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歷史背景宣傳材料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當時任職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當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的直接軍事監禁事件，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決。

歷史背景——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來陝西，以遊山玩水為名，佈置大規模的剿共活動，期間張、楊兩位將軍在洛陽、西安、臨潼等地數次勸諫蔣“聯共抗日”均遭到拒絕，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時許，張、楊帶兵對華清池形成包抄之勢，酣睡中的蔣介石突聞槍響，倉惶在兩名侍衞攙扶下從華清池五間廳後窗逃跑，藏於半山腰一虎斑石東側石峽洞內，後來被搜山部隊發現，扶掖下山，送往西安，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中共中央堅持和平解決。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後，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連召開會議研究。在統一思想後，派周恩來等領導人前往西安談判，一直堅持和平解決爭端。

西安事變也教訓了蔣介石。成為階下囚的蔣介石看到如內戰再起，他難免不死於南京的狂轟濫炸，因而於17日下令何應欽停止對西安的討伐。事變的成功發動使他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並當面向周恩來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他離開西安後，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將軍，陳兵潼關，但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內戰。而是以軍事為後盾進行政治分化。顧祝同進入西安後，未動兵刃，蔣介石又速派張衝趕赴西安，參加和周恩來的談判。隨後，蔣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廬山，最後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於於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一直評價很高，認為是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

西安事變的歷史背景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受蔣介石之命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徵的轉移，抵達陝北。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109師被殲，師長牛元峯戰死，沈克的106師的一個團被殲。1931年，張學良儼然一個東北王，九一八事變後被全國人民稱為“不抵抗將軍”。在紅軍西撤的時候，張的部隊被調去剿匪，由於任務執行不利張部隊的番號被蔣中正撤掉，導致兩人之間的嫌隙。

一二九運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民眾紛紛響應。

中共確立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佈開始東征抗日，由劉志丹率領的紅軍表面上進軍河北、熱河對日軍作戰，實際卻向太原推進的過程中和閻錫山的部隊發生衝突。劉志丹戰死，紅軍撤退。

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准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説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中正表態歸順。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使蔣中正聲望提高。叛方空軍駕駛員與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中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中正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實力，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簡直無法和兩广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因為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張學良與中共的祕密接觸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祕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決定改‘反蔣抗日’的方針為‘逼蔣抗日’。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

為什麼發動西安事變

根據張學良後來自己的説法，其兵諫的最主要原因：

蔣介石堅決拒絕統一戰線的提議，繼續“先安內後攘外”的路線，繼續對日採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顧當時東北領土的淪陷，而張學良認為應該立刻停止“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政策，槍口應該一致對外。 張學良勸蔣説中共殺不絕，剿不完，蔣回問：為什麼?張學良説：“我們沒有老百姓支持我們，共產黨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張學良關於共產黨萬里長征的事情，對部下説：“我們都是帶兵的人，(這個部隊)誰能帶?誰能把部隊帶成這個樣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帶沒

了?”，東北軍與紅軍剛一交手，就損失了2個師，2名師長陣亡，這些都足以證明中共領袖的能力，但蔣介石聽不進去，蔣堅持認為中共已到強弩之末，而實際上後來旅也有不少歷史學家通過資料查證發現，當時的延安並不像蔣介石想象的那麼好打;而當時東北軍的將士早已厭倦內戰，受到學生請願的激勵，愛國主義情緒高漲，更加希望抗日收回東北失地，迴歸故土，完全沒有繼續內戰的意願; 當時蔣介石決定武力方式鎮壓去西安請願的大學生，張學良為學生求情，但被蔣介石拒絕，蔣介石堅持要用機關槍來鎮壓請願學生，蔣介石的這個答覆激怒了張學良，為保請願愛國學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張學良認為兵諫必須立刻執行。

重獲自由以後，張學良曾經表示，當時的東北軍已經成為他的包袱，他想要麼帶着東北軍去抗日，回到東北，要麼要蔣調他去做別的官職。但蔣卻堅決要他剿共。 張學良曾經向周恩來保證，勸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遭到蔣介石拒絕。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被全國人民譴責的情況下，受中共唆使進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於1936年年底在西安挾持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準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日提前爆發;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中國共產黨方面的評價

由於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動了全民的抗日戰爭，並堅持八年直至勝利。

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變的動因與影響再探索

與世紀同齡的張學良，經歷了中國近代社會最動盪時期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與“雙十二”就是其中的兩件，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然而，至今海峽兩岸學者對上述事件的認識都有很大差別，尤其在對西安事變的評價上，觀點對立，似同水火。大陸學者認為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了全國抗戰，直至徹底勝利。張、楊乃千古功臣。台灣卻有人認為，“西安事變，釀成巨禍”，①使中共坐大，國民黨敗退台灣。張、楊乃罪人也。筆者僅就上述問題談談自己的粗淺認識，以求教於學術界同仁。

可以説，沒有“九?一八”就不會有“雙十二”。前者使東北三省淪為殖民地，三千萬同胞成為亡國奴;使張學良的東北軍成為無家可歸的流亡集團。他們晝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國復土還鄉。而將介石卻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主張，最終把張學良逼上“兵諫”之路。後者把張學良最早提出的“擁蔣聯共抗日”的主張變為現實。

(一)西安事變的動因

“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東北。繼而熱河失守，他又難辭其咎。舉國上下責罵，張的威信一落千丈。他揹着“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跌入政治低谷。蔣介石為緩和輿論壓力，準張辭職，代其受過，出洋考察。張學良出國之日，正是國內形勢江河日下之時。蔣繼續對外妥協，對內全力“剿共”，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各界民眾均有亡國無日之感。張下野時，曾借用美國總統林肯的話説蔣：“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或欺騙部分人民於永久，但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久。”②以此表達對下野不服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誰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終會大白於天下。

1、“九一八”事變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這是西安事變直接的動因。“在日本炸彈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時候”，③各黨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勢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問題，必然改變其原來的政治態度而有新的選擇。民族資產階級也產生了分化。馬占山的抗戰和福建蔡廷鍇反蔣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證明。

“九一八”事變後，羣眾性的抗日救亡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發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呼聲，進一步推動了工農羣眾抗日愛國運動的不斷高漲。中間勢力主張共同救亡的呼聲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會各界名流彙集而成的‘國難救濟會’，呼籲統一救亡。”次年史黃才、沈鈞儒、章士釗等60餘人聯名致電全國及即將召開的國事會議，提出：“凡民族爭存於世，以合作為最重要條件，要求國民政府化除杜絕合作之黨治，實行全民憲政，以求國家的統一。”同年大公報社長髮起《廢止內戰運動》，稱：“內戰不止，一切無從談起。”所以，西安事變是順應民意要求的。

2、蔣介石的誤國方針是促成西安事變的另一動因。面對“九?一八”事變後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人民呼籲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要求;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為實現其獨裁專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國同胞書一致安內攘外電》中，就提出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謬論。8月22日，蔣在一次講話中又説：“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做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而不可得。”④這與慈禧的“寧予友邦，勿予家奴”的賣國哲學如出一轍。當日本在東北製造了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陰謀為侵佔東三省製造藉口，張學良向蔣介石請示機宜時，蔣卻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⑤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大開方便之門。

從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蔣介石先後動用數百萬軍隊，耗資4億銀元、對中央蘇區發動五次“圍剿”，紅軍被迫反擊，在毛澤東、朱德等人的領導下，紅軍採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取得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後來由於左傾機會主義者控制了蘇區的軍政大權，錯誤估計形勢，運用錯誤的戰略戰術，致使紅軍不得不開始南北大轉移長征，日本則利用國共兩黨長期內戰之機，擴大對華侵略，先東北，後華北，再江南，這就更加促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各黨各派為尋求統一一抗日之道而奮鬥。

3、張學良最早提出的擁蔣聯共抗日的主張是西安事變的思想基礎。張學良旅歐歸來之日，正是蔣介石“剿共”最力之時，也是民族危機嚴重，人民呼籲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浪潮越來越高之時。張學良幻想很快助蔣實現武力統一，以達抗日之目的。這恰恰中了蔣介石既消滅紅軍又削弱東北軍的一箭雙鵰之計。他在此“內憂外患”的局勢下，思想活躍而又充滿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義，擁蔣武力“剿共”，認為這是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良策。但又準備“本着真理正義可以向領袖諍諫，甚至如古人為人臣者之以尸諫，亦所不辭。”⑥一方面不滿共產黨“破壞秩序，影響抗日”，同時又覺得民間疾苦不加解除，共產黨的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即是把紅軍主力擊潰，共產主義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因為這是全世界的問題。哪個國家沒有共產黨?”⑦一方面積極參與“剿共”戰爭，但又覺得不剷除滋生共產黨的亂源――帝國主義與土豪劣紳，“剿共”勢難進行下去。於是他認為“共也好，不共也好;紅也好，白也好，最要緊的是先把國家弄好，使自己的國家能在世界上與各國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愛國家，並能見及國難嚴重之人，均應各除私心，決心愛國。凡屬中國人，無論其為共產黨、國民黨、第三黨(即農工民主黨)，或其他任何黨派，果自命為救國者，均應在拯救中國之唯一動機中擯棄一切歧見，聯合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國之唯途徑。若仍萎靡不振，由命聽天：內戰頻仍，政爭不息，則中國前途必無希望矣!”⑧可見，張學良在豫鄂皖“剿共”時期，就孕育了擁蔣聯共抗日的思想。的確難能可貴。這一呼籲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講話，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視，他們早於天津《大公報》八天，將張的這一講話，譯成日文發表，因為任何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都將對日本擴大侵華戰爭造成障礙。尤其素有國難家仇的張學良的言行，始終為日本所特殊關注可見這講話的分量。

身為國家軍政大員、併兼任豫鄂皖“剿共”副總司令的張學良，正值蔣介石對蘇區進行第五“圍剿”節節勝利之時，發表上述言論，足見其遠見和膽識。當時的中國，主張抗日的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確提出聯共者：有主張既抗日又“剿共”者，還有主張抗日而另起爐灶者。最有軍事實力的國共兩黨則各執一端：“安內攘外、”與“反蔣抗日”。實踐證明，擁蔣聯共抗日，是唯正確的救亡之路。直到華北事變前後，民族危機迫在眉睫，中共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的三個條件下，同意和國民黨中願意抗日的軍隊、組織訂立抗日協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不包括蔣介石);蔣介石在“剿共”的同時進步調整中蘇關係，加快與中共的談判：1936年春，中共與張學良、與楊虎城的談判，已達成局部停戰協定，並形成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體共同逼蔣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當時各黨各派，主要是國共兩黨，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國的目標奔跑。而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才把其擁蔣聯共抗日的主張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