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鴻章在《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説：“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圖景，筆者認為，李鴻章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詞是對其最好的概括。而蔣廷黻先生便是對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忠實紀錄者，他的《中國近代史》也正是在討論一個主題，那便是近代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究竟應該怎麼走，對此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近代化。

當時的中國史學界認為中國近代史尚未到著書立説的時候，這本被蔣廷黻稱為“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中國近代歷史雖僅百年，歷時不長但內容極為複雜豐富，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是他對中國近代史整體思考的集中體現。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這本書是最早提出中國的強國之道在於“近代化”。哪個國家率先“近代化”，哪個國家便佔據了主動。書中説，英國領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從而變成了第一強國。他還舉出土耳其、日本、俄國、土耳的例子，討論“近代化”對於國家發展的突出意義。

書中多次提到“近代化”這詞，由此可以認為，他是以這個獨特視角來解讀中國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他曾無數次的號召，中國人民走向“近代化”的路程。若説對其評價很高，筆者想這個觀點一定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真的是理解中國歷史的唯一途徑嗎?“近代化”的理論真的毫無缺陷嗎?

這裏筆者不單獨論述“現代化”範式下中國近代史的編寫態度，在這裏，筆者以蔣廷黻“洋弟子”費正清的“衝擊-反應”原理來討論“近代化”理論的弊端。80年代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範式之爭，即革命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的爭論。而“衝擊-反應”理論正是現代化範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現代化範式是什麼?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中國近代史的發展過程總結為傳統農業國家到現代工業國家轉型的過程。“衝擊-反應”理論也正是如此。但問題在於：“衝擊-反應”是社會進化論學説和國家有機體學説，將人類的生老病死用於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之中，國家也因此生老病死的特徵。那麼，由此延展出來的從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過程，是一個單線程不可逆的過程，那以此推斷，這個國家走的是什麼發展過程呢?顯然是一個走向現代工業國家的過程，一個西方化的發展過程。用一個常見的詞就是“西方中心主義”或者叫“歐洲中心論”，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國也應當並且必須按照歐洲的道路走。在這個體系下，顯然列強是衝擊，中國是反應。這裏麪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個，衝擊的文明是一個不斷髮展進步的動態的文明，反應的文明是一個靜止落後的靜態的文明。第二個，這個靜止落後的文明只有在發展進步的文明的觸動下才會發生改變。第二點用赫德的話來説就是“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變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候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着了”。這裏可以看出衝擊迴應將傳統和現代對立，將傳統看作落後，將現代看作先進，又走上了西方路線唯一的道路。第二點是顯而易見的西方中心主義，忽視了中國傳統社會在中國近代史發展的主體作用。

社會的發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發展或者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兩半社會的獨特性質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艱鉅性和複雜性，沒有實現國家的獨立和自由，談不上社會轉型的成功。“衝擊-反應”理論簡單的把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總結為轉型的過程，是非常片面不合理的。而“近代化”也正是“西方中心論”思想下的產物，是單純的“西洋化”，而非通俗意義上理解的“現代社會的特徵，它是社會在工業推動下發生全面變革而形成的一種屬性”。在今天我們重新學習和研究的時候，更應當注意這個理論對於本書的影響與我們現實思考時的角度問題。

但具有“西方中心論”觀點的《中國近代史》是否就不具有可取性呢?答案當時是否定的，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的總論中明確指出，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為抗戰建國提供借鑑。而我們正應當把握其創作的時代背景，在內憂外患的社會條件限制下，他不得不尋找發展的捷徑，而學習西方正是合理的選擇，所以我們應當站在多重立場上考慮他對於“近代化”問題的解讀與看法，不能只站在現在或當時的視角下給予片面的評定。

另外一個問題便是“內外”問題。蔣廷黻先生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對於國際形勢的把握切中肯綮，但令筆者覺得出乎意料的是，這本書的闡述角度卻始終以“內”為主。1938年蔣廷黻用兩個月時間寫就了這本《中國近代史》，當時中國正處於日本侵略的危機之中，同時也是中國開始現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機。“外交雖緊要，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他的這本著作即是從外交內政的關係入手，重點論述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為抵禦外敵入侵而改革內政的各種方案，體現了他尋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正如他在全書的《總論》中説到此書的寫作宗旨是：“現在我們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但我們也可以體悟到貫穿始終的外交線索對於作者行文思路的影響。

最後筆者要討論的問題便是書中對於人物新穎獨特的評價問題，相對於其他學者的中國近代史著作，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最打動筆者的地方便是別出心裁的人物評價，以林則徐為例：

提及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一著名詩句可謂耳熟能詳。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百戰百勝、忠君愛國。歷史對其的評價也多是褒獎。而在作者看來，林則徐“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因為他當時覺悟到中國較之與西洋的落後而不敢公開提倡。”晚清士大夫最忌憚清流指摘，林則徐在海疆一線，深知中國器物不如西方，必須改革，可是林則徐不敢説。因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們，對西方器物一無所知，如果林則徐提出改革，勢必會説他揚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倘若失了名譽，當官就難了。

由此不得不聯繫到書中另外一個見解：中國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一個人提倡維新，有十個人反對。在晚清士大夫羣體中，能夠發現維新才能救國的遠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夠公然提倡維新並身體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畢竟提出者總要遭到社會輿論的激烈反對。郭嵩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歐時，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認為不僅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國學習。他的這些超時代言論自然是引起全國士大夫的謾罵，説他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故而舊時的中國官場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則徐、李鴻章這樣的政治兩面人：一方面，公開場合上堅持維護政治正確，不敢説朝廷一個不字;另一方面，私下裏洞悉中國不如西方，必須加緊變革。

所以，作者認為“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其實縱觀中國曆朝歷代的官場，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頗有遠見，但是他們都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也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也正因如此，在他筆下的林則徐由此形象鮮明同時極具代表性，這也反映出歷史人物的多面性特點。

綜合上述討論，筆者認為，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次追尋近代中國的復興之路的拓荒，他的歷史研究觀對於後世學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奠基作用，對於近代史的闡釋也符合當時對於近代中國復興的求索，開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荒原”，不僅如此，“牆裏開花牆外香”，在近代中國歷史的國內外研究領域都有着不可小覷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