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門閥政治總結（精選3篇）

東晉門閥政治總結 篇1

在讀完《東晉門閥政治》這本書後，的確受益匪淺。田老師從非常專業的角度，解讀東晉門閥政治的起源、發展到瓦解，鞭辟入裏，書中通過五個家族的介紹，加上郗鑑平衡士族權力作用的介紹，同時通過仔細的歷史考證，再現了東晉門閥的權力角逐史。每個細節，都體現了田老師對東晉歷史的詳細解讀。雖然只是摘取了五個家族作為東晉門閥政治的片段與典型，但這些細節足以窺見整個東晉歷史的全貌。“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一朝，其政治演變如何?門閥政治的詳細定義如何?東晉一朝歷史怎麼維持皇權與門閥的平衡?門閥政治最後又是如何走向滅亡的? 田先生在這本書裏詳細解答了這些問題。讀完這本書後我才對東晉這段歷史有了全面深入的瞭解。

所謂門閥政治，田餘慶先生認為，即士族與皇權共治天下。實際上就是門閥士族在謀求自我利益的同時又在維持東晉於不墜的政治。東晉司馬氏皇權力量薄弱，但東晉確維持百年，全賴士族勢力的維繫。士族支撐起朝廷，而這些士族中最重要的就是王氏家族，即王導王敦兄弟。司馬氏與王氏固有歷史結交淵源，但個人之間的情誼在家族利益面前又顯得次要了。正是由於皇室和士族之間利益的相互影響，才有了兩者的合作共存，從而推動了門閥政治的發展。

門閥政治的存在，是由於多方面原因綜合而成的。首先東晉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其次有一個成熟，有力量，有影響力的士族存在，同樣不可或缺的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鋭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就不會有百年的門閥政治局面。

試想在東晉這樣一個皇權不振，士族專權的情況下，王氏家族和司馬氏之間的結合，顯然是一種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其後，當王氏盛衰轉折急下時，別的家族在長期發展的基礎上取而代之，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基於各自圖謀的利益出發。司馬氏為士族提供官位權勢，士族本身網羅人才鞏固皇室。司馬氏依靠士族的軍事力量統治天下，而士族中的領袖人物正是因為手裏的強大武裝得以成為權臣。在這些一人之下的強臣中，甚至有流民帥出身的，郗鑑就是其代表人物。所謂流民，就是當時北方源源不斷南下的流民，這些流民不是西漢那種流民，而是一些由流民帥控制着的武裝組織。起初，他們在熱鬧的政治史中並不顯眼，但在保衞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卻着實立下了汗馬功勞，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並延續更長的時間。

南渡的東晉本有恢復中原的希望，但是東晉沒有北伐的決心。儘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陽，但這幾次北伐的機會卻因在門閥政治的巢幕之下沒有更理想的結果。或者説，根本就沒有誰懷抱過收復中原的理想。皇室有心無力，況且晉得天下，本來就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擁戴。反而是北方的苻氏，到苻堅一代，經濟發展與民族融合又有一個空前成就，便有了南移的願望。於是有了淝水之戰，淝水之戰以苻堅戰敗結束，而東晉勝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謝氏，謝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抗拒苻堅，因此成為東晉最高門第之一，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就要數謝安這位東晉名士了，他是東晉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這些名門望族支撐起了搖搖欲墜的東晉王朝，延續了這歷史中罕見的門閥政治。

我們不妨來來看看書中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台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並未因此而斷裂，歷史的邏輯在晉宋之際仍在頑強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劉裕既繼承了孝武帝伸張皇權的遺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雖喪元氣但有餘威的門閥士族?席次。皇帝恢復了駕馭士族的權威，士族則保留着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這就是具有南朝特點的皇權政治。”由此可見，門閥政治是在皇室，士族和流民這三者的統一中形成的。

説到東晉的社會矛盾，書中也有了清晰的闡述：東晉的變亂與衝突，在國家體制上是地方與中樞之爭，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爭，在出場人物上則是士族門户之爭。自王氏與司馬氏共天下後，又有瘐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儘管時局紛爭，但司馬氏的天下靠士族統治的情況並無多少變化，都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實。這樣特殊的政治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所以稱之為特殊，是因為幾乎整個東晉，各大家族竟然幾乎沒有廢立自代。從王氏與司馬氏以來，每當一個士族權勢鼎盛，必有另一門户興起，制約它然後取代它。同時，皇帝也沒有能力把權力收緊獨立，振興皇權。然而這正是門閥政治曲折複雜的一面，門閥政治的興衰與東晉的穩定是緊密相連的。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的論證之嚴密，功力之深厚令人讚歎不已。觀點闡發往往一針血，耐人尋味。讀完此書，讀者的收穫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我們這些非歷史專業的歷史愛好者來説，通過政治演變不失為深入瞭解中國古代歷史的一種絕佳的方式。 史書展現給我的只是表面的事實，而《東晉門閥政治》這本書才揭示了事實背後真正的動因。

東晉門閥政治總結 篇2

時值寒冬，北大校園依然充滿生機活力，行色匆忙而朝氣蓬勃的學子們使得這百年學府依舊欣欣向榮。時隔幾個月沒到北大聽講座了，今天終於有點閒暇，儘管遇到近年來最冷的一天，還是毫不遲疑地趕來聽講座——北京大學第214期讀書會。

主講老師是北大歷史系著名教授閻步克，題目是《東晉門閥政治》與制度史觀下的中國古代政治進程。閻教授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進史稿》、《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波峯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政治文明、《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等。

中國近代的落後，導致了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思潮一度成為主流。向先進文明的學習借鑑本無不可，然對自身悠久文明的研究與肯定，在現當代以降，則似乎有點式微。改革開放後，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當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政治文明似乎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當然，中國古代史學的悠久與發達、現當代考古的輝煌成就，也為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閻教授從制度史的角度，結合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從中國政治制度以皇權政治為核心這一歷史主線，闡述了東晉門閥制度的特點，門閥政治對中國皇權政治的變態及其原因，東晉後回覆皇權政治的動力等基本問題作了精闢講解。

就大的歷史脈絡而言，中國自早期王國起，實行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幾百年後由於諸侯權力的膨脹，在春秋戰國實行“貴族統治”，秦漢又迴歸中央集權，幾百年後的魏晉則又實行貴族統治(此處即指門閥政治，閻教授本人認為東晉門閥政治與貴族統治有重大區別。)魏晉的隋唐則又迴歸中央集權的皇權政治。

就東晉門閥政治的原因，閻教授認為，由於西晉的滅亡，江左的東晉皇權相對衰落，而地方大家族勢力強大，使得司馬氏的皇權與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相結合，成為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對於東晉門閥政治的實質，有學者認為是貴族政治，或曰寡頭政治。但閻教授認為東晉門閥政治實質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閻教授這一觀點實質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的主線就是皇權政治，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特點而已。因而東晉門閥政治仍然是皇權政治，只不過其偏離皇權政治的幅度比其他歷史時期更大而已，至多可以説是對“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從學術範疇講，貴族政治、寡頭政治乃西方政治用語，是古代西方政治現實的反映，其與中國古代政治現實並不相符。因而不主張這一提法。

比較有趣的是，主張虛無神祕的玄學為什麼在這一時期盛行併成為主流，乃至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閻教授認為，每一種學術都有其鼎盛時期，也會有衰敗之時。漢代經學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在各方面達到了頂峯。而社會的大動盪與變幻莫測，使得以老莊為思想根源的玄學思想應運而生。玄學思潮也契合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已故著名歷史學家王仲犖先生精闢指出：崇尚老莊，實質是主張君主無為，貴族專政。玄學顯然在理論上滿足了門閥貴族實現私慾的需要，無疑這是玄學得以在魏晉發達的重要原因。但從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看，魏晉玄學當之無愧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朵奇葩，在專制制度壓迫之下的這一朵奇葩更顯得鮮豔無比。

閻教授還就東晉門閥政治的經濟基礎、門閥政治的暫時性和過渡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並就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先進性作了深刻揭示。認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比西方同時期的更發達、要完備，即使在當代中國也不無借鑑意義。我想這也是正是我們至今仍要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深層原因吧。

由於其他事情，我沒有參加討論環節，盛為遺憾。據説大家還探討了政治制度建設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係、我國古代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升遷與考核等問題。

學習是生存的需要，樂於學習是人生的境界，享受學習則是人生的情趣。

東晉門閥政治總結 篇3

最近讀了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不敢説讀得多麼詳細、多麼認真，但還是覺得受益匪淺。

田老師的《東晉門閥政治》可謂是研究東晉政治史的一部力作，專業性很強。此書主要講述東晉門閥政治的興起講到覆滅，中間已司馬氏(皇權)分別和琅琊王氏、潁川庾氏、高平稀氏、譙郡謝氏、太原王氏(士族)分別共天下的史實為支撐，詳細論述了東晉政治風貌，給以後的研究者值得深思的建議和論點。我的史學功底差，可能對此書的理解也不到位，讀完此書，只能對自己比較感興趣的東晉門閥政治興起與消亡的原因稍作議論和解釋。

關於東晉門閥政治興起的原因，田先生在書中提到“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即，在東晉，皇帝統而不治，士族把持朝政大權，流民的巨大不可取代的力量，是門閥政治形成的原因，缺一不可。下面，我對天先生的觀點作一下解釋和補充。

所謂門閥政治，與傳統的皇權政治不同，是皇權與門閥的共治，即皇帝大權旁落，士族把持政局的一種體制，即“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我們要追溯門閥政治興起的原因，當讓要思考東晉時期，皇權不振，士族專權的原因。

關於皇帝大權旁落，這與東晉的各個皇帝有關。我們都知道，東晉王朝是司馬睿和王導在南渡以後建立的。然而在南渡以前，司馬睿與王導剛開始結合時，司馬睿就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上。那時，他只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班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了很深的政治閲歷和很高的政治名望。這使得，在東晉建立以後 ，王導及王氏家族成員身居高位，大權在握，而司馬睿只能是稍遜一籌了。還有，東晉很多皇帝在位時間都很短，這使得皇帝即使有鞏固皇權之心，卻無做此事的時間和經歷。

東晉的門閥政治最開始是王與馬共天下，王氏家族勢力很大，王導憑藉在東晉建立前已經確立的很高的政治名望，在東晉建立時身居高位，這更使得王氏家族在民間的聲望有了很大的提高。王導的堂弟王敦都督江、揚州軍事，傭兵自重，後來叛亂，威脅晉室，這是王氏。王羲之、王獻之之流在民間的聲望不是一般士族可以比擬的。這都是王氏家族勢力巨大的表現。所以説，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就像囊中取物。後來即使王氏家族衰落，可是士族不僅一家，淝水之戰後，陳留謝氏憑藉在淝水之戰中的優異表現，及不俗的軍事力量，取代琅琊王氏，開啟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此後，又有庾與馬、郗與馬、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流民在東晉時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所謂流民，就是不願忍受異族統治和踐踏而南下的北方人民，但與一般意義上的流民不同，而是由流民帥控制的武裝組織。司馬氏依靠士族的軍事力量統治天下，而氏族中領袖人物正是因為手裏的強大武裝得以成為權臣。在這些一人之下的強臣中，有的就是流民帥出身的。郗鑑就是一位。當年郗鑑南渡，把他率領的流民安置在了合肥。後來郗鑑密謀評定王敦叛亂，就是借用了流民和流民帥的力量。東晉建立以後就有着尖鋭的民族矛盾，北方胡族對江左政權虎視眈眈，東晉可用軍事力量均由士族掌握，但士族多不願派自己的兵出去打仗的，因為這樣會削弱自己的勢力，所以皇帝想要調動朝中兵馬去抵禦胡族入侵或是收復江北，是很難的。此時，擁有武裝性質的流民，則成為東晉唯一可用的軍事力量。流民，在一般朝代，顯得並不起眼，但是在東晉，流民在保衞東晉免受胡族鐵蹄踐踏上卻着實立下了汗馬功勞，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並延續更長時間。

門閥政治的形成與維持，也有其制度保證。九品中正制的實施為士族控制政治權力，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地方上士族把持各級中正官，因而控制了官吏選拔渠道，並通過源源不斷地向國家輸送預備官吏進而把持了政治權力;二是中正官在選拔士人時任意高下，妄定資品，而中央主選尚書對於資品獲得的資格卻難以複核、檢查，因而對選官的控制能力減弱;三是資品獲得的標準主要是“門資”、“勢位”，這就使得士族長期把持政權，為成為世家大族奠定基礎。九品中正制運行近半個世紀的結果就是皇權統治在選拔、任用官吏方面受到士族控制，因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政治局面。

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是偶然還是必然?當然我覺得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偶然與必然的結合，門閥政治也不例外。司馬睿與王導的南渡，可以説是門閥政治形成的偶然因素，沒有南渡可能也就沒有東晉一朝了吧，沒有東晉又哪來的門閥政治呢?

關於晉氏南渡的原因，《晉書》中有三種記載，一是王導的建議，二是裴妃的建議，三是王曠的建議。各史家亦是眾説紛紜，答案不一。但田先生卻想出了新的答案，他説：“以上三説，各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它説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覆謀劃。對於這個結論，倒是很新穎，但我覺得很合理。試想，當時北方大亂，胡族來犯，西晉抵禦不住，北方必定淪陷，南渡可謂是明智之舉。可是司馬睿和王導都是在江北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勢力大多在此，南渡之後能否贏得民心，實未可知。這樣，當三個親近的人一次提出南渡的建議時，司馬睿當然還是接受了南渡的建議。南渡後建立起東晉政權，這個陪同司馬睿南渡的王導自然是功不可沒，成為朝中權臣，王氏家族的力量在江左也強大起來，成為可以左右皇權的家族勢力，開啟東晉門閥政治的大門。

其實再回過頭看田先生對門閥政治做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還是極其正確的，而以上我所論述，不過是以自己的知識為其做了補充和解釋，不足之處見笑於大方之家，還請老師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