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創新——世紀之交紅學研究的轉型與前瞻

《紅樓夢》文獻研究，主要是指有關這部小説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證。“文獻"一詞最早出現於《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認為，這裏的文獻包括歷朝的文件

和當時賢者的學識。宋末元初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

的界説：“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

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評論

，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

採而錄之，所謂獻也。"析言之，“文獻"之“文"是指書本記載；“文獻"之“獻"

是指口傳議論。統言之，都是指用於考證而又可信的歷史遺傳下來的各種材料，所謂“

信而有證"，“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獻"概念較之馬端臨的定義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體是指歷史文件，即

馬端臨所説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傳言論即“獻"部分。在《紅樓夢》的文獻研究領

域裏，也主要是指儘可能地蒐集得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獻材料，對

其做一番具體而深入的考證工作。朱談文先生認為《紅樓夢》的文獻學研究目的是要“

探導追溯併力圖再現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背景，構思及成書過程，因而其研究

範圍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紅樓夢》的社會歷史背景、情節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創作思想、《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源流等內容。" （注：《論紅樓夢文獻學研究

之前景》， 《紅樓夢學刊》93.1。）鑑此，她把《紅樓夢》的文獻研究歸納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書過程研究與創作思想研究五個方面。但更嚴謹地分類，成

書過程與創作思想研究可歸於作者研究，另外須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與傳播

研究兩個方面。

與文獻研究注重於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於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詞

是從西方引進而來的一個文學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學批評進行分析和討論的一個現成的

文學作品。不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當代中國，文本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當大的歧

異乃至混亂，但追本溯源，應以最早倡導文本研究的新批評派的界定為基礎。新批評派

認為文本是一個由獨立的詞語組成的物體，是一個客觀的有自身結構而與社會、讀者沒

有關係的獨立存在，所以新批評派的文學批評又被稱為“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

ism）、“客觀批評"（objectivism）或“客觀主義理論"（objective theory），根

據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三者的關係，新批評派認為因關注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

的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過程，努力追蹤作者個人經歷以與作品相印證，便是“

傳記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條

件，便是“歷史—社會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與讀者的影響，如果以自己充當讀

者身份記錄下讀後感，便是“印象式批評"；如果研究各種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

文藝社會學"。新批評派所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認為作品即“本體"，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價值與意義，因而無須關注和研究作品產生之前的歷史—社會背景與作者生平身世

、創作意圖與創作過程，也無須關注與研究作品產生之後對讀者的影響以及讀者的閲讀

效果，否則，就會產生“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所謂“意圖謬見"就是“將詩與

其產生過程相混淆，……其始是從寫詩的心理原因中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傳記式批

評與相對主義"；所謂“感受謬見"是指“將詩與其結果相混淆，即混淆詩本身與詩的

所作所為……其始是從詩的心理效果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印象式批評與相對主義"

。（注：參見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頁。）批評家應努力擯棄“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只在作品自身

中尋求意義。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學作品視為獨立於歷史、社會、作者與讀者

之外的客觀存在，以作品自身為研究對象。毫無疑問，新批評派這一試圖切斷文學作品

的創作之源與接受之流而專注於作品自身的靜態研究，在理論上明顯失之片面和狹隘，

在實踐中也是難以真正實施的，但對扭轉片面注重文學的外部研究而轉向作品自身的內

部研究，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啟示意義。同樣，對於長期以來文獻與文本研究嚴重

失衡的紅學研究而言，也不無借鑑之處，這就是應該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相對獨立的

小説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開研究，具體包括人物形象、情節結構、敍事模式、語言

藝術、美學風格、藝術價值、主題意藴研究等各個方面。

較之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更加註重對文學作

品內涵的深層開掘。關於“文化"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概念，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的

歧義乃至混亂比之“文本"更甚。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於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採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對文化作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界説：“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

、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時至今日，有關文化的定義更是日趨紛繁甚至凌亂不堪，

但人們還是比較認可文化由物質型文化、制度型文化與精神型文化構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價值觀念。由於《紅樓夢》具有特別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之上進而走向文化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其研究範圍也相當廣泛，

主要包括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

研究等方面。《紅樓夢》文化研究的最高層次，是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對《紅樓夢》所藴

含的人類文化精神進行深度發掘與闡釋，這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價值，更有魅力，

當然難度也更大。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銜接

、依次遞進的，而且彼此也有明顯的交叉疊合之處。因此，《紅樓夢》文獻、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這一論題的確立與研討，既反映了當代學術研究從分到合的必然趨

勢，也反映了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內在要求。

二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是一個面向21世紀的前瞻性論題

，同時從這一特定視角回顧與反思一下二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的紅學歷程，我們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確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缺撼乃至教訓。其中既有人為的主觀

因素，也有受制於不可逆轉的客觀條件的無奈。

本世紀初，當紅學界依然為“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頗具哲人眼光的王國維

卻在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開始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學解讀

《紅樓夢》，從對《紅樓夢》神話文本的注重到對其形上哲理藴義的體悟；從對中國大

團圓傳統的批判到對《紅樓夢》作為最高悲劇的定位；從以西方悲劇理論闡釋《紅樓夢

》的審美價值到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較……都使該文在探索《紅樓夢》為全人類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徵意義方面，獲得了以前和當時紅學研究者所未有的獨創性與深

刻性，從而開啟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研究之先聲。

然而，學術的發展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紅樓夢評論》在當時固然“先鋒"，但

畢竟是孤軍奮戰，缺少必要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羣體的支撐。直到1921年，留學西方的胡

適以中國傳統考據學融會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文獻考證，初步澄清了《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問題，並以此確立了“自傳説"的學術根基，他的《

紅樓夢考證》也就成為舊紅學結束、新紅學開始的標誌。從《紅樓夢評論》到《紅樓夢

考證》，紅學研究在建立新的範型方面終於捨棄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獻研究之路，新紅

學選擇了胡適而不是王國維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

從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新紅學的實證研究，雖然吸納了西

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主體仍是傳統的考據學。比如胡適為了澄清《紅樓夢》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廣泛蒐集了當時所能蒐集得到的大量資料，

然後通過綜合論證，得出新的結論，與由清人發展至極致的考據學仍是一脈相承，因而

可以為諸多具有較好國學根底的學人所效法。實際上，新紅學之後的文獻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適開創的實證研究逐步拓展而來，諸如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馮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這些文獻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傳統考據學為基本方法，耗

費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構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因文獻研究較少涉及理

論觀點而始終未受太多的干擾和衝擊，所以能延續不斷而一枝獨秀。

也正因為新紅學的建立是以文獻考證為基點，新紅學的延續實際上也就是文獻研究

的延續，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盛況空前的文獻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顯的冷落。到了本世紀中葉，藉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運用，延續新紅

學而來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矯正與更新，然而當時紅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卻轉向《紅樓夢》

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作品的歷史政治內涵——以新批評派的理論觀之，就是從所

謂的“傳記式批評"轉向“歷史—社會批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一方面是紅學研

究的日趨興盛，盡顯顯學之盛勢；另一方面則是在非文學化中進而走向泛歷史化、泛社

會化、泛政治化。儘管較之新紅學的文獻研究已發生了明顯的學術轉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紀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紅學界通過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開始重視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熱"的勃然而興，又將正處於轉折時期的紅學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紅學圈內的學者力圖藉助文化學的新理論、新方

法，以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新境界；同時也有許多紅學圈外的學者以《紅樓夢》為

範本，以此檢驗文化學理論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於是內外合一，

此呼彼應，共同促進了《紅樓夢》文化研究的興盛。

通觀20世紀百年紅學史，當我們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紀初期、中葉、末期三次紅學研究重心的確立與轉移過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從邊緣進入中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是文獻、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乃至相互輕視，或相互指責；三是受制於客觀形勢，出現過多

的外部干擾，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與深入開展；四是少數研究者違規操作，學術

失範，甚至走火入魔，損害了紅學研究的聲譽。其中，第四種情形往往由紅學圈外引起

，可以暫且不管；第三種結果是時代使然，無可奈何。就第一、第二點而言，從紅學研

究的最新發展動態來看，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隨着迴歸文本研究呼聲的高漲，紅學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獻研究轉向內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顯示出文獻、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從分到合的演化軌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獻研究已取得了相當大

的成就，可以為文本與文化研究提供借鑑，而文獻研究本身由於材料的侷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當困難，因為原始材料的發現畢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學者往

往缺少老一輩訓練有素的考證功力，但多視角、多層次的文本研究與綜合研究正是他們

的長處與興趣所在。學術主體的新陳代謝，意味着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勢在必然。

三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目的在於通過迴歸文本研究尋求

與文獻、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機融合，真正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打破外學與內學的樊

籬，從而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建構紅學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與創新的關係而言，

創新是融通的目標，也是宗旨；而融通則是創新的前提，也是途徑。具體地説，《紅樓

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間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

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在21世紀的紅學研究中，文本研究將佔據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軸心地位。所謂紅

學，原本即是以《紅樓夢》這部著作命名的，雖然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但反過來

也是《紅樓夢》創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紅樓夢》的流傳而流傳，因《紅樓夢

》的顯世而顯世。而作為讀者，他對於《紅樓夢》的認知、體悟也首先來自於《紅樓夢

》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於紅學研究軸心地位的應是文本研究。離開文本，就成為無本

之木，無源之水。然而在紅學研究的發展史上，恰恰是《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視，受到冷落，人們總是過於注重《紅樓夢》的外部研究，過於注重其歷史內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來的政治內涵，似乎忘記了《紅樓夢》原是小説，原是文學這樣一個不言自

明的事實。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紅學界屢屢發出的迴歸文本研究的呼聲確有相當的針

對性。

但是，《紅樓夢》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説。一方面，作者在創作《紅

樓夢》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謎，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為何又如何

創作了《紅樓夢》？後四十回究竟出於誰之手？哪個版本最接近於他的原作？這些問題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勝的無窮魅力，不管它最終有否答案；同時這些問題也直

接關係到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理解，關係到《紅樓夢》文本研究的深度。舉一個例

子，《紅樓夢》老是出現“金陵"，表明作者有一個難以釋懷的“金陵情結"，由於文

獻研究對於作者童年時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們有可能對作者難以釋懷的“金

陵情結"有更深的體悟，實質上，那是延綿不絕於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結，家族情結。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文獻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礎。儘管長期以來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獻研究作為

知人論世之資也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化的藝術經典之作，比之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部

小説都更具有藴含中國文化精神的廣度、深度與力度，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藴

與智慧的一部長篇小説，甚至稱之為“文化小説"也當之無愧。因此，在從文獻研究回

歸於文本研究的同時，還必須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誠然，人們至今對文化的

內涵與外延還存在着諸多不同的看法，而對於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與方法也會有種種不

同的選擇，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學作品的潛層意義方面已充分顯示出了文獻與文本研究

所難以臻達的獨特優勢，它可以幫助我們從更高的視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對文

學作品進行審視和解讀。由於《紅樓夢》首先回溯神話文化之本原，同時又廣泛吸納了

宗教文化而最終逼近文化哲學，因此，對《紅樓夢》的深層文化底藴的探索應着重圍繞

神話學研究、宗教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三個層面依次展開。筆者曾在《探尋文學世界的形

上意義》一文中指出：“文學世界深層的形上意義是文學作品的生命，文學作品有否這

種深層的形上意義，這種深層形上意義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現的完善程度，是最終衡量文

學作品有否永恆價值與魅力的關鍵。概而言之，推動作家不斷從形而下向形而上拓進和

昇華的最重要的兩種力量是宗教精神與哲學精神，兩者同時成為支撐文學世界的兩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個等邊三角形底下左右的兩角，失去任何一角都會導致整個三角形的傾

塌。"（注：見《文本與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就《紅樓夢》

而言，宗教學與哲學研究都是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話學研究

，則是為了進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終與宗教與哲學研究殊途同歸。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從分到合，以及三者從自發的融合到自覺的融通，實際上

意味着對原有紅學研究傳統的一次新的學術重建。文獻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內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視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這

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開、相互融通、不斷超越的過程。從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內

，是迴歸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對長期以來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受到冷落，未能從

邊緣進入學術中心的反撥和矯正，這當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僅僅站在作品之內看作品之侷限，也正如僅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樣

，只有作品之內與作品之外視點的不斷轉換與比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鑑於

此，在從文本之外迴歸於文本之內的第一次否定之後，還須繼續走向從文本之內超越於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實質

上是在文獻、文本研究基礎之上的綜合與超越。離開文獻研究的基礎和文本研究的軸心

，文化研究不僅會失去根基，而且會偏離方向。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雖然最先開啟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聲，但由於缺乏文獻研究的堅實基礎，也缺乏對文本內部結構的具體

分析，結果造成了諸多疏失和誤解。而在今天，我們既可借鑑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覺完善的理論思維，可以在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的學術重建中，尋求真正的融通，最終達到學術創新之目的。

四

為了主動適應和推動21世紀紅學研究轉型、建構21世紀紅學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時也為了更好地把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落到實處，筆者根據世紀之交紅

學研究的發展態勢，預擬出如下十大研究課題，以求教於紅學界前輩與同仁：

1.《紅樓夢》文獻整理與研究。歷經二百多年的積累，《紅樓夢》文獻像滾雪球一

樣越滾越大，但在文獻整理與研究上，包括《紅樓夢》文獻與紅學文獻兩個方面都遠遠

沒有跟上，比如至今竟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紅樓夢研究著作提要與論文索引》，這不僅

給研究者帶來極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複研究。學術研究必須像接力賽那樣

一個一個接着跑而不能從零開始，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現代化的信息網絡

系統的建設至為重要。

2.紅學史研究。紅學史研究的開創性之作是郭豫適先生的《紅樓研究小史稿》，爾

後又有一些論著陸續發表。在當今的世紀之交，應該有一部擁有新視角、新見解、新體

例的集大成的《紅學通史》問世，它能全面、系統、深刻地把總結過去，反思現在，導

引未來結合起來，為21世紀紅學研究的轉型和發展輔平道路。

3.《紅樓夢》淵源研究。《紅樓夢》是中國小説、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須從中國小説、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開淵源研究，我們才能更加切實地把握

其精神內核與本原。

4.《紅樓夢》影響研究。從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紅樓夢》就如一箇中繼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納了其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又廣泛、深刻地影響於其

後的文學創作與文化發展。通過對後於《紅樓夢》的小説、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

開影響研究，可以更透徹地理解《紅樓夢》。

5.《紅樓夢》比較研究。將《紅樓夢》置身於世界文學之林，參與與世界文學的對

話，可以進一步揭示其為全人類共享的文學與文化之價值。應在歷史、實踐與理論三個

方面同時展開研究，然後形成“比較紅學"的系列成果。

6.《紅樓夢》綜合研究。《紅樓夢》雖是小説，但又廣泛包容了神話、歷史、哲學

、宗教、倫理、醫學、建築、園林、民俗等等，從這個意義上看，譽之為“百科全書"

，確是當之無愧。因而在紅學研究上，也應相應地運用多種學科的知識、理論與方法對

其進行綜合研究。

7.《紅樓夢》藝術研究。在過去的紅學研究中，我們不僅在總體上忽略了小説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過多地關注人物的道德評價。走向21世紀的紅學，應對《紅樓

夢》的藝術創作過程、經驗與原理進行系統總結。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發展空間。紅學界應集中力量對此進行重點研究，相信會有新的突破。

8.《紅樓夢》意義研究。真正偉大的作家無不關注人類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無不充

盈着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思考，因而偉大作家之作品也都無不具有寓言性、預言性

與超越性，它永遠是問號和感歎號，而沒有句號。對於《紅樓夢》內在意義的闡釋也是

如此。在未來世紀，《紅樓夢》的意義研究應更加關注其人類學內涵，並相應地更新與

完善闡釋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9.《紅樓夢》與當代創作研究。從明代“四大奇書"到清中葉問世的《紅樓夢》，

中國長篇小説從成熟走向高峯，但在《紅樓夢》之後，卻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現當代，

雖屢有仿作出現，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問世。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們是否有必要並如何從《紅樓夢》中吸取精神養料呢？馬克思説“希臘神話不只是希

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紅樓夢》之於後代尤其是當代小説創作也應發揮

同樣的作用。這就要求紅學界不僅關注過去，而且要關注現實，不僅滿足於對《紅樓夢

》的闡釋，而且要進一步把《紅樓夢》的精神養料轉化為當代小説創作的精神血液，為

當代小説創作的偉大復興作出獨特的貢獻。對於大多數紅樓學人來説，這確是一個富有

挑戰性而又非常有意義的嶄新課題。

10.《紅樓夢》現象研究。從《紅樓夢》的問世、傳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國歷史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紅樓夢》現象，這一現象已遠遠超越了文學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廣泛滲透到日常生活，滲透到人民大眾。對此，紅學界也

同樣應予更多的關注。

21世紀紅學研究的突破與創新，直接取決於以上十大課題研究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