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理論學習計劃大綱

20xx年黨員理論學習計劃，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明確責任，健全體制，完善制度，發揮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作用，增強黨內監督實效。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20xx年黨員理論學習計劃，歡迎大家閲讀。

20xx年黨員理論學習計劃篇1

大學行政化”最致命的問題是大學從內裏發生糜爛。大學內部行政權力凌駕於學術權力之上，行政機構成為學校主導部門，大學內部的所有資源配置，無論是經費來源、專業設置、招生計劃、職稱評定、研究課題、教學方案等等，一律由行政官員主導的行政管理系統控制。這樣的資源配置方式，“導致大學內部的所有競爭，都變成了對權力的爭奪或者向權力本身獻媚的競賽”。教授和教育家被邊緣化，大學的機體和靈魂就像爛蘋果一樣從內向外發生病變。大學教師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迅速改變。20多年前，一位教師被認為不適合教書或者學術前景不佳而被勸改行搞行政是一件很令人沮喪的事，他會覺得在同事面前抬不起頭，到後來則變得十分榮耀而成為一種主動積極的人生追求。因為他切實地看到當行政幹部的好處，他可以掌握一定的資源，他有權管老師、管教授，甚至年輕的科長、處長也可以“很自然地”訓斥老教授。大學行政化的過程，是教授的主體地位喪失並蜕變為被統治者的過程。

大學行政權力是怎樣獲得凌駕於學術權力之上的力量的呢?除了行政權力來源於政府的授受外，還在於大學行政權力實際上是行政與學術兩種權威的疊加。在大學，誰都知道“教授”名頭是個好東西，是一塊不可或缺的敲門磚，因此不少行政幹部都要想方設法弄一頂教授帽子戴在頭上。教授帽代表榮譽，是名;官帽代表權力，是利。教授帽和官帽兼得，那才叫名利雙收。於是行政官員便可以佔盡所有。他有的，教師沒有;教師有的，他全都有。他既是行政領導，也是由此可見，“大學行政化”的一個對應伴生現象是行政管理幹部的“教授化、學銜化”，這種情形甚至延伸到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裏，結果導致教授學銜氾濫，越來越貶值。

因此與“大學行政化”相併的另一個弊端是行政幹部的“教授化、學銜化”所導致的教授價值的稀釋、矮化以及大學管理服務和教學科研職能的混同。在當今中國，“教授的濫化”不僅導致這一特定職稱嚴重的的價值縮水，也進一步削弱了大學教授的影響力和作用力，使之更加遠離了大學的主導席位，助長了“大學行政化”。“大學去行政化”首先是改革政府對大學的管理模式，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的新型關係，充分遵循大學教育規律，賦予大學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權，使大學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和自由度;其次是改革大學內部的治理模式，由官本位迴歸學術本位，明確學術主導和管理服務兩個系統的職能邊界，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員化，也要革除行政人員的“教授化、學銜化”，讓“教授”職稱迴歸其本原意義。

在大學內部，教師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教授的地位要切實復歸，學術的價值要高過行政權力的價值;校長是教師和教授會遴選出來的，處長、科長等行政崗位完全是一種分工和選擇，不再是一種被爭奪的異化的權利，院長、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甚至如境外某些學校一樣要輪職，就像學生輪流值日掃地一樣，而學術的價值則是大學最高的也是永恆的追求。

筆者認為，所謂“大學去行政化”應當結合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整體推進。一場脱離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單純教育改革，很難獲得成功。

20xx年黨員理論學習計劃篇2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首次明確了黨的工作部門的監督責任，第九條將“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作為黨內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十六條規定“黨的工作部門應當嚴格執行各項監督制度，加強職責範圍內黨內監督工作，既加強對本機關本單位的內部監督，又強化對本系統的日常監督”。這是《條例》的一個亮點，是黨內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的重要創新。

黨委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等工作部門，是黨委(黨組)的辦事機構和職能部門，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參與制定者和貫徹執行者，也是黨委(黨組)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在不同領域的重要承擔者和具體體現者，負有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對黨員幹部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政治責任。在實踐中存在黨的工作部門監督責任缺位問題。有的部門黨組織組織渙散、紀律鬆弛，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堅決、不全面、不到位，甚至變形走樣;有的對落實黨建工作責任制重視不夠，缺乏真抓實幹的具體舉措，忽視對本單位本系統的日常管理監督;有的缺乏擔當，熱衷於當老好人，發現黨員幹部存在問題不敢提醒、批評、糾正，等小錯釀成大過，就推給黨委或紀委處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明確責任，健全體制，完善制度，發揮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作用，增強黨內監督實效。

黨的工作部門處在黨務工作第一線，儘管工作性質、內容、特點各不相同，但在管黨治黨上都承擔着重要責任，都具有熟悉本單位本系統工作的優勢，要適應新形勢下強化黨內監督的新要求，明確監督職責，採取有效措施，真正做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一方面，要加強對本機關本單位的內部監督。認真履行主體責任，對本部門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遵守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持民主集中制、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執行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正確行使權力和廉潔自律等情況進行嚴格監督，管好自己的“責任田”。另一方面，要強化對本系統的日常監督。根據工作需要和管理權限，對本系統相關單位黨組織及其負責人遵守黨章黨規黨紀、履行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正確行使權力和廉潔自律等情況進行監督，發現問題及時處置，決不能一談到監督就只想到紀委或推給紀委。

在實際工作中，黨的工作部門要按照《條例》要求，發揮職能優勢，切實履行好各自監督職責。比如，黨委辦公廳要抓好對落實黨中央、上級黨組織和本級黨委決策部署情況的督查督辦;黨委組織部門要監督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情況，加強對黨員幹部的日常管理監督，推進幹部能上能下;黨委宣傳部門要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監督，組織引導好輿論監督;統戰部門要加強對統戰系統、統戰領域履行管黨治黨責任的監督以及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法規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黨委政法委要強化對政法部門執法活動的監督，等等。黨的工作部門要以對黨的事業和黨的幹部高度負責的態度，敢於監督、善於監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協助黨委(黨組)織牢、織密監督之網。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監督職責的黨的工作部門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要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相關規定，予以嚴肅問責。

20xx年黨員理論學習計劃篇3

國家對解決備受人們詬病的“大學行政化、衙門化”問題決心很大，不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寫入了“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主張，而且也有明確的態度，令人高興。但是冷靜一想，心裏還有點兒不夠踏實，因為一些深層問題和相關問題好像還來不及進入人們的注意。

大學去行政化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府與大學的關係，二是大學內部的治理結構。從政府與大學的關係看，大學應該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由度，而不是被政府高度管制和主導;從大學內部的治理結構看，以教授為代表的學術力量應該取代以行政為中心的權力系統，全面實行教授會制度和大學校長的遴選制度，行政系統只是一個辦事或服務機構。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大學行政化”是一個存在，這個存在有一定的社會前提。不改變這個前提，僅憑一紙公文“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有可能事與願違。

“大學行政化”實質上是全社會“官本位”意識及其體制的產物。除了學校幹部行政級別的明確化外，還有講師、副教授、教授相當於科級、正副處級還是副廳正廳級的説法。在官本位體制內，這種對應的確便於學校同政府部門的同級對話和對等接待。這或許是一種無奈的被適應，因為不適應，就會與這套體制格格不入。後來，有人發現“被行政化”其實也很受用，因為他可以在這套體制內獲得權力所有者的同等利益，於是被適應逐漸變成了主動適應乃至積極追求。

從行政控制的角度來説，“大學行政化”意味着把大學納入了與政府對等部門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官本位”意識主導的社會裏，人們通常很容易將“大學行政化”看成是對大學教育的重視和對學術的尊重，是一種“抬舉”。然而正是在大學被行政不動聲色地“招安”的同時，實際上也逐步喪失了辦學的主體地位，畢竟有對等，就有同上級或上上級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於是“政府對大學的行政管理日益強化，大學越來越像行政單位而非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

改革決不是局部的修修補補，不改變社會的“官本位”體制，不改變政府對大學的高度管制和主導模式，簡單的大學去行政化很可能讓大學活得更加窩囊，而且有苦無處説。在一個連和尚都有級別的官本位社會裏，如果連説話的分量甚至機會都沒有，還能有多大作為?所以，我們還真的不能籠統指責一些人士的憂心。“官本位”體制不改，“大學去行政化”就是一句空話。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一種系統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