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七一演講稿醫院

演講，首先要了解聽眾，注意聽眾的組成，瞭解他們的性格、年齡、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們的觀點、態度、希望和要求。掌握這些以後，就可以決定採取什麼方式來吸引聽眾，説服聽眾，取得好的效果。以下是由本站PQ小編為大家推薦的慶七一演講稿醫院，歡迎大家學習參考。

慶七一演講稿醫院(1)

“你幸福嗎?” 這句時尚而簡單的問候，給我們帶來深深地思索。它終究沒有標準答案，幸福需要每個人自己去體味。我們常説“工作着，快樂着。”工作讓我們付出了艱辛，收穫了幸福和快樂。不管你選擇什麼職業，它會融入到你的生命中，默默的陪伴着你，也許它是人一生中的唯一的一次選擇，它會時刻記錄着我們成長中的點滴，時刻讓你感受成功與失敗。仔細想一下，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我們生活的源泉，衣食住行離不開它，工作的時候，結果好才是好，家庭生活中感覺好就是好，那麼當結果好了的時候，感覺不就會更好嗎?所以當你不再去抱怨，不再為別人的不理解而困惑，而是為當初選擇的這個崗位感到自豪，為工作中被你攻破的一個個困難而激動不已，覺得你是在工作中不斷創造價值的時候，我認為幸福的答案也就有了，職業精神也就有了很好的體現。

作為檢驗工作者，首先需要在自己的專業技術方面做到精益求精。檢驗工作者的職責是為臨牀大夫提供最可靠的診斷依據。我們每天面對的都是些小小的數字，簡單的陰性陽性，也許一個小數點的錯位，一個陰性陽性的錯位都會給病人帶來不可知的惡性後果，所以失之毫釐，謬之千里就是最深刻的體現。這就要求我們時刻要兢兢業業，鑽研技術，提供出準確的檢驗結果，更好的指導臨牀診斷。都説術業有專攻，為了提高技術，不只是平常工作實踐積累和書本學習，我們還積極地與臨牀做好業務上的溝通，除此之外，主任還派我們到全國各大醫院進修學習，使我們的業務知識與工作理念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們每天面對的是一個個的檢驗標本，根據主任的要求，我們會將每個報告用最快的速度最準確地發出去，讓病人在最早的時間拿到報告去診斷，為做到這一點，我們付出了很多，為了方便遠道而來的病人，我們的採血時間截止到 10:30-11:00，我們的檢驗報告要在2:00之前發出，這就意味着我們不存在午休時間，也沒有吃飯的時間。當每天我們的午飯2:00開始的時候，儘管飢腸轆轆，但我們毫無怨言。堅持一兩天容易，七八年一直如此，靠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優秀的職業精神。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團隊精神對於醫院整體和每個科室的發展都是極其重要的，這就需要團隊共同協作。主任也經常教導我們對內團結，對外溝通，並且以身作則。在我們檢驗科內部，多數標本都不是一個人能獨立完成的，而是各小組共同協作完成。我們在主任的帶領下，團體協作從未出現紕漏，窗口忙的時候，其他同事都會先幫着窗口抽血，不讓病人排長隊;收取標本者也是給每個專業組分好，以節省時間。我們也很注意與其他科室的協作與溝通，當遇到檢驗結果不符的情況，我們會和臨牀科室主動聯繫，以查清原因。科裏的同事在上夜班的時候，碰到產科搶救病號，需要大量輸血，我們會親自把血送到病人身邊。看起來這些都是小事，可是如果每個人都做好了，大家擰起來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團隊精神也就體現出來了。

對我們醫務工作者來説，工作的宗旨就是更好的為患者服務。病人不僅需要解除身體上的病痛，還需要得到我們醫務人員的關愛。服務意識是醫務人員職業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每個醫務人員服務質量的好壞都會影響到我們醫院的整體形象。尤其我們是個窗口科室，對他們多一些微笑，多一些温暖的話語，告訴他們下一步去哪裏檢查，認真解答他們的疑問，像親人和朋友一樣對待每一位患者，讓他們滿意地笑着離開我們的窗口，相信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患者也就建立起了對我們的信任。

我相信，只要我們都能嚴格要求自己，從身邊點滴小事做起，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吸取前輩們的優點，忠於職守，努力學習，終會在平凡的崗位中創造最佳的業績。我熱愛我的崗位，因為我能在工作中幫助別人，快樂自己;我尊敬我的職業，因為這是一份傳遞愛的事業。只要我們共同努力，我們醫院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慶七一演講稿醫院(2)

1938年6月，我剛剛從南京中央高級護士學校畢業。在那一天，我在長沙聆聽了共產黨人徐特立的演講：“青年學生們，到西北，到延安去，保衞和建設我們的大後方。”徐特立的演講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正在徘徊之中的我，點燃了我心中的火種。

1942年9月，我來到蘭州，自己動手創辦西北第一所高級護理學校。從此我一直從事護理事業，直到全國解放並擔任西北高級護理學校校長。記得一次彭德懷同志問我入黨沒有，我回答：“成份不好。”彭老總笑着説：“我們黨講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個人表現嘛。只要你積極要求進步，黨是歡迎你的。”一句話，使我為之奮鬥了一生，也為此追求了一生。

1952年7月12日，我鄭重地向黨組織遞交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那時我剛過而立之年。

不久，中華護理學理事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周恩來總理一眼就認出了我：“你姓黎，還在西北工作嗎?西北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從總理的話語中，我又一次獲得了力量。於是，我再次寫了入黨申請書。

“文革”開始，我被關進了“牛棚”。我也曾想了卻一生，可週總理和彭老總的話，時時迴響在我的耳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回到xx軍區總醫院工作。我再次向黨組織傾訴了自己的心願，遞交了第六份入黨申請書。

1978年7月1日，當我61歲時，夙願終於實現了。站在鮮紅的黨旗下，我眼含熱淚。

我有68位親人在海外，只有父親的墳墓和我留在國內。我雖然獨身，可並不孤單，逢年過節，學生們總要和我一起吃頓團圓飯。80歲那年，我榮獲全軍第一個“南丁格爾獎”。如今我已立囑身後將遺體供醫學研究，再為黨作最後的一點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