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抗日戰爭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9月中國勝利結束，歷時20xx年之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希望大家喜歡。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在內的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發動、堅持和取得勝利的。在諸多合力中，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兩個抗日戰場，相互配合，共同為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和重要貢獻。其中，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始終高舉抗日大旗不動搖，始終站在抗戰前列不後退，並以共產黨人為國為民、無私奉獻、不怕犧牲、艱苦奮鬥精神和抗日先鋒模範作用，贏得全國人民的信賴和擁戴，成了中華民族的先鋒、中國人民的脊樑，在全民族抗戰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先鋒和中流砥柱的地位作用，是由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的全部歷史寫成的。

至今仍有些人質疑：抗日時期，國民黨處於執政地位，又有龐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為什麼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這裏有一個分析問題的方法和判斷是非的標準問題。辯證法告訴我們：有利的政治地位和龐大的實力可以成為中流砥柱，也可以成為逆流歪柱。從宏觀上、本質上和發展觀點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應該具備以下條件：一是能夠代表民族利益，反映人民願望，提出合乎時代潮流的政治主張，獲得人民的信賴和響應;二是能夠制定符合國情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推動歷史前進，得到人民的擁護;三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得到人民的支持;四是能夠起到先鋒模範作用，成為羣眾表率，得到人民的愛戴。歷史證明，合乎上述條件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中國共產黨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族抗戰的倡導者、推動者和政治領導者。

眾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妄圖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的局部抗戰也由此開始。此後，日本侵略者又先後發動了“一·二八”上海事變、熱河事變、華北事變。在這民族危亡關頭，全國人民包括廣大國民黨員和愛國官兵，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什麼全面抗戰的局面，直到6年之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才得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掌權的蔣介石集團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方針。主要表現在：一是對侵略者步步退讓，屈辱求和。繼“九·一八事變”中，強令東北軍放棄東北之後，又在日軍的不斷進攻中，先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送”掉了整個東北，喪失了華北主權。二是對要求抗日的工農紅軍和國民黨愛國官兵的抗日活動，進行多次“圍剿”和破壞。並對國民黨高級將領下達“侈言抗日”者“立斬無赦”的命令。①三是取締和鎮壓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動，直至製造震動海內外的將沈鈞儒等愛國名人逮捕入獄的“七君子事件”，一時形成了“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的嚴重局面。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激發了全國人民抗日反蔣的浪潮。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始終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高舉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旗幟，堅定地站在抗日鬥爭的最前列，為推動全民族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是“九·一八”事變不久，中共中央和同年11月成立的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就多次發表宣言和決議，反對日本強佔滿洲，反對國民黨“不抵抗主義”，號召中國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各地黨組織採取各種方式，幫助和支持各界羣眾成立各種救亡組織，開展救亡活動。1935年北平黨組織還直接領導了“一二·九運動”，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二是先後組織東北抗日遊擊隊(後擴建為抗日民主聯軍)、紅軍抗日先遣隊和紅軍長征北上抗日，以實際行動投入抗日救國鬥爭。三是1933年1月，主動提出工農紅軍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並在實踐上幫助和支持19路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等抗日的愛國行動。四是1935年發表“八一”宣言和召開瓦窯堡會議，正式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實行“逼將抗日”方針，並於第二年幫助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取得“逼蔣抗日”的勝利。“七七”事變前後，又經共產黨的主動讓步和一再努力，終於促成了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的勝利實現。

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共產黨“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②同時表明，“在要不要抗戰的問題上，蔣介石受了我們的領導，就是我們推動了他抗戰。”③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領導。

2..中國共產黨是發展抗日力量，掀起抗日高潮的政治核心和戰略指導者。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的分歧由要不要抗日轉向怎樣抗日的問題。由於兩黨代表的利益不同，參加抗戰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因而一開始就提出了兩條不同的抗戰指導路線和軍事方針，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抗日戰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抗戰局面。

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面戰場及其軍隊是抗日的主要戰場和主力軍。國民黨當局對抗戰也是比較努力的，先後組織了太原(忻口)、淞滬、徐州、武漢等保衞戰，曾經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英勇殺敵，作出了重大犧牲，許多高級將領為國捐軀。這對於打破日寇速戰速決和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國民黨當局對抗戰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錯誤的。表現在：一是抗日態度不堅定，採取“不斷交、不宣戰、不投降”的“自衞”抗戰方針和邊抗日邊密談的兩面政策。直至抗戰業已六年，“還和日寇勾搭，對德既已宣戰，還有信使往還”。④二是推行只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軍事方針。三是拒絕政治改革，堅持獨裁製度，反對武裝民眾。錯誤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使得前線將士英勇的奮鬥不能獲得應有的戰果。”⑤因而喪失了理應成為中流砥柱的地位和作用，並導致國民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一年左右丟掉了近半個中國，億萬人民淪為日本的亡國奴。

與此相反，全面抗戰一開始，中共中央、毛澤東就向全國人民指出：對付日本的進攻有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和兩個前途。為了爭取勝利的前途，必須實行全國軍民總動員的全面抗戰路線，也即人民戰爭路線。不久，黨的洛川會議又頒佈了貫徹全面抗戰路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定了持久戰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確定了放手發動羣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等戰略任務。為了進一步闡明共產黨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等重要著作，全面分析了抗日戰爭必然持久、最後勝利必屬中國的科學依據;系統闡明瞭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同時還科學預測了抗日戰爭必將經過戰略防禦、相持和反攻三個階段。

《論持久戰》有力地駁斥了亡國論、速勝論和輕視游擊戰等錯誤思想，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廣大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同時也曾經為國民黨軍事當局所採納。當時，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蔣介石也十分贊成，並“指示國民黨高級軍官學習。”⑥此後，國民黨還設立了“遊擊幹部訓練班”，聘請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為教育長。

共產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把全民族抗日推向了高潮，並在實踐上指導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取得節節勝利。八路軍首戰平型關就威名天下揚，粉碎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振奮了全國民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此後不久，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武裝，深入敵後，開展廣泛的人民游擊戰爭，收復大片國土，解放5千多萬人民，建立大小10多個抗日根據地，抗擊了近半數(約40萬)侵華日軍，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戰場，迫使敵人佔領廣州、武漢後停止了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促進了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

歷史證明，“敵人進攻，國民黨敗退，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反進攻，戰略相持階段的出現是不可想象的。”⑦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敗局也必將更為嚴重。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在抗戰第一階段，也是共產黨對全國抗戰起了政治核心和戰略指導作用。

3..中國共產黨是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力量和堅強堡壘。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調整了侵華戰略，即對國民黨政府由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集中主要兵力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英美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國民黨當局同日本謀求妥協。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汪精衞集團叛國投降逆流推動下，親英美派的蔣介石集團，雖然仍然主張抗戰，但其內外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以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為起點，其政策重點由聯共抗日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一方面在港澳等地積極進行蔣日密談，企求實現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狀態的“和平”;另一方面，製造一系列反共活動，先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尤其是“皖南事變”，博得敵人的喝彩，但違背了廣大國民黨員和愛國官兵的意願，損害了國家民族利益，失去了全國民心，使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半途夭折的嚴重危機。

為了維護團結抗日的大局，共產黨作出了重大犧牲，頂住了投降反共逆流，為全國人民的抗日大業作出了傑出貢獻。一方面及時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開展了聲討汪精衞集團叛國罪行的鬥爭，制止了蔣介石集團的投降活動。另一方面制定並堅持了“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以及高度剋制、忍讓的“自衞”鬥爭等政策、方針和原則，闡明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政策和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向全國人民指明瞭“中國向何處去”的方向。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擊退了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維護了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局面，達到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目的，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前途。

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共產黨“真心實意地出來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會弄得一團糟。”⑧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4.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和敵後戰場，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中堅力量和主要戰場。

在長達6年左右的戰略相持階段，由於日軍進攻的重點由國民黨戰場轉向共產黨戰場，敵後戰場成了抗戰的重心，敵後軍民成了堅持抗戰的“脊樑”。這個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基本情況：一是廣大愛國官兵仍然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但是國民黨當局堅持消極抗日、保存實力政策，因而除了由於日軍“有限度的攻勢”打了幾個大仗外，基本上處於觀戰避戰，同日軍保持“和平共處”局面;二是從1941年到1943年8月，先後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50餘萬人(佔當時全部偽軍的62%)投敵，名為“曲線救國”，實為投敵反共，同時調集數十萬大軍對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三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入緬(甸)作戰，直接支援了英美盟軍和印(度)緬(甸)人民的抗日;四是1944年日本發動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黨戰場出現了大多數情況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的大潰敗，損兵五、六十萬，丟失大片國土，使6千萬同胞淪於敵手。從此，國民黨主力偏安西南、西北，完全喪失了抗戰初期的戰鬥力和重要戰略地位。

堅持抗戰打敗侵略者的歷史重任落到了共產黨肩上。這個時期，日本侵略者投入60%以上的侵華日軍對敵後抗日軍民進行反覆的殘酷“掃蕩”、“蠶食”和“清鄉”，乃至滅絕人性地實施“三光”政策和施放細菌、毒氣。敵後軍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為全國人民的抗日事業作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貢獻。一是抗擊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減輕了國民黨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壓力;二是取得了“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打得敵人驚呼要對華北“再認識”，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三是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敵後武工隊等多種鬥爭形式，用鮮血和生命粉碎了敵人的“掃蕩”、“蠶食”和“清鄉”，保衞和發展瞭解放區。四是解放區開展了整風、大生產和練兵運動，戰勝了嚴重困難，併為戰略大反攻作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質準備。五是1944年發動局部反攻和夏季攻勢，對敵占城鎮、交通要道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為轉入全面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礎。

歷史表明，“所謂相持階段，實即解放區與敵人的相持。”其特點就是“敵人與解放區之長期反覆的最殘酷的戰爭。”如果沒有敵後解放區戰場與敵人相持的戰爭，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就不會有什麼相持階段，”⑨也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5..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解放區是全面大反攻的戰略出發點和主要戰略基地。

原因有四：一是解放區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處於大反攻的最前線。即絕大部分敵占城鎮、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區都處於解放區軍民的包圍或控制下。二是解放區集中了強大的反攻力量。到1945年春，已有百萬正規軍、二百餘萬民兵、近千萬自衞軍，還有經過反“掃蕩”考驗的近億人民作後盾。三是解放區的夏季攻勢已經揭開了大反攻的序幕，取得了戰略反攻的寶貴經驗。四是解放區政治民主、黨政廉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黨羣關係、軍民關係密切，為戰略大反攻提供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重要條件。五是共產黨的“七大”，制定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進一步增強了全黨全軍的凝聚力、戰鬥力，為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大反攻前的國民黨戰場，不具備以上有利條件。不僅其主力部隊遠離敵佔區，而且在國統區還面臨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因此，蔣介石非常恐慌，當大反攻時機到來時，便連下三道命令。一要長期與敵人浴血奮戰的人民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擅自行動”;二要國民黨軍“積極推進”，搶佔戰略要地;三要日、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軍隊的受降和進駐。甚至不惜與日、偽合流，任命大漢奸周佛海為淞滬行動總司令，令其維持蘇、浙、滬治安，等待國民黨接收。同時還依靠美國把國民黨軍從後方運往前線，要求美軍幫其搶佔城市、港口和戰略要地。

歷史證明，國民黨軍隊的大“反攻”，實質上是在日軍主動收縮和隨後宣佈投降的新形勢下，尾隨日軍之後或依靠日偽軍，接收抗戰勝利果實。真正展開大反攻戰鬥，起到大反攻作用的主力，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武裝。

歷史無情。錯誤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國民黨的抗日力量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失去了應該具有的中流砥柱地位。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成了中華民族的先鋒、抗日戰爭的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