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聯考教育指導優秀範文

大學聯考作為考上大學的重要一關，是很多學子高度重視的一次考試，下面是本站小編精心挑選的大學聯考教育指導優秀範文，供大學習和參閲。

大學聯考教育指導

一年一度全國大學聯考日，940萬參加大學聯考的年輕學子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此刻，可能沒有太多人關注到，在上海、蘇州，另一個考場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也正緊張地同台競技。這些參加20xx年中國國際技能大賽的年輕人，大部分畢業於職業院校，曾經無緣大學聯考，也未曾被稱頌為“天之驕子”，卻並不缺少職業的自豪。

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大規模國際性技能賽事。此前，中國參加了三屆世界技能大賽，並在20xx年第四十三屆世界技能大賽上實現金牌零的突破。

政府對技能大賽超乎尋常的重視，凸顯着中國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轉型的決心。“製造強國”需要大批高技能人才，而據報道，我國人力資源市場對於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技能人才的緊缺，很大原因在於我們缺乏一個崇尚技能、尊重技能、成就技能的社會氛圍。

得益於《中國製造20xx》不斷推進、“工匠精神”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國製造邁向中高端的努力，技工的薪酬待遇與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實體經濟與職業教育逐漸形成良性互動。然而在觀念上，還是有不少人將“大學聯考、上大學、成為社會精英”視作惟一正確的人生打開方式，從職業教育到藍領之路則被視為非社會主流的選擇。即使是收入高出白領數倍，高級技工依然是工人，廠房與寫字樓、流水線與寫字枱，仍然是兩個世界。

人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大多是基於白領社會貢獻大於藍領、白領知識含金量高於藍領的判斷。事實果真如此嗎?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能人才佔技能勞動者比例為27.3%，而在一些製造業強國，這一比例達到40%以上。在往年的世界技能大賽中，汽車技術、汽車噴漆、飛機維修甚至包括砌磚等領域的獎牌，也多被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工業製造強國所包攬。那些身懷絕技的普通勞動者，是製造業強國的基石。

如何讓更多有志青年認同技能成才、投身技能報國?首要的是培養對於藍領職業文化的認同。在這方面，上海在職業教育上的一些探索或許值得借鑑。近年來，上海通過擴展職業教育的服務面，建立起普通教育、職業培訓與終身教育的有機融通機制，讓中小學生走進中高職院校，培養職業興趣和職業意識，將工匠精神融於基礎教育之中，文化上對藍領的職業隔膜被逐漸打破。

要讓藍領們獲得更多的尊重，職業技術教育必須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職業教育培育出的不僅僅是傳統產業的能工巧匠，還是新興技術、新興產業的推動者。回看20xx年中國國際技能大賽的21個比賽項目，完全顛覆了過去我們對技術工人的認知，那絕不是“熟能生巧”一詞可以概括。賽場上的角逐，除了傳統的木工、焊接技術，還有虛擬現實技術、綠色智能建築、移動機器人等等，創新正成為技能競爭的關鍵詞。尤其是人工智能時代，當許多精細的技術可以由機器替代時，技術工人的優勢就在於以人為本的創新。比如，機器人可以根據菜譜燒製出各種定製菜品，而一個好的廚師則會根據客人喜好，為他製造驚喜。

“工業強國都是技師技工的大國，我們要有很強的技術工人隊伍。”技術工人的社會地位是一個風向標，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從文化、教育、就業保障等多個角度，營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圍，點亮藍領的職業榮光，我們才能在製造強國的路上走得更遠。

拒絕殘忍的浪漫，螢火蟲才能真正迴歸

據新京報報道，房山“天開花海”景區推出螢火蟲主題觀賞區。這一活動遭到環保組織“螢火蟲生態線”質疑，志願者稱，景區內放飛的數萬螢火蟲多為異地購買。景區內工作人員稱，這些螢火蟲是自然繁殖加人工養殖。

要説自然繁殖，在二十年前，螢火蟲在夏季極為常見。隨着城市發展，對自然環境要求極為苛刻的野生螢火蟲，在城市中已經近乎絕跡。常年研究螢火蟲的專家，考察中只在密雲水庫及北京植物園發現幾十只野生螢火蟲。景區聲稱這麼大數量的螢火蟲來自自然，專家都要震驚。

人工養殖一説，也存在疑問。專家表示，人工養殖螢火蟲成本高達20元一隻，可景區內商業出售的螢火蟲價格只有4元左右。

目前，網絡上存在地下螢火蟲產業鏈，以人工養殖螢火蟲的名義，廉價提供大量野生捕捉的螢火蟲，售賣給城市做商業活動使用。當城裏人用放飛螢火蟲來感受自然的浪漫、童年的味道時，不僅城市之中已經罕有螢火蟲的棲身之地，野外的種羣也受到極大的威脅。

根據螢火蟲生態線統計，20xx年，全國各地舉辦的螢火蟲展覽121場，消費螢火蟲數量達到600萬隻。由於運輸過程中會有大量螢火蟲死亡，這意味着被捕捉的螢火蟲數量更為巨大。商業展覽螢火蟲正在加劇螢火蟲的滅絕。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技學院副教授付新華，在媒體採訪時坦言：“我國螢火蟲種羣總體數量下降很快，個別種類瀕臨滅絕，已處於非常危險的境況。”

不僅是中國，從全世界範圍來看，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開始，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導致螢火蟲種羣的消退非常迅速。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螢火蟲越稀少。

這種稀少，反而刺激了螢火蟲的商業化運用。根據螢火蟲生態線的統計，從20xx年開始，利用螢火蟲做商業活動的事件逐年激增。

可喜的是，盛產野生螢火蟲的江西省贛州市寧都縣，今年7月發佈《關於禁止捕捉販賣螢火蟲的通知》，從源頭上制止捕捉販賣螢火蟲。這一通知也提醒我們，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如果能從消費端禁止商業活動中使用螢火蟲，將能更為直接地保護野生螢火蟲。

人造環境下放飛捕捉來的野生螢火蟲，不過是一個殘忍的浪漫幻覺。貪戀短期的美麗，將給螢火蟲帶來滅絕之災。反對螢火蟲的商業活動，讓更多螢火蟲迴歸自然，我們才能看到更多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螢火蟲。

大學聯考教育指南

從去年冬天兒子上幼兒園開始，只要有空，成都人李裏就會牽上牛或者驢接送孩子，途中帶孩子背誦古詩詞經典，“溝通了人、物與自然，父與子的感情。”李裏平時醉心國學，“我覺得，傳統文化應該貫穿到我們的衣食住行當中。”而騎牛或者騎驢，在他看來，便是在“行”方面的嘗試。交管部門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沒有規定馬或牛等動物不能騎着上路，但如果要上路，建議走非機動車道，同時主人要牽好。

坦白説，我還挺佩服這位家長的，但凡有空，接送孩子都親力親為，絕對是位好父親。我比較好奇的是，他每天是怎麼讓牛和驢不磕着別人，自家孩子也不摔着，然後一路順順利利送孩子到學校的?以我的通勤經驗來看，別説騎牛騎驢，就是騎共享單車，都有好多天橋、隧道過不去，人家設計的時候似乎壓根就沒考慮這茬兒。開車就更別提了，堵得經常沒脾氣，偶爾稍微有點脾氣，其他司機火氣更大。當然了，鄰居也夠寬容的，有的人對別家的小狗都難以忍受，這家乾脆養着一個“國學動物園”，牛驢馬豬，品種齊全。

以如此一反常態的方式上下學，是否有助於提升傳統文化素養，我想效果肯定不太理想。比如，李裏説他向孩子普及傳統文化的方式之一，是在路上誦讀古詩詞。“碰上下雨帶他背‘牧童遙指杏花村’，騎牛時‘牧童歸去橫牛背’，騎驢時讀‘細雨騎驢入劍門’”———這主意聽起來不錯，甚至有點不知今夕何夕的意思，但驢還是那頭驢，牛還是那頭牛，眼前卻不會有過去那幅容易見到的，悠然超凡、世外桃源般的畫面。更多時候，有的恐怕是閃光燈、自拍杆，或者被圍觀者要求比V合個影。意境沒有，空餘文字，不知孩子會感到分裂不?

從另一個角度説，如此做法與其他虎爸虎媽別無二致，與其説是要讓孩子踐行傳統文化，有所提升，倒不如説是滿足家長的趣味。當爹的平時“醉心國學”，孩子於是受其影響，倒不是不能接受，只是度在哪裏，誰來把握，還是值得商榷。媒體報道展示了父母的説法，唯獨沒有孩子發聲，作為一個每天騎驢騎牛上學的人，他的感受其實最重要。當然，父親的想法不無道理，比如“孩子應該勇敢並得到鍛鍊”，只是理由並不充分。如果按他的説法，“現在的小孩太嬌慣了”，那莫非就不該讓孩子騎牛上學，而是要牽牛上學，然後放學去牧牛?

等到了一定時間，孩子對外界的眼光有所理解，想必騎牛騎驢上學難再延續。再看其父的另一個觀點，他説這有助於“溝通人與自然”，從某種意義上説，在驢背上確實與自然溝通了，至少形式上是這樣，與人則未必。反過來，太特立獨行還可能製造誤解乃至隔閡。

大學校長畢業演講“賣萌”應有度

每年的大學畢業季，近年來似乎成了大學校長的一個“賽季”。在各自學校的畢業典禮上，大學校長都要發表畢業演講，有的網絡媒體把它們集納在一起，進行比較、點評，尋找“亮點”。或許是受到這種壓力和引導，校長們的演講呈現出“賣萌”傾向，認為更接地氣。

比如有媒體報道，一位校長在畢業典禮上吐槽自己學校：“成都是一個使人發胖的城市”，“龜網速，搶課難”，“學生男女比例失衡，導致耽誤你們的終身大事”。網上有人評價這位校長的演講倍感親切，“看哭很多畢業生”。大學畢業典禮號稱“最後一課”，結果是以校長“親自”吐槽結束，其“最後一課”價值到底在哪裏?

搜索一下，網上有大量大學校長畢業演講詞，從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的畢業演講系列到武漢大學校長竇賢康最新畢業致辭《希望與責任》，其中不乏大學之道與家國情懷。但是賣萌的傾向已經出現，一是跟隨網絡潮語，一位校長説“我還沒有來得及抽出更多的時間與‘顏值爆表’的你們約起來”;二是好撓學生癢處，有的校長為他想象中的校園戀愛難道歉;三是派送變味心靈雞湯，看看這句話：“如果你是‘屌絲’，那麼就勇敢地做一個逆襲的‘屌絲’!如果你是‘土豪’，那麼就做一個打不倒的‘土豪’!”

學校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大學更是畢業生們終身的精神家園，畢業典禮上的大學校長演講詞如果一味賣萌，投學生和社會風氣所好，作為“最後一課”對畢業生們的價值觀將是一個巨大的誤導，其影響可能也是終身的。肯定大學畢業生做“土豪”，提倡做一個打不倒的“土豪”，這是一罐怎樣的雞湯?校長在“最後一課”上帶頭吐槽，這又是給畢業生輸入一種怎樣的精神氣質?

文章無定式，大學校長的畢業演講詞，既可以大開大合，嚴肅端莊，也可以由小入大，情理皆備，甚至可以幽默風趣，引人入勝。在互聯網時代，借用一點青年學子的口頭禪，賣一點萌，讓畢業生更聽得進去，也無不可。但是大學校長是教育家，上好“最後一課”的根本目的應該是為大學教育“畫龍點睛”，為學生們的畢業人生點明價值方向。無論如何，賣萌本身都不是目的，不宜為了賣萌而大用網絡生造的俗詞惡語，不能為了學生愛聽就專着眼於小情小調，甚至傳導庸俗扭曲的價值觀念。也就是説，畢業演講詞，風格上不妨千姿百態，但語言上還應乾淨雅緻，價值上更應堂堂正正。

教育家要有大格局。上“最後一課”，談做人可以言之諄諄，成功的話題不必刻意迴避，家國情懷更是重中之重。中山大學校長羅俊講“德才兼備，領袖氣質，家國情懷”，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彭龍説“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這樣的畢業演講即使缺乏“萌點”，卻值得每一名大學畢業生銘記在心。

喜好“萌點”的社會情趣，猶如希臘神話中塞壬的歌聲，而互聯網使這種歌聲更迷人，也更容易使人迷失。但大學校長應當具有抗拒這種“歌聲”的內在定力。奠立高尚價值，激發家國情懷，造就偉大國民，畢業演講，乃至日常的教育薰陶，大學校長都應當以此為追求。

大學聯考教育指導範文

“格鬥”和“孤兒”，這是兩個多麼令人心疼的字眼，當這兩個詞被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大眾的關注被充分提起來了，人們的同情心也被喚起了。“我們的社會怎麼能允許這麼小的孩子就每天生活在格鬥場裏。”這是絕大多數人發出的呼喊，於是，似乎一場被視為拯救這些孩子的行動開始活躍起來，一個月後，也就是現在，這些孩子全部被帶回了涼山，在當地政府、記者、家屬等人的見證下。人們以為會看到孩子們滿心歡喜的笑容，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格鬥孤兒”哭成了淚人的滿心不情願，家屬硬生生的掰着”格鬥孤兒”的手指在接受證明上按下了手印，最後”格鬥孤兒”只能無奈的哭泣。

“格鬥孤兒”為什麼如此的不願意回到涼山?是恩波格鬥給了他們太幸福的生活嗎?是他們在格鬥場獲得太多的成功嗎?是捨不得一起學習格鬥的教練、同學嗎?其實都不是。他們只是在替未來的自己感到不安，他們不想回到只能每天吃土豆的沒人管的苦日子裏，他們只是感到再一次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試想，如果能夠舒適的生活在家人身邊，吃飽穿暖，有良好的教學條件，誰還會想去格鬥場裏拼命。這些被接回的孩子是在不敢想接下來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樣的生活。

一個個瘦弱的身軀在格鬥場裏拼搏，不免會讓人疼惜，這麼小的年齡就要過早的像成年人打拼，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生存下去。的確，這是一個社會的悲哀，我們理應伸出援助之手幫助這些孩子享受到這個年齡應該有的教育與幸福生活。一位組織接受的工作人員對”格鬥孤兒”説：“有這麼多叔叔阿姨、你爺爺關心你，回去要讀書，我們每個月會發錢給你。”簡短的一句話像一句承諾，似乎向”格鬥孤兒”描繪了一個更加幸福的未來，然而在我們看來這個未來是多麼的飄忽不定。

顯然，這些孩子已經和學校脱節，讓他們重返學校之後肯定會在功課上出現嚴重的短板，加上之前學習格鬥的經歷更是難以讓其融入到學校的氛圍之中，長此以往，難以保證這些孩子能夠學到文化知識，同時也難以保證這些孩子不會誤入歧途，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每個月發錢”並不能真正幫助這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走出生活的困境。

對於生活在涼山這個貧窮而落後地區的孩子們來説，除了讓他們能夠去學校接受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發展當地經濟、完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對於孩子們來説，比起不能讀書來説，更加可怕的是貧窮，正是因為貧窮，才會讓其喪失了生活的主動權。要想真正的解決“格鬥孤兒”這個問題，僅僅停留在一時的幫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讓這些孩子能夠真正享受到社會帶來的温暖，除去他們心頭密佈的烏雲，不然只是將他們從之前那個吃飽穿暖受傷的火坑推入了一個貧窮飢餓的新火坑。

要想真正解開“格鬥孤兒”的心結，不能僅僅停留在將其送回涼山老家，更應該讓他們真切的感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温暖，讓他們能夠看到新的生活希望。我們斬斷了他們生存的一項技能，就要勇於承擔其責任，幫助他們再造一條新的通往幸福的道路，這條道路上必然要沒有傷痛、沒有飢寒，有的應是燦爛的坦途和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