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始終保持先進性大綱

同志們：

在政治上保持先進性，是這次教育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我理解，所謂政治上的先進性，是指政治上的清醒、成熟、堅定，即堅定政治信念，站穩政治立場，遵守政治紀律，提高政治鑑別力，增強政治敏感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關鍵時刻不迷失方向。根據縣委先進性教育活動領導小組的安排，圍繞這個課題，我結合個人的學習和思考，從三個方面談點體會。

一、堅定理想信念，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一代代仁人志士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可以“富貴而不淫，貧賤而不移，威武而不屈”，他們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儘管不可能不帶有過去時代的烙印，但都源於振興中華的理想信念。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延續和昇華，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和在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正確性的一種確認，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根本保證。無數革命先烈在戰爭年代之所以拋頭顱、灑熱血，靠的就是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和忠誠，儘管他們知道自己未必能夠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但卻堅信社會主義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美好事業，堅信在黨的領導下這一事業一定會取得勝利。鄧小平同志多次用自己的切身體驗來説明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鬥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 他還説：“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鬥，就是靠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鬥。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因此，共產黨員任何時候都要堅定理想信念，這是最根本的。如果動搖了，就意味着政治立場的改變、政治方向的偏離，就不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當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員隊伍總體上是堅定共產主義信念，並努力為之奮鬥的。但也必須看到，由於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肩負的歷史任務發生了很大變化，加上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使一些黨員的理想信念發生了動搖，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有的只講“金錢”不講“信仰”，不是為共產主義奮鬥，而是為個人利益奮鬥；有的對社會主義前途喪失信心，千方百計給自己找“退路”，留“後路”；有的思想空虛，精神萎靡，不思進取，消極頹廢，沉醉於吃喝玩樂，熱衷於宗教封建迷信活動，有的甚至成了“法輪功”的骨幹；有的宗旨觀念淡漠，嚴重脱離羣眾，失職瀆職，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不擇手段追逐個人名利；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以權謀私，晚節不保；有的完全背棄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與黨離心離德，腐化墮落，最終滑進了犯罪的深淵等等。出現這些問題，從主觀上講是忽視理論學習、放棄世界觀改造的結果。從客觀上講，主要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的多樣化導致價值取向的多樣化。在多樣的價值觀、人生觀面前，在形形色色的人生哲學、社會思潮面前，由於缺乏必要的評價、引導，一些缺乏馬克思主義鑑別力的黨員幹部的價值選擇出現困惑，產生誤區，進而人生觀轉向、道德觀混亂、是非觀模糊、價值觀扭曲，最終導致正確的理想信念淡化、動搖甚至喪失。二是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導致價值觀念向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傾斜。少數黨員領導幹部由於缺乏清醒的政治頭腦，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迷失了方向，價值觀念在拜金主義影響下發生傾斜，把對共產主義信念的追求，變為對金錢和個人利益的追求，最終庸俗化為“一切向錢看”，奉行“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政治政治有掙就治”的信條。三是社會變革所引發的深層次矛盾和社會問題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和理想上的迷失。隨着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複雜的社會問題凸現出來，如國有企業面臨的困境、局部出現的貧富不均、黨內腐敗現象滋長蔓延等，使相當一部分黨員幹部感到迷惑和憂慮。有的看到國有企業長期不能解困，就認為公有制不行了；有的看到一些人一夜暴富而心態失衡，產生攀比心理；還有的看到黨內存在消極腐敗現象，就對黨失去了信心，甚至產生了“不撈白不撈”的心態。與此相聯繫，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較普遍的理想失落的現象，一些人只顧眼前，只顧自己，甚至醉生夢死，及時行樂，胡作非為，損公肥私。這些社會不正之風必然對一些黨員幹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消極影響。四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對黨員幹部心理上的衝擊強烈。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一部分人對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產生懷疑、迷惑甚至動搖。有的產生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遙遙無期；有的認為社會主義經過幾十年的實踐，隨着蘇聯的解體而宣告失敗；還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過時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了，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喪失了信心。五是西方對中國實施“西化”和“分化”圖謀的消極作用。由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出現嚴重挫折，國際上的敵對勢力加緊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對我施加影響，妄圖瓦解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特別是通過各種渠道和傳媒加強其“價值觀”的滲透，向我們的黨員、幹部推銷西方的個人主義、金錢崇拜和追求享樂等價值觀念，企圖用他們的價值觀來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少數黨員幹部面對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喪失了應有的政治警惕性，甚至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腐朽落後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六是一段時間放鬆和忽視對黨員幹部的教育和管理。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在教育。一段時間以來，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一方面，理論與實際脱節，理論滯後於實踐。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理解還停留在傳統的教科書上，對國內外發生的重大變化缺乏深入的理論思考，面對各種錯誤思潮，缺乏應有的鑑別力。另一方面，對黨員特別是對領導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重視不夠，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聯繫實際不夠，針對性、實效性不強，使正確的理想信念難以牢固地樹立起來。在黨員的發展以及管理監督上，一些黨組織一直存在着不能堅持標準，把關不嚴，審查不細緻，管理不力等問題，使一些思想政治素質本來就不高的人混入黨的隊伍，把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庸俗風氣帶入黨內，對黨員幹部的革命鬥志和理想信念產生了瓦解作用。事實表明，忽視和放鬆對黨員幹部的教育管理所帶來的危害和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理想信念在今天的特定情況下，已經不單是一個個人信仰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政治問題。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事實，我們不能不感到這一問題的緊迫。那麼，如何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堅定廣大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回答好影響、困擾黨員幹部理想信念的深層次認識問題，從思想上釋疑解惑。如果對這些問題不能給予有説服力的回答，黨員幹部的思想“疙瘩”就難以解開，理想信念就難以真正樹立起來、堅定起來。具體講，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如何正確看待社會主義的發展。自《共產黨宣言》問世至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這150多年的歷史是億萬人民羣眾為爭取自身解放和實現社會進步而前仆後繼、英勇鬥爭的歷史。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到運動，從一國實踐到多國實踐，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面貌，開闢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擺脱受剝削壓迫的歷史命運、獲得社會解放、建設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在這150多年中，社會主義制度顯示出了巨大的優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以經濟發展為例，因為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增長持續的長短是衡量一種社會制度優劣的主要標誌之一。十月革命前，俄國是歐洲生產力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但是，從1928-1938年只用了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蘇聯製造業的產量就增加了7.5倍多，一躍到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國經濟卻出現了嚴重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經濟遭到巨大破壞，美國卻在戰爭中大發橫財。但是，戰後蘇聯經濟的發展一直快於美國。從1951-1982年，蘇聯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速度比美國高出1-2倍。由於蘇聯的發展速度長期快於美國，使得蘇美之間經濟實力的差距日益縮小，並一度成為兩個世界超級大國。社會主義新中國也創造了驚人的發展速度。眾所周知，在1951-1980年這30年間，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過失誤，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錯誤。即使這樣，我國工業產值每年仍然平均增長12.5％，而同一時期，美國為4％、西德為5.8％、法國為5％、英國為2.3％，日本雖然較高，達到11.5％，但仍低於我國。我國農業產值年均增長4％，而同一時期，法國為2.5％、英國為2.3％、西德為1.9％，美國只有1.6％。僅"一五"期間，我們就投資建設了156個大型工業項目。這樣的建設魄力、增長速度和發展成就，在舊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61-1985年，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和工業、農業產值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比發達國家高48.6％和81.6％、105％,工業勞動生產率同樣保持了高增長速度。社會主義國家不象資本主義那樣靠掠奪、販賣黑奴、剝奪農民、壓榨工人、飲毛茹血來積累建設資金，為什麼能夠在發展速度上大大高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根本原因就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首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適應了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僅消除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和階級剝削，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統一，也消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能夠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宏觀管理，做到全國上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其次，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代表了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人——這個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由於獲得解放，必然要以空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去從事生產和建設。再次，社會主義文化代表了社會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社會主義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它着力於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全面提高整個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水平，因而成為凝聚和激勵人民羣眾的重要力量，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這是資本主義永遠也不可能具備的。

（二）如何正確看待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並非全是制度的原因，其中有很多非制度的因素。①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20世紀初開始，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重視科技，對科技開發的投入不斷增加，促進了新技術、新材料的發明和應用，從而幾倍、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以美國為例，用於科技研究和開發的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1920年為0.2％，1940年為0.6％，1975年為1.5％，1990年上升到2.7％。②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最典型的是，20世紀40年代以復興經濟為目的的復興計劃，50年代從宏觀上調節有效需求的短期計劃，60年代綜合性的長期發展計劃，70年代針對“膨脹”制定的穩定計劃，這些都使資本主義變得不是完全“無計劃”、“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市場經濟的波動性、盲目性和破壞性，對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發展起了重要作用。③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口少，土地多，人均佔有資源多，這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第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今天的發展，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掠奪的基礎之上的。第三，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發展得好。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搞資本主義或宣稱在搞資本主義，但真正稱得上是發達國家的只有二、三十個，100年前世界強國就是美英法德意日，100年後世界強國仍是美英法德意日。而被聯合國列為最不發達的49個國家基本上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對於這些窮國、弱國來説，資本主義連表面和暫時的繁榮都沒有帶給他們。相反，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窮國、弱國之間呈現出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第四，資本主義暫時的繁榮背後是極度的貧富兩極分化。以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1973-1992年間，佔全國20％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佔全國20％的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卻減少了12％。目前，美國約有20％的人生活在全國貧困線以下，760萬人靠救濟金度日，200萬人無家可歸。而百萬以上的富翁卻由80年代初的280萬增加到400萬。第五，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能最終改變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從一般壟斷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甚至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這些新變化是在不觸動私有制的前提下了出現的，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甚至在某個階段上刺激其發展，但是其與生俱來的對抗性矛盾，即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的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壟斷資本追逐剩餘價值的本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貧富懸殊，充斥着貪婪、腐敗、犯罪現象，潛伏着巨大危機的社會。眼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實際情形恰恰是，生產關係既沒有完全適應也沒有完全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是處於相互對抗但尚未崩潰的地步。相互對抗的一面，表現為新變化外表下隱藏着的深刻危機；尚未崩潰的一面，表現為通過自我調節尚能造出具體演進過程中的一些繁榮景象。這就是説，資本主義私人佔有這件早年裁就的衣衫雖已相當破舊、緊繃，但是經過修補還可以容納生產力的肌體生長一段時間。然而，社會生產力的肌體還在生長，修補總要難以為繼，更換新衣是遲早都要發生的事。無論資本主義怎樣窮其伎倆，也無法改變它最終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命運。

（三）如何正確看待我們黨所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現在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我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曲解為與資本主義“趨同”。我們一些黨員幹部也對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不理解，甚至產生懷疑，認為我們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理由是我們引進了一些資本主義的做法，出現了私有制和剝削。那麼，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第一，判斷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應該看本質的東西。我們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實運用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一些做法，如現代企業制度、公司制、股份制等，但這些只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有效方式、方法，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東西。我們發展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沒有變。在經濟上，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政治上，我國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以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為領導核心，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文化上，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堅持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積極倡導社會主義道德，大力發展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事業。這些是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本質區別的。我國雖然存在私有經濟，但公有制佔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始終控制着國民經濟命脈，發揮主導作用。第二，評價社會主義不應當從書本或觀念出發，而應當從實際出發。我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進入社會主義的，原有的生產力水平很低而且發展極不平衡，所以必須經歷一個社會生產力得以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歷史進程中，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只要是有利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反映現代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有效組織形式和所有制形式，都可以運用。當前，我國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允許外資進入，是從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的實際出發而作出的必然選擇，這完全符合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並不是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變革的社會，不能用僵化的觀點來看待我國的改革。一些人之所以指責我國的改革不是搞社會主義，是因為其評判標準是在蘇聯模式下形成的關於社會主義的僵化觀念。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主義從來就沒有固定的模式，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與各國實際結合的產物。同時，建設社會主義也是一個不斷變革的歷史過程。我們黨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方針政策，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模式的創新與發展。在現階段，我們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就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最好的堅持。

（四）如何正確看待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在經過70餘年的發展後，於1991年解體。在蘇聯解體前後，東歐也發生了劇變。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確實給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很大打擊，但只要我們用歷史的、發展的、辯證的觀點來觀察、分析和看待，就應當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而不應悲觀失望。首先，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但是，任何一種先進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要經歷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有時甚至出現反覆。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勝利到多國發展，只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如果期望人類這一從未有過的偉大社會實踐一開始就十全十美，不遇到一點挫折，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是不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歷史過程，需要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奮鬥。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事業發生局部的、暫時的挫折並不會改變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人類社會進步的總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終究要實現。這正如黃河儘管九曲十八彎，但“大河東去”的總趨勢是不可改變的。其次，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在於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但決不是馬克思主義“大失敗”、社會主義的“歷史終結”。蘇、東劇變是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外交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根本原因在於信仰、信念上改旗易幟、改弦更張，使執政黨發生質的嬗變。長期以來，蘇聯奉行的社會主義模式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主框架的教條主義模式。這種教條主義的模式逐漸處於“僵化”的狀態，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專制主義所造成的惡果，又使原蘇聯一些主要領導人跳到右傾取消主義的極端，搞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喪失。可見，蘇、東劇變，是沒有完全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基本問題的結果。因此，蘇、東劇變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理論教條主義、專制主義和取消主義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終結，而是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終結。

（五）如何正確看待當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各種消極腐敗現象。當前在黨內和社會上確實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腐敗現象，而且還在滋長蔓延，對這個問題我們一要正視，不能迴避；二要正確認識和看待。第一，腐敗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固有的，而是私有制的必然產物。私有觀念是腐敗產生的思想根源，私有制是腐敗產生的制度根源。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腐敗現象，是因為我國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和監督制約機制還不夠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還不夠完善，行政行為、企業行為和市場行為還沒有受到嚴密規範和有效約束，為腐敗現象的發生留下了“空隙”。同時，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各樣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交互影響，有些人在思想上產生困惑和迷惘，助長了消極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資本主義社會有腐敗，有的國家的腐敗現象比我國要猖獗得多。第二，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消極腐敗現象只存在於少數黨員幹部之中。長期以來，廣大共產黨員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各條戰線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孔繁森、李國安、李素麗、徐虎、鄭培民、任長霞、牛玉儒等就是新時期優秀共產黨員的傑出代表。而黨內腐敗分子只是少數，並不是主流。對此，我們決不能一葉障目，被不正之風擋住視線；也不能以偏概全，把腐敗現象誇大到不適當的程度；更不能無辜其餘，把社會上的不正之風都混同到黨內來。第三，對於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我們黨歷來是高度重視、認真對待，採取各種措施與之進行堅決鬥爭的。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一再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法制建設，特別是十五大以來，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反腐敗的力度明顯加大，取得了明顯效果。胡長清、成克傑、程維高等一批身居高位的腐敗分子被判處極刑,正如朱鎔基同志在回答一名外國記者的提問時説：懲治腐敗，有哪個國家象中國這樣殺了這麼多人？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反腐敗的決心和信心。第四，清除腐敗現象要靠全黨動手，全社會齊心協力，依靠人民且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加以解決。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證明了這一點。

二、嚴守黨的紀律，做遵紀守法的模範

共產黨員在政治上保持先進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嚴守黨的紀律。黨的紀律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用通俗的話説，就是黨內生活的各種規矩。堅持黨的紀律，對於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社會穩定，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完成黨的各項任務，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無產階級政黨之初就明確指出：“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在８０多年的奮鬥歷程中，我們黨能夠不斷戰勝困難、奪取勝利，除了依靠正確的理論和路線外，還依靠鐵的紀律作保證。在黨的歷史上，歷次黨章都對黨的紀律作出過明確規定。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他在井岡山時期就親自為工農紅軍制定了“三大紀律”：一是行動聽指揮，二是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三是打土豪要歸公。其中第一條是管總的，既是政治紀律，又是軍事紀律、組織紀律；後兩條分別規定了羣眾工作紀律和經濟工作紀律。後來發展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譜成歌曲，一直唱到現在。鄧小平同志也多次強調，我們事業的成功，“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江澤民同志曾在中央紀委全會上專題作過《切實加強和堅決維護黨的紀律》的講話。幾代中央領導人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和清醒認識表明，嚴明的紀律始終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是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可靠保證，同時也是我們黨區別於其它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

黨的紀律內涵廣泛，涉及到黨內生活的各個方面，主要包括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經濟工作紀律、羣眾工作紀律等，其中政治紀律是黨的最重要的紀律，因為它是維護黨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紀律，是管總的。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的講話中指出的：“政治紀律加強了，有利於中央政令的貫徹執行，也有利於減少腐敗問題的產生。” 當前從我縣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黨員幹部是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的。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如果沒有這一條，近幾年我們就不可能戰勝接二連三發生的自然災害，經濟社會也不可能發展得這麼快。但也應看到，目前確有少數黨員幹部特別是少數領導幹部存在不遵守政治紀律的傾向，違反政治紀律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黨員幹部政治立場不堅定，在原則問題上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甚至喪失黨性原則，跟着錯誤的東西跑；有的信謠、傳謠、公開議論黨和國家領導人；有的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不能完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與黨組織保持一致，各自為政，我行我素；有的參與各種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有的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辦事，或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獨斷專行，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內耗嚴重；有的對上級的決定陽奉陰違，説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極應付，使之難以真正落實；有的奉行部門利益至上，執行政策討價還價，打折扣，搞變通，合意的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頂風違紀，明知故犯，等等。這些都是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警覺。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從自我做起，自覺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進一步提高思想覺悟，增強紀律觀念，在指導思想、路線方針政策、重大原則問題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護各級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團結和形象，不講有損團結的話，不做有損團結的事，尤其是不能聽謠、傳謠、信謠、造謠，無中生有，挑撥是非，影響組織的團結和形象。要加強黨性修養，提高政治敏鋭性和政治鑑別力，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信念和清醒的政治頭腦。要通曉黨的紀律，認真學習黨中央、中央紀委新近頒佈的具體條例和規定，分清正確行為與錯誤行為的界限，明辨是非，養成自覺遵守黨的紀律的習慣，經受住考驗。要增強維護黨的紀律的責任心和自覺性，勇於同違反和破壞黨的紀律的人與行為作鬥爭。

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在黨的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這裏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黨員都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決不允許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二是黨員如果違反了黨的紀律，不論什麼人都要受到追究，並按同樣的原則進行處理，決不允許有任何特殊。堅持人人平等原則，這是由黨的紀律的統一性所決定的。我們黨內一切成員在政治上和履行黨員的義務方面，是完全平等的，黨內也只能有一種為一切黨員所共同遵守的統一的紀律。如果黨的紀律只管一部分人，卻管不了另一部分人，那就破壞了黨內同志間政治平等這一無產階級的政治原則，破壞了紀律的統一性和嚴肅性。從近年全國查處的違紀案件分析看，大量的違紀者並非因為不懂紀律。他們之所以敢於明知故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些地方的黨組織紀律渙散，對違紀行為的查處失之於寬、失之於軟。有的替違紀者説情開脱、袒護包庇，該追究的不追究，該查處的不查處；有的口頭上也説要嚴格執紀，但一涉及具體的人和事，就怕查死了經濟，查沒了政績，查壞了形象，往往下不了手；有的以批評教育代替紀律處分，以經濟處罰代替黨紀處理。這樣一來，黨的紀律沒有了，黨的一系列大政策、大策略也沒有了。對此，我們要從中吸取教訓，認真堅持黨紀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論黨員的黨齡長短、資歷深淺、職務高低，也不論是機關還是基層組織，都必須按照統一的標準遵守和執行紀律，不允許有凌駕於黨的紀律之上的特殊黨員。

堅持黨的紀律的同時，共產黨員還要自覺帶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章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共產黨員必須“模範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黨員幹部依法辦事的能力。因此，黨員幹部一定要學法、知法、懂法，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維護法律的權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範圍、程序、內容和手段來行使執政權力。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法、以權廢法。

三、堅持民主集中制，做維護統一的表率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發展黨內民主是政治體制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實踐證明，什麼時候黨內民主氣氛濃厚，民主集中制執行得好，黨的事業就蓬勃發展；什麼時候黨內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壞，黨的事業就會受到挫折。中國共產黨在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中經歷了曲折複雜的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黨的創建到遵義會議之前。在這一階段的前期，我們黨還是重視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黨在創建初期，當時提交中共一大討論的黨綱就明確提出：“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權制”。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宣佈，“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1927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中，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寫入黨章。但黨當時畢竟處在幼年階段，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黨內民主發揚得不夠，特別是陳獨秀在黨內實行家長制領導，使革命遭受嚴重失敗。以後以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也同樣把集中制推向極端，壓制黨內民主，搞“一言堂”，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又使革命遭到很大挫折。第二階段，從1935年五月遵義會議到1957年上半年。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對黨內的統治，我們黨開始建立一套健全的黨的生活制度，黨的集體領導制度也進一步建立健全起來，並且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包括周恩來、朱德等同志的堅強的領導集體，黨內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發展。這以後，黨內雖然也曾出現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傾向，但中央採取了很多措施，特別是 1948年中央發出《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以及中央九月會議作出《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有效地克服了分散主義傾向，使民主集中制又有發展。一直到1957年上半年，由於黨較好地堅持了民主集中制，保證了黨的正確領導和黨的事業的迅速發展，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第三階段，從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階段，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説，可惜好的傳統沒有能堅持下來，形成嚴格完善的制度，以致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組織之上的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損失。第四階段，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這個階段，我們黨充分吸取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對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做了大量工作，不僅在原則的規定上更為全面準確，例如十六大《報告》和新黨章對“民主集中制”的概括，就更加準確，而且在制度建設上也取得很大進展，因而黨內的民主空氣一年比一年濃厚，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年比一年加強，有力地保證了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落實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十六大黨章規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其內容主要是“六項基本原則”，其中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是建立黨內生活正常秩序，保證全黨意志統一和行動一致的準則，其基本精神貫穿於其他五項基本原則之中。因此，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按照“四個服從”的要求去做。在實際工作中，關鍵要處理好“三個關係”：一要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首先，必須擺正個人在組織中的位置。對於一名黨員來説，個人與組織的關係，是個人服從組織的關係，個人的意志和行動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置身於黨組織之內，不能遊離黨組織之外，更不能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正像通常説的那樣：是黨的人，聽黨的話。個人服從組織，不僅是對黨的紀律的服從，而且是對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服從，是共產黨員自願向黨組織承擔的政治責任。從這個角度講，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實質上是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黨和人民利益的關係問題。許多優秀黨員之所以能在各種情況下都嚴守黨的紀律，根本在於他們具有把黨和人民的利益始終置於首位的政治覺悟；而少數黨員違反黨紀黨規，究其原因也大多是在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上出現錯位。事實證明，一事當前，總是以個人利益為中心來權衡利弊得失，抱着狹隘的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就不可能自覺遵守黨的紀律。當前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要防止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侵蝕，不能見利忘義，逐利違紀，貪利枉法。這就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和自覺遵守黨規黨紀，學習和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知識，並以此規範自己的言行。其次，要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和決定。這是共產黨員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自覺服從組織的最集中、最本質的表現。具體到我縣，要求黨員幹部在執行縣委、縣政府的政策和決定時，要令行禁止，不曲解、不變通、不梗阻、不遲疑、不講價，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更不能憑個人的好惡有所取捨。單位和個人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正常的組織渠道進行反映，但在縣委、縣政府沒有改變決議之前，不得以任何藉口阻撓、延緩、消極抵制決議的貫徹執行，或擅自降低執行標準和要求。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更要身體力行，不僅自己要模範帶頭，而且要宣傳、組織、領導黨員羣眾認真貫徹落實縣委、縣政府的決策部署，使之變為全縣人民的自覺行動，保證各項工作措施落到實處。一句話，黨組織作出決定後，共產黨員只有創造性執行的責任，沒有拒不執行的權力。二要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民主與集中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講民主不能離開集中，講集中不能離開民主。鄧小平同志指出：“一個黨不集中不行，如果沒有中央的和各級黨委的集中領導，這個黨就沒有戰鬥力。這種集中，如果沒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礎，集中也是假的。全黨提倡民主、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就能真正把全黨的意志集中起來，真正做到萬眾一心。”鑑於此，在處理黨內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兩種傾向：一是由於民主不夠所導致的個人專斷；二是由於集中不夠所導致的極端民主化。這就要求每個共產黨員必須正確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十六大黨章規定了黨員享有的八項民主權利，特別強調“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中央為了發揚黨內民主，健全黨內生活，保障黨員權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據黨章規定製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試行）》。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十分珍惜這些民主權利。從我縣一些單位組織生活情況看，都不同程度存在不經常、不正常的現象，有的黨員對行使權利不重視，不按時參加組織生活會；有的奉行實用主義，對存在的問題不提，得罪人的話不講，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就要把權利用足用夠；有的甚至借行使黨員權利，發泄個人恩怨等等，必須切實加以糾正。今後在行使黨員權利時，我們首先要把立足點搞端正，要從黨的事業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自覺地把行使民主權利的立足點放在維護黨的利益、堅持黨性原則和遵守黨的紀律上。要嚴格按照黨內生活的正常渠道，遵循有關組織程序進行。黨員對黨組織，對黨的幹部，對同志提出建議、批評，發表自己的意見，揭發、檢舉、申訴、控告問題，都要通過正常渠道來進行，即在黨組織的會議上，或向上一級組織直至中央反映，決不允許採取不負責任的自由主義的態度，更不允許拉幫結夥，搞小團體、小宗派。同時要防止分散主義和極端民主化。每個黨員在黨組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時，要襟懷坦白，積極發表個人的見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是，黨組織一經作出決定，就對每個黨員的言行具有約束性，不管是否同個人的意願相符合，在行動上都必須堅決執行、自覺維護，決不允許各行其是、各自為政、各取所需。三要正確處理自由與紀律的關係。在黨內，黨員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通過正常渠道，討論黨內事務，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絕對的，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樣幹就怎樣幹。黨內的自由是以遵守黨的紀律為基本前提條件的。當前，隨着改革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利益關係處於不斷調整之中。面對利益的再調整，少數黨員幹部考慮局部多，考慮全局少。有的以尋求上級精神與本單位實際的結合點為藉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以“果斷決策”為理由，違反組級原則，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有的只講自由，不講紀律，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約束。這些都是與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對此，廣大黨員幹部要切實增強全局觀念，把本部門本單位的工作放到全縣改革發展的大局中來考慮，自覺顧全大局，保證大局，服從大局，服務大局，做到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無條件地服從全局利益，自覺犧牲個人和局部利益，維護全縣的整體利益。也只有這樣，才能搞好加快寧遠發展的大合唱。

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在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負有更為重要的責任。我們要從戰略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的高度，從永葆黨員先進性的高度，來認識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始終牢記毛澤東同志的至理名言：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始終牢記鄧小平同志的諄諄告誡：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要帶頭髮揚民主作風，尊重羣眾的智慧才能和首創精神，善於團結同志，包括團結同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做到同志之間真誠相待，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在領導班子內部，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諒解，以寬闊無私的胸懷，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志之間的意見分歧，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坦誠相見，溝通思想，求同存異；對領導班子成員的缺點和錯誤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開展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達到在正確原則基礎上的團結。要經常檢查總結民主集中制的執行情況，把工作成效同貫徹民主集中制的經驗教訓聯繫起來，更加卓有成效地把各項事業順利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