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今年寒假我來到重慶市酉陽縣做社會調查，酉陽縣坐落在重慶東南隅。是一個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市級貧困縣。全縣有39個鄉鎮。其中，水壩村由8個組組成，全村共265户人家916人。我選取了其中的一，二組作為調查對象。兩個組共72户人家263人。寨子依山而建，四面環山。這裏的居民全部為土家族，但除了還保留少數的傳統習俗外，看不出其它的少數民族特徵。顯然是已經全部漢化了。這裏的居民沿襲祖祖輩輩的種植業，並以此為生。

為使調查實事求是，避免主觀臆斷我首先對兩個組的人口年齡組成，勞動力結構以及教育程度進行了統計。統計數據如下表：

年齡教育程度 0歲~20歲 21歲~40歲 41歲~60歲 60歲以上

國小 71 89 27 36

國中 18 11 5 0

高中 2 0 0 0

大學 1 0 0 0

共計 92 100 35 36

從上面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這裏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通偏低，而且低得叫人痛心。就連九年義務教育也成問題。而表中20歲以下的92人中有近20人現在出門打工在外，16歲以上的幾乎有90%都在其中。而這些童工們的工資最高者每月拿不到1000元去生活費及其它費用，有的連回家的路費也賺不到；而21至40歲的100人中有超過60%的人出門打工在外，沒有文化，沒有技術的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靠出賣苦力賺錢，而且是加班加點地幹，省吃儉用地過。而真正能賺到的錢又少得可憐；甚至，有不少40歲以上的農民也趕着外出打工。在農村，外出打工似乎成為一種潮流。而對於這樣一羣常常被城市所歧視的人來説，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樣的陌生和充滿荊棘。但他們為了生活又不得不為之……。農村太窮了，做農民太苦了，所以他們都趕着出去。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XX年3月，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上總理書》。他在上書的開頭寫道：“我懷着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淚水給你寫信。我要對你説的是，現在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書中寫道：在農村，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峯”，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流言”，謊話如“真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村人，我能真切的觸摸到農村有多窮，農民有多苦。但看到《上總理書》我又不禁渾身一觸。在這次調查中我開始重新省視：農村到底有多窮，農民到底有多苦。

在調查中，當問到“你們每年人均收入有多少”時，一位村民讓我給他算了一筆帳。現將其列於下表：

項目 穀物 玉米 兩頭豬 農副產品 一人外出打工

收入 1500斤 1100斤 一吃，一賣（600元） 200元 2500元

項目 化肥 種子農藥 學生 各種集資 日雜 農税

支出 250元 100元 250元 20元 200元 50元

而表中的1500斤穀物和1100斤玉米是不能算成人民幣的。除去餵豬所需的飼料，剩下的糧食剛剛好夠吃。現在來為他們算這筆帳：600+200+2500=3300元，3300-250-100-250-20-200-50=2430元，按平均每户3.5人算，則人均達不到700元。這與國家統計的“我國農村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113.6元提高到了XX年的2366元”大相徑庭。這2366元是怎麼來的呢？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指出：XX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為6860元，農民為2366元，那末這個比例本來應該是3：1，當這個2366元中很大一部分是空頭支票，農民的實際收入才1800元，也就是説這個比例可能是5：1甚至6：1。而拿我所調查的農户與這個6860元相比，那末這個比例就是將近10：1了。

農民窮，讓我們再來看幾組數據：

1．家扶貧基金協會會長王鬱昭XX年3月指出：當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

500元（1.37元/天）以下的人口有1459萬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2.74元/天）以下的人口為3億1075萬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XX元（2.74~5.48元/天）的人口為3億1079

萬人。在此次調查的72户263人中，這樣的數字更是觸目驚心：有近一半的人家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

2．我國農民純收入年增長速度從1996年的9%下降到XX年的2.1%。城鄉差距擴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歷史最高記錄。而這個2.8：1又是那樣的叫人不可信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如此之慢，城鄉差距如此之大，實在是叫人痛心啊！

3．在我所調查的水壩村，村裏沒有一所學校，沒有一所醫療所，沒有一個郵政所，沒有一個商店，沒有一個企業，沒有一個十萬“富翁”……。以種植大米，玉米為生居民們，一年難得換上一套新衣服。他們自己養了雞，一年卻難得吃上幾回雞肉；他們自己種了各種各樣的蔬菜，但為了賺幾個肥料錢，他們多數時候吃的是蘿蔔白菜。農民窮，但農民的負擔卻很重，與城市居民相比較，可以説是不公平，是政府對農民的一種偏見。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鍾偉教授指出：日前，我國農税累計為2100億元，而政府在農業上的支出僅僅為800億元。兩者相減，可以看出農民白白地為政府貢獻了1300億元。這種剪刀叉在網上有人戲稱之為“劫貧濟富”。

國家規定的農民合理負擔應該為其純輸收入的5%。而實際上，各種農税（包括地方附加税，特產税，屠宰税，耕地佔有税，契税），提留統籌費等以及義務工和積累工，教育集資等加之五亂（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加碼，亂罰款）等其它負擔的影響。其比例遠遠超過了5%。在此，我們姑且不看三亂五亂等雜派對農民負擔的影響，且看一下這個5%的合理性。就拿三提五統（三提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五統指：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衞生事業教育費，村幹部組織費，集資辦學費）為例。與城鎮居民相比較。我心裏就有些為農民喊冤。為什麼城鎮居民不需要交的東西在農村就是合理的了呢？雖然現在政府實行改費並税政策，但是在很多地方這一政策只是形式而已。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農民負擔如此之重呢？

一．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我國農民純收入年增長速度從1996年的9%呈下降趨勢，至XX年僅僅為2.1%，“增加農民收入”這一政策似乎僅僅成了一個口號。在我的調查中，增加農民收入就成了政府利用老百姓的一着高招。幾年前，政府為了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在農村大力宣傳大辦烤煙，讓種玉米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着實高興了一把。烤煙是出來了，但是，煙廠卻倒閉了。這樣好好的上等烤煙硬被打成了下品煙給收了上去。如今到處矗立着的烤煙棚成了牛圈。

二．農村基層組織太盤大，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平均人員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290餘人。下面再讓我們來看一個表。

中國曆代官民比例表

時期 西漢 唐高宗時 元成宗時 康熙時 建國初 現時

比例 1：7945 1：3927 1：2613 1：91 1：600 1：28

在陝西的黃龍鎮，該比例竟然達到1：9，官多民少農民的負擔自然不會輕。就拿公車開銷一項來做個計算，一般一個縣四大部門擁有工車達40輛，僅此一項每年的費用就高達4000多億。加之官多嘴巴多，每年要吃掉多少農民的税？況且，領導多了政績就一定要“好”，所以很多鄉鎮出現數字出政績的現象。謊報民情，以至上層對農民收入統計過左，偏離實際地指導農村工作，盲目地制定農村發展計劃。自然而然地是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三．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多，我所調查的銅古鄉僅有的一個鄉鎮企業便是一個水泥廠，然而它為農民帶來的是什麼呢？是漫天的煙霧和惱人的噪音，是滿身的塵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挾鉅款逃跑的廠長和經理。企業瀕臨破廠，於是廠里扣發工資，集資擴廠，擴廠虧損，於是廠裏又扣發工資。

四．政府不辦義務教育，農民只能自己集資辦學。我所調查的水壩村，沒有自己的村小，孩子們只能跑到四五里遠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讀。國家一直宣傳普九，然則在我的調查中發現，高昂的學費使得普六也成為問題。正好，反正沒有錢讀書，兒童成了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的一支生力軍——在家務農，出門打工。然後長大結婚生子，又讓他們的子女重複自己的路。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實在叫人痛心啊！

在我的調查中發現每個村小國小生每學期的平均高達200元，即每年高達400元之多，比城鎮的收費標準還高。在此我不禁想問：義務教育到底何時才能在農村普及。在我的調查中，發現有一家7口之家，母親是個瞎子，兩個大女兒未滿18歲便相繼出嫁了。留下一個本來該讀國中二年級的兒子和一對未滿10歲的雙胞胎妹妹。一家人的生活來源全靠父親一個人種地，農閒時進城打點雜工。由於家庭困難，快滿十四歲的兒子仍然是讀一學期書又回家放一學期的牛。等到父親找到了書學費或者兩個姐姐寄錢來了又重新揀起課本。今年國小畢業，小楊傑很是失落。因為高昂的學費迫使他有可能從此永離課堂。哥哥且是如此，兩個妹妹就更是難堪了。

五．農產品的貶價，首先算一筆帳，在過去的五年中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以穀物為例。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國穀物產量達4億噸，平均每斤降價2毛錢，那末：4億*XX*0.2=1600億元，也就是説僅此一項農民平均每年就損失300多億元。在我的調查中，責任制似乎真的如《上總理書》所説成為一種枷鎖。由於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村勞動力紛紛外流，以至於大量肥土良田荒蕪。然而，上百元的農税又不得不交。在西方許多國家，政府不是去賺農民的錢，而是要向農業做補貼。所以免除農税成為中國之必要。

那末，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呢？

第一．貫徹落實農村税費改革。一直以來，農村税費改革都難以逃出黃宗曦定律的怪圈子。經濟學家用公式來表示這一定律為：b=a+nx，其中b為經改革後的税收，a為改革前的税收，n為改革次數，x為每次嘎嘎感中雜派。很顯然要使a小於b，關鍵就在於要使x小於0。所以推進農村農村税費改革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