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

孔尚任的詩文有《湖海集》、《岸堂稿》、《長留集》等，是我們今天考察他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孔尚任的生平和作品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稱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他早年受封建家庭的傳統教育，並曾應科舉試。他學習的範圍很廣，既愛好詩文，又精通樂律。他幼年曾訪過他父親的好友通俗詞曲家賈鳧西，這位木皮散客臨別時為他“講《論語》數則，皆翻案語”(《木皮散客傳》)。後來孔尚任《桃花扇》中柳敬亭講《論語》，即借用賈鳧西的《太師摯適齊》的鼓兒詞，可知他所受的影響。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歸時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講《講語》受到褒獎，被任命為國子監博士。於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開始了仕宦生活，還寫了一篇《出山異數記》，表示他對清朝的感激涕零。但僅僅過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陽疏浚黃河海口時，接觸到黑暗的社會現實，逐漸認識到吏治的腐敗。回京後，他雖繼任國子監博士等官，卻主要以讀書和蒐藏古物來填補閒散的生活;以戲曲、詩歌的創作來抒發抑鬱的胸懷。《桃花扇》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最後脱稿的。《桃花扇》貫注了孔尚任畢生的精力，他説：“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採也。然獨好誇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尚祕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宴，亦往往及之。”(《桃花扇本末》)治河期間，他住在泰州，也曾從事劇本的創作。《小説枝談·桃花扇》引《脞語》説：“孔東塘尚任隨孫司空在豐勘裏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棗園中，時譜桃花扇未畢，更闌按拍，歌聲嗚嗚，每一出成，輒邀映碧共賞。”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樣的記載(注：孔尚任康熙二十六年(1687)所寫《元夕前一日，……署中踏月觀劇，即席口號》：“簫管吹開月倍明，燈橋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見桃花扇，引起楊揚州杜牧情。”)。同時，他結識了冒闢疆、鄧孝威、杜浚、僧石濤等遺民，得到了不少遺聞和史料，為《桃花扇》的最後定稿做了充分的準備。回京以後，又經過十年慘淡經營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書，次年因文字禍罷官(注：他在《放歌贈劉雨峯》中曾説：“命薄忽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謗誹。”可見他的罷官是由文字肇禍的。)。二年後，他懷着依戀和激憤的心情離京回鄉。“揮淚酬知己，歌騷問上天。真嫌芳草穢，未信美人妍”(《留別王阮亭先生》);“詩人不是無情客，戀闕懷鄉一例心”(《出彰義門》)：便是他當時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幾次出遊，景況頗為蕭條。

孔尚任的戲劇作品除《桃花扇》外，還家和顧彩合撰的《小忽雷》傳奇。小忽雷是唐代宮中的樂器，段安節《樂府雜錄》載有善彈小忽雷的唐宮女鄭中丞因忤旨“賜”死，為宰相權德輿的舊吏樑厚本所救結為夫婦的傳説。《小忽雷》傳奇即以此為藍本，並牽入當時著名文人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生活，描寫了文士和宦官的鬥爭，主題結構都和《桃花扇》類似，但它的現實意義和藝術成就都遠不及《桃花扇》。

桃花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

《桃花扇》是寫南明王朝興亡的歷史劇。作品以侯方域、李香羣的愛情故事為線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動盪的社會現實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鬥爭，即作者所説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這是全劇的主題思想，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藝術構思。作者説：“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這就説明作者所説的興亡不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運，同時還企圖指出明朝三百年基業為什麼會覆亡的歷史經驗教訓，作為後人的借鑑。

那麼從《桃花扇》所展現的故事情節裏，我們是怎樣看到明代三百年基業的覆亡的呢?當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下北京，清兵乘機入關的時候，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勾結四鎮迎立福王。他們忘記了中原未原，大敵當前，買妾的買妾，選優的選優，完全是一派腐化墮落的現象。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們不僅絲毫沒有想到上下一心，團結對敵，反而假公濟私，自相殘殺，最後甚至調黃、劉三鎮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虛南下，成立剛剛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着覆亡。馬士英、阮大鋮對於調黃、劉三鎮截防左兵的後果不是沒有想到的。由於他們“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拜壇》)，認定了向北兵投降比向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派讓步好，就悍然採取了這一着。作品中關於這方面的大量描繪，鮮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歷史教訓，確是有它深刻的現實意義的。它使我們從一連串舞台藝術形象裏清楚地看到當時南明統治集團裏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勢力怎樣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墮落，一步步把國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樣由政治上的把持權位、排擠異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敵人的道路。

其次作品還通過侯方域的活動表現當時統治階級裏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態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復社文人領袖之一，在繼承東林黨人的事業，反對閹黨餘孽的鬥爭中，表現他政治上進步的一面。然而正當國家內外危機深重的時候，他卻沉醉在歌樓酒館之中，這就決定他在政治上的動搖態度，不可能擔當起挽救南明危亡的歷史任務。“暗思想，那些鶯顛燕狂，關甚興亡。”作者在侯方域第一齣上場時唱的[戀芳春]裏就語含諷刺。後來又寫他沉迷聲色，幾乎為阮大鋮所收買，到最後更通過張道士的當頭棒喝，指明他的迷誤：

你看國的那裏，家在那裏，君在那裏，父在那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

“白骨青灰長艾蕭，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興亡夢，兒女濃情何處消。”(《入道》出下場詩)作者正是以興亡之恨批判兒女之情。

最後作者還為我們描繪另外兩類人的精神面貌。一類是以史可法為代表的愛國將領。作者以極大同情，寫史可法怎樣激勵將士，死守揚州，並終於沉江殉國：

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老淚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

——[古輪台]

然而在那樣腐朽的南明王朝裏，史可法是完全孤立的。他名為閣部、統帥，實際只有三千殘兵，一座孤城。結果也只有留下一個悲壯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另一類是李香君、柳敬亭、蘇崑生等下層人物。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她的受壓迫受侮辰的地位，使她對統治階級裏的黑暗勢力保持警惕，當她知道阮大鋮出資收買侯方域的陰謀活動時，義正詞嚴地責備了侯方域的動搖：

官人是何説話，阮大鋮趨附權奸，廉恥喪盡;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於何等也?

並堅決辭卻陵大鋮暗中為她置辦的粧奩，以自己鮮明的政治態度影響了侯方域：

官人之意，不過因他助俺粧奩，便要徇私廢公;那知道這幾年釵釧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裏!脱裙衫，窮不妨;布荊人，名自香。

這是多麼堅貞的性格。如果説卻奩以前，她還只有比較清醒的政治頭腦，那麼從卻奩開始她已被捲入南明王朝政治鬥爭的漩渦中，併成為矛盾尖端的人物。尖鋭的鬥爭鍛鍊了她，促使她的性格進一步發展。她堅決拒絕再嫁，不管是利誘，還是威脅，她毫不動搖，公開聲稱“奴是薄福人，不願入朱門”。在鬥爭中她性格的光輝一面又有所發展，終至“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權奸”。並進一步認識了馬、阮治療集團的猙獰面目和醜惡的本質，以及他們給國家帶來的嚴重災難。以《罵筵》一出裏，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險痛罵馬士英、阮大鋮：

堂堂列公，半邊南朝，望你崢嶸。出身殺貴寵，創業選聲容，後庭花又添幾種。把俺胡撮弄，對寒風雪海冰山，苦陪觴詠。

——[五供養]

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乾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冰肌雪腸原自同，鐵心石腹何愁凍。吐不盡鵑血滿胸，吐不盡鵑血滿胸。

——[玉交枝]

這些描繪使李香君成為我國戲曲舞台上最光輝的婦女形象之一。柳敬亭、蘇崑生原來都是阮大鋮的門客，當他們看到了復社文人的《留都防亂揭》，知道阮大鋮是魏閹的黨羽，就拂衣而去。後來左良玉不顧大局，要領兵東下，柳敬亭就不辭辛苦去勸阻。阮大鋮逮捕復社文人下猶，蘇崑生又主動去向左良玉求救。到明亡之後，他們寧願歸隱漁樵，不願做清朝的順民，他們的堅強性格和阮大鋮之流形成鮮明的對照。特別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俠義性格和一個民間藝人所具有的幽默、詼諧相結合，表現了高度樂觀主義精神。然而這些人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們只能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在愛國將領和復社文人身上。當復社文人失敗了，愛國將領犧牲了，他們的希望也跟着落空，結果就入道的入道，歸隱的歸隱，一個走向消極避世的道路。

從《桃花扇》裏這一系列的描繪看，它確是通過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兒女之情，表現了南明王朝的興亡之恨，使讀者或觀眾痛恨權奸的誤國，叛將的投降，惋惜復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層人民的反權奸鬥爭和愛國將領的寧死不屈。作者在作品裏從愛國思想出發所表現的愛憎也基本是分明的。然而決定於作者的封建正統觀念，他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始終抱着敵視的態度，劇中罵起義軍是流賊，還把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左良玉當作像史可法一樣的愛國將士來歌頌。左良玉哭祭崇禎時説：“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就是罵那班文臣武將鎮壓農民起義無能。同時作者雖然懷着對明朝興亡的遺恨，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思想，但由於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統治的嚴酷，作者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就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他不僅稱讚清兵“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閒話》)，還謳歌康熙聖朝的祥瑞;不僅迴避了清兵血洗揚州的慘劇，在結局裏還掩蓋了侯方域的變節，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侷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文學史上原有不少傳奇通過男女主角的離合悲歡，串演一代興亡的歷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現，卻使這類創作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它把侯、李的離合之情與南明的興亡之感結合得更緊密。與它同時的《長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紗記》、《秣陵春》等算是結合得較好的。然而《長生殿》是通過興亡之感來突出李楊的愛情，而不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這樣，《長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節離開了現實形勢來頌揚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而《桃花扇》寫侯、李的愛情是始終緊密結合明清之際的歷史形勢展開的。由於侯方域本身是參加過復社文人反閹黨的鬥爭和史可法幕府的人物，通過他的一連串舞台活動就有可能比較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內部的各種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過她，又正好從側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墮落。傳奇《媚座》出總批(注：《荀學齋日記》説《桃花扇》評語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筆。《桃花扇本末》則説，“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然而批語中有些完全是作者的語氣，在《桃花扇本末》中，作者也認為這些批語“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至少他是完全同意這些看法的。)説：“上半之末，皆寫草創爭鬥之狀，下半之首，皆寫偷安宴樂之情。爭鬥則朝宗分其憂，宴遊則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為全本綱領，而南朝之治亂系焉。”清楚地説明了作者的藝術構思。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裏説：“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原書有《考據》一篇，列舉傳奇中許多重要歷史事實所根據的文獻資料。這種忠於客觀史實的精神，在明清傳奇中，除《清忠譜》外，是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然而作者又説：“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這就説明作者不僅忠於歷史事實，同時是通過精心的藝術創造，如排場的起伏轉折，情節的前後照應，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傳奇作品，達到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較好的結合。《桃花扇》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這兩方面，從作品的凡例、批語看，它是作者創造性地總結明清傳奇作家創作經驗的成果。

此外如人物的描繪、語言的運用，也有它獨到的地方。如《偵戲》中[雙勸酒]：“前局盡翻，舊人皆散，飄零鬢斑，牢騷歌懶，又遭時流欺謾，怎能得高卧加餐。”以獨唱抒發阮大鋮的牢騷，表現了他一副可憐相。“可恨身家念重，勢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門，便入兒孫之列”一段白，似乎也不無反悔之意。但接着悄語：“若是天道好還，死灰有復燃之日。我阮鬍子啊!也顧不得名節，索性要倒行逆施了。”終於露出其奸邪、陰險的豺狼本相。這樣唱詞和賓白的配合，惟妙惟肖地刻劃了阮大鋮的形象。《餘韻》中[哀江南]套曲更是傳誦的名篇：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榻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跑。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離亭宴帶歇指煞]

然而，作者在語言的運用上主張“寧不通俗，不肯傷雅”。所以給人的印象是典雅有餘，當行不足;謹嚴有餘，生動不足。這實際是許多文人傳奇戲在語言上的共同特徵。

崑曲衰落時期的傳奇、雜劇作家

崑曲從晚明開始就經常在封建貴族及宮廷中演出，日益脱離人民，脱離現實，形式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到清代中葉便轉入衰落時期。許多原來的優點到一定階段，便轉化而成為缺點。崑曲的曲詞以典雅美麗見長，但“到了乾嘉之世，昆典裏面，早就給貴族紳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餖飣’進去”(瞿秋白《亂彈代序》)，大多數人不能理解。崑曲的唱腔以悠揚宛轉見長，在它新起的時候，聽者感覺迴腸蕩氣，到後來節奏愈趨緩慢低沉，行腔轉調過於細密，大多數人不能欣賞。由於偏重曲詞的欣賞，忽視作品的社會內容，不能通過戲曲衝突反映現實鬥爭，題材範圍也日益狹小。這些都限制了它的發展和改進。在崑曲日益衰落的同時，被稱為“花部”的地方戲大大地興盛了。

隨着崑曲的衰落，文人傳奇的創作也趨向低潮。這時他們的傳奇絕大多數是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作品，或用以娛賓遣興的風情喜劇。這些作品語言典雅、結構宂長，專講格律、填詞，無視戲曲的舞台藝術特點。就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各方面考查，已是傳奇創作的尾聲。

這時期比較值得注意的傳奇作家有唐英、蔣士銓等。唐英(1682-1755)，字雋公，號蝸寄居士，官九江關監督。著有《古柏堂曲》十七種。他的大部分劇目是依照民間戲曲改編的，個別的保留了民間戲曲的優點，如《十字坡》、《麪缸笑》等。但作為封建官僚，他更多地選擇了地方戲中落後反動的東西來改編，又創作了一些宣揚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思想的作品。如《三元報》、《傭中人》等。

蔣士銓(1725-1784)，字心餘，號藏園，江西鉛山人。善詩文，所作戲曲有《紅雪樓十二種曲》等。《冬青樹》敍述了南宋滅亡的歷史故事，歌頌了文天祥忠貞不屈的民族氣節，表彰了謝枋得、唐珏等忠義之士，痛擊了賣國投敵的漢奸留夢炎之流，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臨川夢》演湯顯祖故事，並以“四夢”中主要人物和為《還魂記》而死的婁江俞二孃為劇中人，是有意把這位戲曲家的生平搬上舞台的戲。蔣士銓創作的題材是多方面的，在結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其一定的成就，而在語言風格上繼承湯顯祖的成就，並有所創造，在當時是個較有影響的作家。

此外，張堅的《玉燕堂四種曲》是庸俗的風情喜劇，夏綸的《新曲六種》是“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的作品，或為統治者幫閒，或直接宣揚封建道德。董榕的《芝龕記》寫明末歷史，以考實稱著，實際上是一部充滿迷信思想、敵視農民起義的歪曲歷史的作品。

有關白蛇與雷峯塔的傳説，早見於南宋的《西湖三塔記》，到明末的《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話本(見《警世通言》)，白蛇與許仙戀愛的故事情節已大致具備。但白娘子還是一個可怕的蛇精，動輒威脅許仙，“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為血水。”此後，在民間説唱與戲曲的流傳過程中，人民根據自己的理想與願望，不斷加以豐富與提高，使故事內容越來越豐富，白娘子的形象越來越光輝。乾隆年間的戲曲藝人陳加言父女的《雷峯塔傳奇》，就是這個在民間長期流傳的白娘子故事的舞台深出本。

《雷峯塔傳奇》是有深刻現實內容的浪漫主義作品，劇本寫白蛇青蛇化為美女，在杭州西湖遇見青年商人許仙。白娘子愛許仙的誠實勤勞，與他結為夫婦。後因法海和尚的阻撓，他們的愛情遇到種種挫折。白娘子為挽救許仙，爭取自己愛情的幸福，和法海和尚展開了一連串的鬥爭，雖然最後失敗了，白娘子被鎮壓在雷峯塔下，但通過水漫金山、斷橋相會等場，集中表現了白娘子對敵狠對己和的優秀品質，在人民羣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二百多年來，在舞台上一直演出不衰。

清中葉雜劇作家，以楊潮觀(1712-1791)為最有名。楊潮觀，字宏度，號笠湖，江蘇金匱(今江蘇無錫)人。著雜劇三十二種，皆一折短劇，以其在邛州任所所建讀書室《吟風閣》為總名。他很注意戲曲的諷諭勸懲作用，在自著《題詞》中説：“百年事，千秋筆，兒女淚，英雄血。數蒼茫世代，斷殘碑碣。今古難磨真面目，江山不盡閒風月。有晨鐘暮鼓送君邊，聽清切。”並仿照《詩經》和白居易《新樂府》的作法在每劇前作一小序，説明創作的目的。他年少即以文名，後來又長期擔任知縣、知州一類的地方官，所以作品內容多數是寫文人遭遇和前人政績的。其中部分創作有一定的揭露現實的意義。如《汲長孺矯詔發倉》寫災區人民的苦痛和官差的兇狠很真切，同時表彰了汲長孺為了救民所作的權變。小序中説：“發倉，思可權也。為國家者，患莫甚乎棄民;大荒召亂，方其在難，君子飢不及餐，而日待救西江，不索我於枯魚之肆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諮度。’汲長孺有焉。”《窮阮稽醉罵財神》通過阮稽的口，表現了作者內心的憤慨。《寇萊公思親罷宴》則表現了戒奢崇儉的思想，是影響最大的一個作品。他對於一些下層人物的描寫如《發倉》中的賈天香、《罷宴》中的劉婆等也很成功。但楊潮觀是個封建文人，又信佛教，這些思想侷限影響了他創作上的成就。

此外，還有桂馥(1736-1805)的《後四聲猿》，包括《放楊枝》、《題園壁》、《謁帥府》、《投圂中》四種。舒位(1755-1815)的《瓶笙館修簫譜》，包括《卓女當爐》、《博望訪星》、《樊姬擁髻》、《酉陽修月》四種，是當時較有影響的作品，但所寫皆文人軼事，藉以抒發作者胸懷，缺乏現實意義，表現了雜劇創作也已走到它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