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可以向硅谷學些什麼？

安迪格魯夫

我們的政府在美國汽車業投入了巨資。它應該如何利用這種影響力呢？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看來汽車業正處於徹底的轉型過程之中。對於企業如何應對企業環境的重大變化有許多信息可以獲得，但有關整個行業轉型的信息卻少得可憐。

歷史表明，大多數企業對轉型的處理都不夠好。原因之一與高級經理有關。他們往往“搞不明白”。他們難以接受這樣一個現實：未來將與現在大不相同，因為這些人都是在舊的企業環境下上台掌權的。他們在舊的環境下出類拔萃，卻沒有具備新的環境下所需的經營技能。

經理們還難以區分一家企業競爭地位的衰落和一個行業本質上的變革。明白二者之間的區別是最困難的事之一，儘管這也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整個行業的轉型不會經常發生。只有在一系列的因素都具備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行業的轉型，這些因素包括消費需求的變化、主要供應鏈的某些部分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外一個國家、以及關鍵技術變革的出現。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電腦業就是如此。在那之前，各個企業利用自有的軟硬件生產自己的大型機。企業的銷售團隊隨後銷售這些結構複雜、價格不菲的產品。

個人電腦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在短短几年間，電腦業就實現了打破──再重組的過程。整個行業開始依靠常用硬件元素（微處理器）和軟件包；銷售則被外包給第三方。在企業中，我們稱之為從“垂直”結構轉向“水平”結構。垂直結構指的是企業負責自己的開發、製造和分銷；水平結構則指的是一些企業專門從事元件生產，而其他企業則負責組裝和分銷任務。

結果是，隨着Burroughs和Digital Equipment等舊參與者逐漸消失，以及康柏（Compaq）和戴爾（Dell）等新型企業的出現，電腦業變得更具活力。

通常來講，一個企業無法左右一個行業的轉型。不過，當一個政府像美國政府參與汽車業轉型一樣參與一個行業的轉型時，政府最終能做出轉型決策。

想像一下，如果在電腦業轉型的過程中，里根政府擔心行業的動盪，並試圖通過向主要大型機企業投入巨資而拯救這個重要行業的話，情況會怎樣。這樣的投資本來是為了保護這些企業的可存續，而結果卻會使轉型戛然而止，只會註定使美國失去其領導地位。

如果汽車業只需要應付衰退而已，那麼政府投資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或許會帶來直接幫助。但事實情況並非如此。汽車業面臨着一系列因素的聯合作用：全球性的衰退、油價上漲、環保需求、製造業全球化，最重要的的是涉及到汽車業本質的技術變革。

電動汽車已經變得可行，未來很可能只會變得更強大。對電動汽車性能至關重要的組件──電池和電子控制系統──的技術都在迅速發展。這些都是新技術，因此可以在投資持續小幅增加的情況下迅速改進。與此相反，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的技術享受了幾十年的發展，進一步改進的潛力有限，比如內燃機引擎以及相應的燃料和驅動系統。

結果是，多個因素正在累加在一起，即將引發汽車業的結構變革。電動汽車可能會更好地滿足我們這個時代的需求，人們對電動汽車的喜愛可能會超過依靠內燃機引擎的汽車。現在的汽車業就象個人電腦出現之前電腦業的情況一樣，也是“垂直”結構。不過，電動汽車的簡單，再加上某些組件的標準化，這些可能會導致汽車業轉向“水平”結構。互聯網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汽車營銷媒介，能很容易地適應水平結構。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轉變，生產商的成功將取決於它利用新結構的能力高下，它是否能對電池等組件的規模化生產和成本下降比競爭對手更好地加以利用。

美國政府正在投資汽車業，希望藉此防止就業崗位的喪失。這可能會改善通用汽車在現在結構內的運營能力。不過，在開發該公司應對新的電動汽車時代的運營能力上，政府並沒有投入同等規模的投資。

中國似乎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還不清楚中國政府如何影響產業戰略。不過，中國正在大力開發和製造電池。實際上，中國政府斷定，在開發可能成為汽車業新結構的基礎技術方面，中國能夠領先。

哪種投資戰略更勝一籌？現在作出判斷還為時尚早。美國的戰略短期內很可能會挽救就業崗位。長遠來看，則有更多的問題。我們還不知道汽車業是否以及何時會轉向水平結構。不過這非常重要。各國進行的戰略決策可能會決定誰最終將成為世界汽車技術和製造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