰著。唐代高僧義淨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轉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顯》，第19頁)就是説，法顯是我國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且，法顯的《佛國記》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遠，在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慧遠也是東晉時高僧，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遠傳》)。説明慧遠少年時代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莊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東晉永和十年( 354)，慧遠21歲，深慕江東範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東”，拜師從學，因北方戰亂，道路不通，未能如願。這時，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恆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又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説法後，十分敬佩，驚歎説：“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與其弟削髮出家於道安門下。“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深為道安賞識， 24歲便開講佛經(見《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晉太元六年( 381)，48歲的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峯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83歲逝世(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

一是著書立説，闡釋佛理，宣揚佛法。他一生“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高僧傳·慧遠傳》)，絕大多數作於廬山。通過著書立説，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説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於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係或者説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為此，他寫下了《答桓大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底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瞭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於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

慧遠在廬山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及居士羣，從而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箇中心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是主要的譯經中心;慧遠在廬山除譯經傳法之外，則努力使佛教中國化。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羣，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繫的紐帶，既能溝通上層統治階級，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惡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的勢力。

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於廬山30餘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並沒有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員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土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於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大多數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間，並贏得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通過廣泛接觸上層人物，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説，並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唸佛投生西方淨土，從而對中國佛教淨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後的一些淨土宗僧人尊奉慧遠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後，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曇鸞，他對中國淨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進作用，可以説是淨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北方大宏淨土唸佛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曇鸞是北魏雁門(今山西代縣)人，他“家近五台山，聞其神蹟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幼年時代懷着對佛教的神奇嚮往而出家為僧的。出家之後，“廣讀經籍，尤研四論與佛性”(《續高僧傳·曇鸞傳》)。一方面廣讀博覽佛教經書和儒道典籍，同時更深入鑽研鳩摩羅什所譯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四種基本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大智度論》和有關佛性的學説。

曇鸞於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來到建康(今南京市)，曾與梁武帝談論佛性，很受梁武帝讚許。後又拜見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經》十卷，他便準備攜經返回北魏故地，從事修行;但在途經洛陽時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問：“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意思是佛經中有沒有勝過道教的長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興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與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經》是不能擺脱生死輪迴，達到長生不老的。隨之即把佛教的《觀無量壽經》授予他，説：“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脱生死。”説明長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導他信仰淨土(見《續高僧傳·曇鸞傳》)，這使曇鸞深受教益，當場把《仙經》燒掉，此後他便主要傳播淨土信仰了。

曇鸞回到故地後，大力弘揚淨土唸佛，民眾紛紛皈依，名聲大振。北魏分裂後，東魏開國君主孝靜帝對他十分崇敬，尊稱他為“神曇”，並下敕令要他住持幷州大寺。他後來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屬交城縣)，在這裏講經授徒。從此，玄中寺成為傳播淨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曇鸞的再傳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綽繼續在玄中寺傳道;後來，道綽的弟子善導來到長安，建立起了完備的淨土宗派，使淨土宗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極盛時期。

淨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沒有形成宗派，卻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連綿不絕地流傳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得到平民大眾的信奉，所以如同禪宗一樣，稱得上是真正中國化了的佛教。淨土宗的發展，與山西地區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關係。它是由慧遠開創、曇鸞奠基、道綽與善導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曇鸞在淨土宗的發展中，起着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淨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後，進而傳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據善導一師開創淨土宗”(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使淨土教在日本得到廣泛流傳，成為日本眾多佛教宗派中的一個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淨土宗一直尊奉曇鸞、道綽、善導為淨土三祖師，尊奉玄中寺為淨土宗開山祖庭。歷代日本淨土名僧，多來玄中寺朝拜，視為“聖地”，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橋樑作用。

以上，從法顯、慧遠到曇鸞使我們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十六國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大動盪時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高峯期，在這個時期，山西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而再度成為多民族活動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繁榮期，山西在這個時期一直處於北方民族統治之下，這些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族人民，在不斷學習吸取漢民族文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和扶持佛教文化發展，這就為山西出現為數眾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夠在山西獲得比較高度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和相當有利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氛圍。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輝奪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時，山西地區不僅佛教思想比較活躍，在傳播和發展中國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藝術的寶庫，是全國佛教遺產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聖地之首;玄中寺為中日淨土宗搖籃;雲岡石窟文化可與敦煌媲美;廣勝寺稀世罕見的金版藏經《趙城金藏》為當今整理出版《大藏經》的主要底本;以及遍佈全省各地的斑斕多姿的佛教建築、雕刻、繪畫等等。這些説明，山西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篇三：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從內蒙回來，順道去了山西，多少減少了點沒能看到真正大草原的遺憾。

山西，因處太行山以西而得名，有一首歌可以為證，《人説山西好風光》中“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呂梁”。至於又稱“三晉大地”，我曾自以為是地曲解為：分為晉北、晉中、晉南三大塊，所以稱“三晉”，看了書本才知道，是因為春秋戰國時因是晉國的中心而簡稱“晉”，又因被趙、魏、韓三國瓜分，史稱“三晉”。

未到山西，頭兒就一直唸叨，山西是一個歷史厚重的省份。知道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創造出許多古老文化，演繹出諸多神話傳奇，但是至於具體的東西，到了山西才真的大開眼界，才理解為什麼“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所以，我把六天的山西之行定位為“歷史之旅”、“文化之旅”。

至於山西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00萬年前，傳説中的華夏始祖炎帝和黃帝都曾在這裏劈山治水，培育穀物，堯、舜、禹亦曾先後在晉南建都，即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城(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陽);秦、漢、魏、晉時代，山西一直是屏蔽就城的戰略要塞;隋唐五代時期，太原又是唐朝的北都，後唐、後晉、後漢、北漢亦都是從山西開基立業的。北宋時，山西是宋遼爭奪的主要地區，著名的楊家將就是在這裏為國效勞，留下名垂青史的佳話;明初，明王朝數次組織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山西人從“洪洞大槐樹”下走向全國，到了清代，晉商又以規模雄厚的資本，把山西票號開遍全國各地，開創了中國銀行業之先河，名震華夏。

無數歷史凝結在山西的“奇蹟”令人折服驚歎。先説説晉北的佛教文化，體現在大同的雲崗石窟、懸空寺，最著名的當屬佛教聖地五台山。

雲崗石窟開鑿於北魏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約用了70年的時間，到520xx年結束，據今有1500多年的歷史。雲崗石窟與甘肅敦煌的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三大石窟，東西綿延一公里，依山開窟，窟內鑿像，現存各類造型各異、大小不同的佛雕5100餘尊，其雕刻技藝之精湛、造型內容之豐富，堪稱公元5世紀後半葉我國佛教雕刻藝術的博物館。

位於大同市約80公里外的渾源縣境內的懸空寺，當地人用“懸空寺，半天高，三根馬尾空中吊”的俚語來形容它的險峻，被稱為“天下一絕”的懸空寺懸掛在半山腰已晃晃悠悠了1400多年，至今完好。

懸空寺遠看玲瓏袖珍，走進才知內裏乾坤。十幾口碗口粗的木棍支撐的寺廟，呈一院兩樓佈局，殿宇樓閣40間，南北兩座宏偉的三檐歇山頂高樓彷彿凌空對峙，懸掛在刀削斧劈般的絕崖之上，三面環廊圍抱，六座殿閣相互交叉，飛架棧道相連，高低錯落，迂迴曲折。懸空寺是一座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廟，寺內各種塑像頗多，既有佛教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又有道教呂洞賓、老子神像，還有儒教先祖孔子，這在宗教史上也屬罕見。導遊講，這是由於歷史上皇室信仰不同的宗教，為了不使自己的信仰被後人毀掉，而選擇的一種兼容包納的做法。這其實也反映了我們中國人“中庸”、“有容乃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