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領導事蹟材料：女縣委書記宋瑞珍

女縣委書記宋瑞珍

她是個官，中國真正意義上最基層的官。但她管理着十幾萬人，這已經奠定了她的意義。

官是個舊概念，我們這裏這樣表述黨的一個基層領導，緣於一種習慣。不同於其它行業的是，官總是用權力在工作——這就是中國化的管理——但作為一個女官，宋瑞珍是在用感情的方式與環境交流，不管是對人對事還是對現象，她都是這樣。這既是女人的特性，又是她作為一個官員的職業個性。

她是個保留女性温存的官員，而她用情感方式工作的結 果，首先是化解了“官氣”。她把黨的官在她的區域裏變得可親可近，於是她的行為化解了貧困山區那一顆顆暴躁而愚 頑的心。

於是她成了一位出色的縣委書記，並證明了政府權力在新時代最新的品質和可能性。

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始置榆社縣。之後人民繁衍，朝代更迭，綿延1400餘年。在榆社如此久遠的歷史沿 革中，惟1995年至XX年初近6年時間內為女性執一縣之政：先縣長，後縣委書記，宋瑞珍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寫下 了怎樣的文字?

6年來，我以一個記者的客觀態度和榆社子民的熾熱情感關注着宋瑞珍； 6年來，我沒有停止過對我貧窮故鄉的眺望與探詢，可以説宋瑞珍的每一項政舉不僅影響(推動)榆社的經濟建設和文明進程，也牽動着像我這樣少小離家的遊子的心。

新世紀第一個早春，我得到一條重要消息：宋瑞珍離開榆社了，時間是XX年2月5日，那天，太行山西麓濁漳河畔的大地還有些寒意，宋瑞珍不住地回頭張望熟悉得像家一樣的榆社山河，不禁黯然神傷……

榆社

1995年3月8日，是宋瑞珍終生難忘的一個日子，這一天她到榆社當了縣長。

在貧困中掙扎得太久的榆社人禁不住露出些許失望的神情： “一個女的來能行嗎?”榆社實在太窮了，而且榆社的窮似乎已經成了一種難以治癒的頑症。關於富裕的夢想愈來愈遙遠和模糊，榆社人已經有些麻木了。

對於榆社的窮，我自己就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而宋瑞珍1995年3月8日深夜在那間陌生的辦公室的案頭看到的縣情資料足以讓她倒吸一口涼氣：榆社是晉中地區11個縣市中惟一的國定貧困縣，其貧困程度可想而知，全縣14個鄉鎮336個行政村8．5萬人沒有解決温飽，縣財政累計赤字XX多萬元，幹部職丁已有豐年多未發工資……

榆社是著名的革命老區，50多年前，為了新中國的建立，這裏的老百姓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半個世紀過去了，榆社仍有不少老百姓竟然窮得連買鹽的錢都沒有。第一次下鄉，宋瑞珍步行20多公里山路，到了兩河口鄉的琵琶窯村，全村5户16口人，就有7個光棍；4個孩子，大的16 歲，小的8歲，都沒有上過學；5户人家住的全是幾代承傳的破舊陰暗的土窯洞，做一次飯吃3頓。幾個婦女見到宋縣長都一個勁地哭着央求： “帶俺們走吧，把俺們遷出去吧，俺們再也不想在這裏住了。”臨走時，村民郝憲雲滿頭大汗地追到村外，懷裏抱着一個大西瓜，一定要送給宋縣長，這是他上個月到鎮上時用15斤玉米換下的。

同樣不忍卒睹的窮困狀況宋瑞珍在西馬、白壁等鄉鎮的一些偏遠小村也一次次地看到。每當她看到這些情景，心中都會有一種難以抑制的酸楚，作為一縣之長，她不安和愧疚。然而，更讓宋瑞珍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全縣277 個貧困村中就有43個是自然條件惡劣、地方病嚴重、一方水土難以養育一方人的特困村，全縣8萬多農村貧困人口中就有8000多生產、生活能力低下的呆、傻、殘廢特困人口。這是扶貧攻堅的難中之難。

肩上的擔子重，是因為心中的責任更重。情況如此複雜，大大出乎宋瑞珍的意料，真正考驗她的時刻到了。宋瑞珍和同事們經過細緻的調查研究，反覆的分析論證，一整套扶貧攻堅的辦法相繼出台。

隨即，縣委、縣政府在全縣大力實施了“移民扶貧、愛心扶貧、產業扶貧、組織扶貧、精神扶貧、社會扶貧’，六大扶貧工程。縣五大班子成員每人聯繫一個貧困鄉鎮、聯繫一個貧困村，每人扶持一個貧困户脱貧、扶持一名困難兒童上學。縣直機關嚴格實行系統包鄉鎮、單位包村、幹部包户的三包責任制。一定三年不變，不脱貧不離村。

縣五大班子26名成員與包扶的貧困村和特困户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們的幫助下，有26個貧困村和30個特困户於1998年全部越過了温飽線，他們救助的46名困難學生不僅徹底擺脱了輟學的厄運而且都取得了較好的學習成績。宋瑞珍自己救助了6個家庭困難的女孩上學，每學期她都要到孩子們的家裏去看望她們幾次，送去學費和學習用具。16歲的李亞歐學習成績是九年級全年級的第一名；宋麗仙的家她跑得最多，惟恐這個女孩輟學。

為了建設移民小區，數不清有多少個日日夜夜，宋瑞珍和縣委、縣政府的同志們頂着炎炎烈日，冒着凜冽寒風，在陡峭的山路上艱難地穿行。晚上回來，腳腫得脱鞋都很困難，渾身像散了架似的疼，但是第二天她又急匆匆地下鄉了。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她，除非不能站立和行走。 43個特困村的移民並村終於都有了着落，8個村、138户、 563人已實現了整體移民，住進了新建的移民小區，6個村的移民小區正在紅紅火火地興建。看着一批批長期被貧困折磨的農民住進明亮的新房，過上了新的生活，宋瑞珍和她的同事們心中感到無比的欣慰和喜悦。

女兒

1996年秋，為企業技改立項的事，宋瑞珍又一次來到北京。隨行的幾個廠長一進北京就開始互相嘀咕：咱們住哪兒呢?跟縣長一塊兒出來可得住個像樣的地方呀!聞聽此言，宋瑞珍笑笑説：北京我熟，跟我走吧!廠長們也都知道宋縣長在北京朋友多，何況這次是來談項目的，住個好賓館也應該，就聽任安排吧。宋縣長的司機輕車熟路，把幾個人拉到了一個他們做夢也夢不到的地方——寺院。原來，這兒管客房的是個左權人，宋瑞珍以前來北京出差總是住在這兒，因為這兒便宜，住宿費1元，餐費1元。

宋瑞珍的那間辦公室自從大樓落成就沒有修繕過，四壁發灰，沙發、辦公桌也都十分破舊，寒酸得像個效益不佳的鄉鎮企業的經理室。縣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早就想裝潢一下然後換一套傢俱，可她堅決不同意。有一次她要去太原開會，會後還要去北京談膠丸廠引資的事，會走10 天左右的時間。宋瑞珍前腳走，機關事務管理局的人後腳就進了她的辦公室，決定先把“生米做成熟飯”。給身體極其不好的宋書記營造一個舒適的工作和休息環境，他們寧願受批評。

他們剛開始鋪地板磚的時候，宋瑞珍的電話打來了： “我的辦公室比老百姓的房子差很多嗎!給我馬上停止，地鋪了就鋪了吧，其它一律不準動!”

1998年以後宋瑞珍到北京出差就不住寺院了，因為全國總工會在榆社扶貧，她來北京辦事或彙報工作，為了方 便就住在全總的地下室，房費是12元，飯費一頓5元，她嫌貴，就吃方便麪或者自己做飯吃，司機張師傅從車後備 箱裏取出宋瑞珍出差常帶的幾樣東西：微型液化氣爐、不鏽鋼快餐缸、小米、掛麪、酸菜。隨行的人説：你的胃不 好，老這麼湊合可不行，何況那也省不下多少錢。宋瑞珍笑笑説，你們出外面改善一頓吧，我和你們不一樣，我有7 個孩子等着我替她們交學費呢!

她又想起了那幾個“女兒”，對着一碗泡好的方便麪自言自語： “我早就答應瞅個星期天把她們全接到一起玩一天，可總是顧不上，有幾個孩子還沒有進過縣城呢。”

下午辦完事天色尚早，宋瑞珍獨自一人到前門、王府井轉了一大圈，想給孩子們買幾件衣服，左挑右選又怕買下不合身，最後只好買了些筆和文具盒之類的東西才算安下心來。坐在出租車上她一直在想像孩子們接過“媽媽” 從北京帶回來的禮物會是什麼表情。

1998年7月31日，宋瑞珍終於兑現了她對6個“女兒”的承諾。這天是星期六，一大早她就讓司機把6個孩子接進了縣城，帶她們參觀了電廠、膠丸廠、化石博物館，然後去商店給每人買了一套新衣服，又去新華書店買了她們各自喜歡或需要的書。晚飯後回到宿舍，宋瑞珍幫她的“女兒”一個個試穿新衣服，孩子們倚在她的膝下吱吱喳喳，興高采烈地沉浸在一種親情的融合中。 “媽，您過年給我買的那身新衣服還新的哩!” “媽媽……”在孩子們的眼中，宋瑞珍是她們遇上的一個好心人、一個恩人，她們甚至還不懂得“宋書記”是什麼意思。那個晚上宋瑞珍幸福極了，卻也掩不住內心隱隱的酸楚。那個晚上宋瑞珍不曾閤眼，她想了很多。

宋瑞珍的第7個“女兒”叫張燕，是郝北鎮南溝村一個16歲的中學生。張燕從小的理想就是當一名白衣天使。 1999年7月參加了會考，8月初張燕接到了臨汾衞校的錄取通知書，可家裏沒錢，父母求親問友忙乎了好幾天仍然湊不夠幾千元的學雜費，只好哭着説：別上了，孩子。聽説縣委書記愛幫老百姓辦事，絕望中的張燕懷着僥倖心理揹着父母偷偷給宋瑞珍寫了一封灑滿淚水的信，請求宋書記幫忙貸款。讀罷張燕的短信，宋瑞珍心潮難平，她立刻打電話把縣信用聯社主任肖建民叫到辦公室，吩咐馬上辦理， “有事我個人負責。”

幾天後肖建民告訴宋瑞珍，張燕的貸款辦好了，宋瑞珍這才放心。9月1日開學的那天，宋瑞珍特地趕到火車站為張燕送行，當她悄悄地把500元錢塞到張燕手中時，這個可愛的小姑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撲到宋瑞珍的懷中哭着叫了一聲“媽媽”。從此她又多了一個女兒，多了一份牽掛。

第二年暑假，宋瑞珍在郝北鎮檢查工作時曾特地去南溝看望了張燕，問問學習和生活情況，看看還有什麼困難。幾個月不見，張燕已經變成了一個漂亮又大方的姑娘了。這次回家張燕才聽父母説宋書記累出了一身病，腰、頸椎都有問題，經常連牀都不下了，便像懂事女兒似的囑咐“媽媽”：今後可得注意休息呀，至於我，您往後就不要老惦記了，就等着我這個女兒報答您吧。

宋瑞珍含淚離開榆社半個多月之後的一天，聽説張燕病了，正在太谷醫院治療。第二天，她把榆社縣委副書記馮夠梅找到晉中，帶了XX元錢一起到了太谷醫院。在宋瑞珍的印象中，張燕是個聰明、漂亮又有些靦腆的女孩，但現在的張燕，頭髮紛亂、眼窩深陷、滿臉驚恐和憤怒，時而語無倫次地説個不停，時而久久沉默呆若木雞。宋瑞珍的眼眶一下子紅了，抓着張燕的手泣不成聲地問： “怎麼啦孩子?”

兒子

如果宋瑞珍不是宋縣長、宋書記，而僅僅是某一個孩子的母親，她一定會是那種願意為孩子做一切事情的母親。

小峯是宋瑞珍的獨生子，數來數去她實在覺得兒子沒在她身邊生活過幾天，她甚至不知道兒子喜歡吃什麼飯，穿多大號碼的鞋子；她更不知道兒子是哪一天開始不穿開襠褲的，哪一天嗓子突然變粗的，哪一天脣邊開始長出一層細密的鬍子的。一個濕漉漉的嬰兒長成了一個氣宇軒昂的小夥子，作為母親的宋瑞珍覺得彷彿瞬間，又彷彿用了太久太久的時間。

小峯像個沒孃的孩子，是在姥姥家裏長大的。國中畢業考到軍校，然後又當了3年兵，1999年冬復員回家。小峯倒是沒愁過他的工作，媽媽是縣委書記，又認識那麼多省裏和中央的大官，安排個好一點的工作應該不成問題。

不錯，在榆社、太原，甚至在中南海，確有不少人與宋瑞珍交情甚篤，他們中大多數手握重權，或者曾經手握重權。她無數次去找他們，説的是榆社的事，辦的是榆社的事，她不會為自己去乞求什麼，並非不屑，而是她根本就沒有那種意識。小峯很懂事，他一邊在家陪姥姥，一邊補修高中課程並參加了一個大專函授班，他安靜地等待着媽媽的幫助。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擺在小峯桌子上的高中及大專函授課程已全部學完，一塊兒當兵回來的戰友差不多都分配工作了。媽媽還是什麼也不説。XX年4月，小峯終於隻身去了北京，他打電話告訴媽媽，他要在北京一邊打工一邊讀研究生課程。

母親

宋瑞珍的母親曾是名載史冊的戰地交通員，劉少奇、陳毅當年來遼縣(今左權縣)抗日根據地時都曾經過她的祕密交通站。為掩護抗日干部，她曾幾次經歷“棒棒隊”(偽警備隊)的嚴刑拷打，留下的幾處傷疤到現在天一陰還隱隱作痛。

母親當了大半輩子村幹部，是那種覺悟很高、對黨無比忠誠的老人。為了把惟一的孩子培養成才，吃了太多太多的苦。歲數大了以後本可以享福了，卻一直替宋瑞珍撫養兒子，又一番含辛茹苦。1995年老伴去世，199’7年小峯參軍，老人開始了孤苦的生活，孤苦的日子裏老人最幸福的就是等來女兒的一個電話或者看見那輛藍色的桑塔納轎車“吱——”地一聲停在門口。

從此以後，老人除了吃飯睡覺，大部分時間都是站在大門口等她許久下見的女兒，眼睛直直地盯着小巷盡頭，一站就是半天；一輛7十四輪的聲音，都能讓老人的眼睛突然一亮，疑是女兒回來了。有段時間，鄰居們不見老人在大門口站了，進屋一看才知道老人病了，於是打電話告訴了宋瑞珍，她只好把老人家接來，悄悄安頓在離她辦公室不遠的一間屋子裏，白天照樣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晚上陪老人説説話，可説着説着就睡着丁。老人爬起身來，給女兒掖一掖被子，或者伸進手摸一摸女兒已經彎曲變形的頸椎和腰椎，鼻子一酸，淚從心裏流來。

沒住多久，老人執意要回家， “娘已土埋脖子了，不能為娘誤了榆社的大事，你有空常回左權看看娘就行了。”

XX年農曆三月七年級，是母親83歲的生日，這天宋瑞珍上街買了些蔬菜和一個蛋糕，趕回左權給老人過了個生日。那天老人特別高興，吃飯也多了，病也像沒了。女兒是孃的小棉襖，老人多想女兒能留下來住一晚上陪她説説話啊!想到榆社有那麼多事等着女兒去辦，老人終於沒有開口挽留，只是告訴她沒有藥了，有些藥左權買不到，宋瑞珍答應她想辦法買。

這一別竟成永訣。6天之後的那個中午，像往常一樣滿懷期望地站在大門口痴痴等待的老人等來了心臟的一陣陣劇烈絞痛，然後永遠地倒在了女兒常常停車的地方。

那天宋瑞珍正在山上看望經濟林工程的植樹羣眾，見他們吃的是風乾了的饅頭和有些發黴的鹹菜，下山後她還特意讓司機買了些方便麪、火腿腸送上山去，可她竟然就忘了母親的藥。 “我如果及時送回藥來……”宋瑞珍悲痛欲絕。她馬上把縣長和縣委辦公室主任叫到自己辦公室，安排了一下工作，宣佈了一條紀律：包括五大班子成員在內的所有人，一律不準前去弔唁，同時要派幾個人在東匯路段設卡，不能放一個人去我家。消息竟然不脛而走。在榆社，宋瑞珍不僅是一個政績顯著的好官，也是一個重情重義樂於助人的好大姐，有一次她在太原開完會後連夜回榆社，約10點鐘，在距官亡村 15華里遠的路上看見一頭牛正向縣城方向走，她只好下了車找一根樹枝往回趕那頭牛。她不太會趕牛，但也不會開車，司機只好開車慢行，車燈照路。牛不聽話，一會兒下到河溝，一會兒又鑽進樹林，宋瑞珍費很大很大的周折才把那頭牛趕回官上村，交給焦急萬分的失主，這時已是凌晨兩點多鐘了。老百姓對宋瑞珍的敬意最初就來自於這些小事。有一年過春節正趕上宋瑞珍的腰病嚴重，她非要去看幾個特困户。下牀試了試，寸步難移，最後她叫來了祕書，説： “你扶我上去吧，不去我也過不好這個年。”從特困户那裏回來，她又要去機關宿舍看看大家，我應該感謝他們，沒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哪有8100萬的財政收入!”是的，那一年的春節宋瑞珍心裏特別高興。8100萬元的財政收入可是1992年611萬元的13倍啊! 從五大班子的領導到縣委縣政府辦公樓上的普通工作人員；從企業領導到鄉鎮幹部；從村幹部到特困户，被宋瑞珍關心、幫助、接濟過的人有多少!“現在宋書記的母親去世了，這可能是她惟一需要幫忙的時候，於情於理我們都該去。”在東匯路口，縣委辦的守卡者擋回一批一批的幹部羣眾， “這是縣委的紀律，這是宋書記的命令，這也是宋書記的苦心，大家回去吧!”宋瑞珍在左權當過多年的領導，在縣城辦母親的喪事，勢必驚動很多人，也會在羣眾中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她決定回老家石港村，而且讓村裏的“紅白理事會”來操辦，極其簡樸地送走了母親。 3天之後，安葬完母親回榆社的路上，宋瑞珍掏出300 元對司機張師傅説： “謝謝你這兩天幫我的忙，這300。元錢算是我租車費，你替我繳到機關事務管理局吧。” 宋瑞珍處理老母親後事的做法在榆社引起子強烈的反響。人常説，世上最親的人只有兩個，一是“生我的”， 另一個是“我生的”。從人倫的角度看，宋瑞珍對不起他們，但正是這種對親情的放棄，才使得宋瑞珍能夠全心全 意地為榆社工作，真情真意地愛榆社的老百姓。在宋瑞珍看來，肩上的責任重於一切——榆社的經濟建設是不是搞 上去了?榆社的老百姓是不是已經不再貧苦?其它的得失她 無暇考慮。 兄 弟榆社工作的日子在一天天地疊加，從縣長升到縣委書記，職務的變化增大了責任。看到企業一天天發展壯大，看到農民的收入一天天增加，宋瑞珍心裏無比欣慰。但有不少時候她還是一副着急的心情，像是恨不得貧困的榆社一下子就變成天堂。縣城迎春街改擴工程中，宋瑞珍就急得上了火。有一天，下午聽完關於工程進度的彙報，她不放心，晚上就親自去看，從南看到北，發現實際進展遠不是下午彙報的那個進度，立刻把分管副縣長叫起來訓一頓，這時候已是凌晨兩點多鐘了。宋瑞珍經常自勉的一句話是“做人要真，做官更要真。”真情能凝聚人氣，甚至可以感動一個陌路人。榆社“霸王鞭”曾是與左權的“小花戲’’齊名的傳統曲種。近年來“小花戲”名揚全國， “霸王鞭”卻有失傳絕跡之虞，宋瑞珍很是着急。聽説中央電視台的文藝編導張明和楊梅正在左權，宋瑞珍就請了過去，兩天下來，他們竟被宋瑞珍感動得唏噓不已，爽快地答應幫助“霸王鞭”藝術團。 1999年冬，該團參加“蓬萊青少年國際和平藝術節” 前夕，宋瑞珍又一次打電話給張明和楊梅，請他們再來輔導一下。兩人立刻啟程赴晉，不料在太原遇上了大雪，接站的人勸他倆在太原住一宿再走，可他們怕誤了榆社的工作，硬是冒着車禍的危險用了七八個鐘頭趕到榆社。工作結束回北京前夕，縣裏為他們準備了不菲的報酬，他們堅決拒收， “是宋書記對人尤其是對榆社老百姓的那種真情感動了我們，為榆社工作我們心甘情願，而且覺得很幸福……” 宋瑞珍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許多人，宋瑞珍拼命工作的精神感動着許多人，同時她也被許多人感動，像李德生、曹雲蓮、鄧雲程等榆社籍的老一輩革命家，以及一些她在左權工作時認識的老領導，他們為榆社脱貧都做了非常大的貢獻。還有榆社普普通通的工人和農民，還有五大班子的同事們，假如沒有他們無私無畏的配合與支持，她在榆社肯定一事無成。 1996年全縣經濟工作會議上，榆社縣委、縣政府拿出 30萬元重獎作出突出貢獻的企業家，震動了榆社縣，震動了晉中地區。 1997年，榆社優秀企業家、縣化工總廠廠長柴建明、膠丸廠廠長王庭良在縣人代會和政協會上分別以高票數當選縣人大副主任和縣政協副主席。這在過去，企業家做夢都不敢想。 “他們贏得尊重是因為他們為榆社做出了貢獻，他們建設新榆社的那股子心勁兒讓我感動，也讓我看到了榆社美好的明天。”宋瑞珍由衷地説。幾年來，宋瑞珍與企業家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企業家們總是親切地稱呼她宋大姐。而説起宋瑞珍，膠丸廠廠長王庭良的心情十分激動，他説： “那是1995年的事了，有一次我去宋大姐那裏彙報工作。沒想到，我進去的時候，宋大姐正躺在牀上做牽引，原來她患有頸椎增生和腰椎間盤突出症。我説，不行，我不能打擾你治病。宋大姐卻笑着説，沒什麼，經常是這樣的，你有什麼話就説吧。那次談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們都説當官好，我説像宋大姐這樣工作，是在受罪呀，人家一個女人家來榆社圖了啥，這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們本地人不好好幹，能對得起誰!” 化工總廠廠長魏志生同樣牢記着宋瑞珍對他的幫助： “這些年，化學工業市場老是起伏波動，作為一個縣級化工總廠，經常面臨着市場波動的嚴峻老驗，每到關鍵時候，宋大姐都給我們最大的支持。在縣裏的大力支持和扶助下，我們渡過了一個個難關，化工集團已初具規模。 ‘挺一挺就會天高地寬，鬆口氣就會人仰馬翻，化工廠是榆社經濟的支柱，説什麼也要讓它長成一棵參天大樹’，我至今對宋大姐這句話記憶猶新。” 電廠廠長蘇強説： “她對認準的事情，九頭牛拉不回。為了我們電廠二期擴建工程的上馬，我和宋大姐記不清跑了多少次北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星期就在榆社、太原、北京來回跑了三趟。那段時間，不分晝夜奔波，她的手、腳＼＼臉都浮腫了，走路連腰都直不起來，我們看上去都不忍心，可她硬是堅持了下來，榆社電廠是振興榆社經濟的希望所在，二期擴建將把榆社經濟推向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在二期項目上，宋大姐可以説是傾注心血最多的人。1998年3月5日，榆社電廠二期工程經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批准正式立項。慶功會上，我為宋大姐滿斟一杯酒，我真得感謝她。” XX年，晉中地委“三講”巡視組在榆社駐了一個月，回到榆次之後他們在各種場合無數次地宣講他們從榆社帶回來的感動：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根本不會相信幾年時間榆社變化如此之大；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根本不會相信榆社老百姓會那會擁戴他們的縣委書記…… 實績——榮譽 令34個特困村整體遷入移民新村； 令開發灘塗6．8萬畝，農民人均佔有糧食突破1000斤；令新建、改造學校260多所，基本消滅了中國小校舍危房； 令在全省率先推行鄉村一體化醫療制度，初步解決了貧困山區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令完成五橋五路等基礎設施工程，實現了村村通公路，鄉鎮通電話；令實施藥業富民的戰略：全縣100％的鄉鎮、60％的村、40％的農產參與到藥業開發中。XX年，全縣藥材種植面積達2萬餘畝，產值2600多萬元，農民人均增收200 多元；令縣化工總廠成為全省化工行業“十佳企業“；縣膠丸廠成為全國第一大、世界第二大膠丸生產企業；華榆食品廠成為全省農副產品加工十大企業之一；令國內生產總值由1994年的1．6億元上升為4．5億元；財政收入由1994年的1600萬元上升為8000多萬元；家民人均純收入由1994年的600元上為1500元；綜合實力由全區倒數第一前移5位，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連續三年居民全省第一； 6年共獲省、地表彰獎勵80多項；全省家建先進縣、全省扶貧攻堅先進縣、全省林業紅旗縣、全省愛國擁軍模範縣、全省文化先進縣、全省廣播電視先進縣，等等；國家國計生委、衞生部在榆社召開合領先醫療現場會；省委、省政府、省軍區在榆社召開“送走一個優質兵，回來一個帶頭人” 活動現場會，以及縣域農業綜合發，科技當家人培訓，婦女科技等現場在榆社召開；投資1000萬元興建的5個鄉鎮的宣傳文化站，被評為省樣板工程；宋瑞珍是全國縣委書記中惟一的“全國三八紅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