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寫作為何離散文遠去論文範文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界對兩種文體表現出比較輕率的態度，於是有了散文和長篇小説數量上的膨脹。我曾經呼籲寫作者對長篇小説的尊重，莫言更是直言“捍衞”長篇小説的“尊嚴”，批評界要求緊縮長篇小説寫作的聲音不絕於耳。相對而言，也許散文不是文學界的主要文體，關於散文寫作的批評則是零散和寬鬆的，而且現在越來越缺少專業的散文批評家，哪怕是給散文以一定關注的批評家。檢討寫作界與批評界的責任，應當是文學生活中的一項工作。

在整體上，這些年的散文寫作缺少和讀者的對話關係，缺少和現實的對話關係，而寫作者疏於和自己心靈的對話更是一個普遍的狀況。在這一鬆散的狀態中，散文不乏優秀之作，文體有嬗變，技巧更成熟，但疲軟之態始終未有大的改觀。散文的“邊緣性”是相對文體的邊界而言，並不是指其價值“邊緣化”，但目前散文的走勢則令人擔憂。九十年代以後，文化大散文的出現，曾經給散文寫作帶來新的可能和自信，也召喚了眾多曾經遊離於散文的讀者。除此而外，一些體現了知識分子精神的思想文化隨筆也在眾聲喧譁中發出獨特的聲音，這類寫作可視為書寫知識分子思想與情感的一種方式，而這些作者多數都是非職業散文家。一批類似文化大散文的文體和類似的寫作者也隨之出現，媒體和出版界乘機而上，由此共同營造了散文寫作繁榮的幻影。在文化大散文逐漸定於一尊並不可避免地式微時，散文寫作的虛假影響也為世人識破。現在只有少數幾個散文幽靈在新世紀文學中游蕩。這一危機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散文的藝術問題，亦暴露了散文寫作者的精神侷限，而這兩者都與散文寫作無法傳承現代散文精神、無法主動探索漢語寫作的新可能、無法積極應對轉型期的思想危機等有密切關係。在意識不到這些問題時，散文寫作的難度在一開始就被消解了，而一種沒有難度的寫作必定會顛覆這一文體的尊嚴，也妨礙這一文體的創新境界。

在文學的現實語境和市場、媒介、大眾、俗世等更為貼近時，許多人把我們這個時代指為“散文時代”。其實這裏的“散文”以及和它相對應的“詩”或者“史詩”並不是一種文體，而只是一種比喻。黑格爾在《美學》中提出“從史詩時代到散文時代”這一命題，形象地揭示社會從古典到現代的轉換。我在以前談論散文的文章中曾經説過將“詩”與“散文”截然分開的侷限，現在相對詩的時代説我們處於散文時代也只是一種相對寬泛的比喻。在經歷了從“史詩時代”到“散文時代”的轉型之後，人文知識分子感受最深的轉型期問題之一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衝突。我們在剛剛遭遇現代社會不久，“後現代”的部分徵候便開始出現，一雙腳還沒有完全踏進現代社會，又被“後現代”纏住。在我看來，中國社會轉型期產生的震盪遠比西方現代社會轉型時要劇烈和複雜，知識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內心衝突是在這一“中國問題”中產生的。——而這些問題和衝突，應當是促進散文這一文體發展的力量，是散文寫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這些方面，散文采取了迴避和掩飾的姿態。

如果再回到散文與“散文時代”的關係層面，我們也不妨説現時代確實是個可期的“散文時代”，這裏所説的“散文”不是比喻，而是作為文體的散文。我們可以温習一下現代散文史上的一些論述。魯迅曾認為五四時期散文小品的成就在其他文體之上，這是大家熟悉的論斷。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散文時代”？周作人在1930年序沈啟無《近代散文抄》時就説：“我鹵莽地説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一直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好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那時沒有社會轉型理論，不會使用轉型期這樣的概念，其實，所謂“王綱解紐”便是社會轉型，所謂頹廢時代、處士橫議、百家爭鳴、人心不古之談都是這個時代的跡象。也是在這一層意思上，周作人進一步説：“小品文則又在個人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結合敍事説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源頭。”郁達夫在《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的“導言”中援引周作人前面的話並作了自己的解析：“若我的猜測是不錯的話，豈不是因王綱解紐的時候，個性比平時一定發展得更活潑的意思麼？”郁達夫確實是個懂得散文真諦的人，他強調散文的個性，又注意到散文和現實社會的互動關係，現代散文的發展一直根植於社會現實，而且始終對公共領域的思想問題保持着敏鋭的視角和言説的力量。郁達夫在《導言》中指出，“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以這一種覺醒的思想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現代的散文就滋長起來了”。

我一直以為，周作人和郁達夫的這些論述既揭示了現代散文發生的動因，也闡釋了散文的本體性所在，其意義不可忽略。郁達夫的分析揭示了思想文化、個人和文字三者的互動關係，更是論述現代散文的基本理論方法。由周作人和郁達夫的論述，我們對文體意義上的“散文時代”以及“散文時代”中散文何為，該有堅定的看法。事實上，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那一代散文家在思想、個人的發見與文字諸多方面都顯示了他們的高度和難度。朱自清先生在二十年代末《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中就作過經典性的描述：“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實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漫衍日新月異。有中國的名士風，有外國的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屈，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表現上是如此。”這就是“散文時代”的面貌和“散文時代”中散文寫作者的作為。嚴格地説，我們只有相對於“古代散文”而言的“現代散文”，“當代散文”只是“當代”的“現代散文”。儘管“今非昔比”，但現代散文的諸精神並未失去其意義。以此作為參照，我們就不難發現，當下的散文寫作為何離散文遠去。

九十年代以來散文寫作的再度興起，在本質上源於當代漢語寫作的危機和漢語寫作中的思想危機。在經歷了1985年前後“新時期文學”的輝煌之後，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漢語寫作不僅身陷危機四伏的語境，漢語寫作者自身的困境也在此語境中呈現出來，這一困境比以往更為深刻與複雜。在這一背景中，任何一種文體的成績都與突破這一危機有關，無論是好的小説還是好的散文與詩歌。與虛構的文學樣式相比，散文更直接地表達了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審美觀”，用語言的形式反映或表現了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如何表現、批評、理解，如何名士、紳士、隱士、叛徒，如何描寫、諷刺、委屈、縝密、勁健、綺麗、洗煉、流動，都是“散文時代”中的散文作為。但正是在這些方面，我們不無失望。在這個意義上説，眾多散文寫作者並未真正理解何為散文以及散文何為。

散文的危機並非因為它日益增強的邊緣性和公共化，究竟有多少人寫作散文並不重要，究竟有多寬的文體疆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者是否真正理解了散文的要素並具備散文的品質。當下散文，在精神上缺少與現實的對應關係，現實的生動、豐富、複雜在散文中消失了，一個作者的世界觀和思想的底線在散文中消失了。一個作者在寫作中和現實是構成緊張還是鬆散或者曖昧的關係並無合法性問題，但顯然要有穿透現實的思想能力。一個散文寫作者必須保持知識分子的思想風度，對沉淪的社會保持警惕，不必劍拔弩張，但潛在的立場不可或缺。有沒有這樣的立場對散文寫作來説是大不相同的。為什麼一些散文作者的文字雖然漂亮甚至也有些動人但最終還是從讀者的心裏飄忽而去？散文作者如果沒有獨立的思想背景，漂亮的文體又怎能不是一個空洞的符號？我們在現實中的處境，涉及人本的種種困境，而關注人的命運、生存意義和精神家園，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主題，因此，散文可以回到歷史、回到鄉土、回到童年，但是所有的往回走和往後看，都應當是精神的重建而不是精神的消費。我贊成包括文化大散文之類的寫作對歷史敍事的運用，歷史敍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種種形態，打開中國知識分子塵封的心靈之門和與之相關的種種枷鎖是必須的；但是歷史的所有詢問其實只是探究我們精神來龍去脈的一種方式，歷史的敍事同時應當是寫作者關於自我靈魂的拷問、關於生命歷史的考證、關於精神家園的構建。相對而言，散文與自然與生態的關係日漸疏離。我們越來越缺少與自然、與生態對話的散文，文字在面對自然時已經越來越缺少敏感，越來越陌生，越來越不能抵達大自然的懷抱。我們的身體與語言文字長久沒有陽光雨露的照射和滋潤了。而所有的這些缺失，都表明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懷、格調等都在從散文中退出，散文中已經沒有了名士、紳士、隱士和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