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學習心得——關於減税問題

3月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兩會代表齊聚北京，代表人們把有關人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一些社會問題提交兩會跳倫。因此兩會的召開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高度關注，關注和他們有關的一些熱點話題。我關注的是關於減少税收的問題。兩會關於減税的呼聲水漲船高。

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把“實施結構性減税”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税收總收入和財政收入兩項指標遠遠高於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去年GDP增速為9.2%。

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公眾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業又雪上加霜。因此，減税不僅有利於民生，更有利於發展大局。現在各界將苗頭對準了間接税。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在珠三角企業調研後指出，當地企業的税負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了，其餘如教育税、城建税、價格調節基金等雜税就有二三十種，費有18大類，60多項。

為了維持企業正常運營，這些間接税和行政收費自然會變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比如饅頭等生活基本資料都含有苛捐雜税。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總裁楊元慶楊元慶也直言：現在已經不只是高檔消費品國外比國內便宜，耐克鞋這些大眾消費品也是如此，“我們的聯想電腦在國內沒有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税必須加到價格裏面，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問：中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1/10，為何卻要多花費20%-50%價格才能買到同款產品？

即使減税已成社會共識，且具備了相應的國家財力，但要順利實施，卻尚需深層制度變革配套。

首先，處於輿論風口浪尖上的財税部門並不能獨立完成減税任務。結構性減税意味着“兩高一資”的行業就不能減，戰略新興產業就該實施減税，小微企業的營業税和增值税的起徵點應該進一步提高，小微企業的所得税減半徵收。但要執行到位，就必須由工信部、發改委、商務部等職能部門全力配合，麻煩的是長期以來操作上屬於先收再返，往往變相演化成“跑部前進”局面，為變相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最終吃虧的還是權勢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約減税的不是具體操作方案。

眾所周知，1994年實行分税制以來，中央地方分灶吃飯，在國富民窮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國富地窮。廣東地税局長王南健代表説：“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為了完成不停加碼的任務和指標，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財政，甚至是增加收費項目，甚至是下達一些不切實際的財税增幅指標，“這是逼着地方幹壞事”。“結果就是‘逼良為娼’。

一個佐證是：現在地方政權債務沉重，總額10萬億以上。而這些負擔往往通過三亂等方式轉嫁到企業和公眾頭上。

更嚴重的問題卻在於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代表披露的悲催現實：“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劉錫榮説，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劉錫榮説：“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祕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祕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

其實，這個數據保守了：據《中國2009年人權事業進展》一書中説，截止2009年，中國共有290萬少數名族幹部，佔公務員總數的7.4%，由此算出，中國公務員應該有3918萬左右。如果加上變相吃皇糧的事業單位職工、央企高管、政府編外人員，這個數據將更加驚人。

這揭示了税費沉重的一個主要誘因：官員太多了，百姓養不起了。

劉錫榮開出的藥方是儘快出台“編制法”，將各部門各地區設官用人的規模納入法治化軌道，並接受納税人的監督。

此外，中國幹部儘管取消了福利終身制，卻一直沿襲福利待遇終身制，形成只進不出的沉重供養負擔，與國外總統下台立即需要自謀生路形成巨大反差。

當然最根本的舉措還是儘快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儘快進行行政體制變革，按照服務性政府的要求轉變職能，全面依法行政，從與民爭利轉向為民謀利。

記得上次政府全面機構改革已經是1998年的事了，當時的總理朱鎔基説：哪怕前面有地雷陣，有萬丈深淵，也要勇往直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因此，中國減税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全面調整，更有賴於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層變革。歸結為一句話：依法減税的前提是依法收税，而依法收税的前提是依法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