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農村法律意識調查報告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一直是關係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問題。黨的xx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是黨中央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農村法制建設，深入開展農村普法教育，提高農民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自覺性”。新農村建設離不開法制的有力保障，提高農民法律意識則是加強農村法制建設的基礎性環節。筆者結合目前常州市新農村建設的實際情況，深入調查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的法律意識，並和農民進行了接觸，對一些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識進行普及，自己印製了一些簡單的法律知識發給農民，使得一些農民能在遇到問題時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利益。

一、我國農民法律意識的現狀

雖然農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對新農村建設意義重大，但目前我國農民法律意識的現狀卻不盡人意。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民法律知識水平的匱乏。雖然經過多年的普法教育，農民的法律知識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於歷史傳統和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加上普法宣傳流於形式，農民對法律知識的認知仍停留在淺層次的感性認識上，不能真正瞭解法律的含義，更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法律知識和法律心理結構。這種對法律的陌生感決定了農民在遇到問題時一般是拒法律於門外的，更傾向於用非法律方式去解決問題。

二是法律虛無主義思想盛行。雖然我國早已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但在我國農村地區仍然有許多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無法一個樣的法律虛無主義觀念。筆者在農村調查的時候發現，很多人對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瞭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殺人發火是犯法，但是對無照經營等卻認為不犯法，更不要説對那些涉及與經濟貿易等有關的法律知識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為外，農民的社會行為基本上是脱離法律認知而進行的。

三是權利意識淡薄。受傳統人治思想的影響，長期以來，法制在農村的着眼點都是如何加強管理，着重於法的政治統治功能，法律工具主義色彩比較濃重，而忽視了法律維護農民權益這一功能。農民往往只把法律當成是制裁違法犯罪的工具，而忽視了法律保障權利的功能。權利意識淡薄，主體意識模糊，缺乏維護民主權利，利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識和實踐活動。不少農民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雖已知道，卻信守“民不與官鬥”、“一年官司十年仇”、“吃虧是福”等傳統觀念，對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不敢抗爭，一味忍讓。四是法律在農村缺乏應有的權威。法治社會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權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法律卻沒有處於至上的位置;相反，幾千年來的封建人治傳統已使權力至上的觀念在我國農村社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現實生活中，我國農村地區呈現出明顯的泛權力狀態。在權大還是法大的價值取向上，廣大農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法律幾乎是沒有權威的。在農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決矛盾糾紛的主要途徑，遠遠大於尋找法律救濟的比重。

二、農民法律意識淡薄的原因分析

隨着我國法治化進程的日益深入，法律在人們生活中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經過四個五年普法宣傳教育，人們的法律意識也逐步提高。但如上所述，目前我國農民的法律意識總體來講還十分淡薄，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相比，還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素質低下，影響其法律素質的提高。由於傳統和現實原因相互交織，我國農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7年，而城市為12.2年。而在筆者的調查過程中，發現現在農村40歲以上的人羣學歷在高中以下的佔86%，而大學畢業的很少。另據有關報載，目前，我國文盲絕對數高達8507萬左右，而其中90%的文盲分佈在農村。農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必然直接影響到其學法、知法、用法的積極性和實際效果，進而影響其法律意識的提高，阻礙農村法制建設的進程。

二是傳統思想的影響。眾所周知，我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儒家政治文化觀念根深蒂固。雖然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西方的民主科學思想逐漸傳人並影響國民的觀念和生活，但直到現在，在我國農村地區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仍然十分深重。一方面，由於人們仍主要生活在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關係中，傳統的“無訟”、“和為貴”思想及家族意識等仍影響着人們的生活態度。遇到矛盾糾紛時，或忍氣吞聲，或依靠有威望的長者或村幹部依鄉規民約來解決。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訴諸於法的，法律在百姓心中佔據着很不起眼的位置。另一方面，受“權力本位”思想的影響，不少農村基層幹部法制觀念淡薄，頭腦中“人治”思想作祟，認為法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卻不受法律的約束，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權代法。這種現象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對法律價值的非認同感。

三是農業立法的相對滯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後頒佈了一系列農業法律、法規和規章，為我國農村建設提供了法律支持。但總的來講，農業立法還相對滯後，立法質量不高，層次較低，很多規範原則性太強，配套法律法規跟不上，缺乏可操作性。農業立法中重行政管理輕權利保護的傾向仍很嚴重，立法無法充分反映農民的利益。而法律要被人們自覺遵行，必須使主體深切感受到法律是以表達自身需求為前提的。這樣的農業立法現狀必然會妨礙農民對法的作用的正確認識，難以產生對法的信賴心理，這也是我國農村社會法律價值感無法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

四是法律在農村的實施情況較差。農民法律意識的培養與農村良好的執法、守法、崇法環境密切相關。由於封建法制傳統中“行政兼司法”體制的影響，農民在碰到糾紛時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這不僅使司法獨立的實現困難重重，也使司法的終極權威性大打折扣。農民不相信法院，無意訴諸法律，卻對用行政手段解決糾紛充滿憧憬。而農村的行政執法情況又如何呢?部分基層執法人員素質低下，農村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農村中以權代法、以勢亂法、執法違法的現象還普遍存在。鄉村執法者的這些形象和執法行為必然削弱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使人們不再相信、尊重和遵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