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簡介

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簡介

大家應該都瞭解過“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埋下了導火索。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關於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簡介，以供大家參考，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九一八事變簡介

發生時間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攻擊東北。9月18日，日本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戰爭。

發生過程

率部下數人，在瀋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燬，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從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瀋陽東山嘴子，日軍佔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對敵政策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進攻採取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但是，大家也不要過分指責蔣介石，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前，他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軍隊上，因此，為了不至於和日本人鬧僵，使自己手忙腳亂分身乏術，才出此下策。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瀋陽全城佔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佔的殖民地而採取的嚴重步驟。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頂峯，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

▼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

●內部決策和應對

九一八事件發生當夜，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報紙得知事變發生，但是尚不明瞭情況。19日晚7點至9點間蔣致電張學良：“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鑑，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闢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可見蔣當時並不知道東北事變詳情，故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蔣介石並未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會議，主要內容為請蔣即刻回京，並向日方提出抗議。

蔣介石於1931年9月21日下午2時返回南京，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對日方略。”蔣氏同意中央常務會議之處置意見，主張以日本侵佔東北的事實，先行提出於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訴諸公理，同時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乃出於最後自衞之行動。會議決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分別發佈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衞，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禮次郎內閣確定了“不擴大”方針。同日，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先於中國通報日本和中國發生衝突，並稱日本政府已採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這一地方事件的升級。9月22日幣原外相對中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説：“陸軍願吞併東三省,餘則視為吞一炸彈。”9月24日日本政府對外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將事變的責任推給中方，但也表示，會將軍隊“大體撤回並集結於鐵路附屬地內”，並辯稱“帝國政府在滿洲並無任何領土慾望”。(當時日本軍部、關東軍與日本政府、外務省之間在處理事件的方式上確實存在分歧，可參見上海出版社翻譯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國聯電請中日兩國各遵承諾，撤兵保僑，並由英法德意西等國代表繼續處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説：“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衞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國民政府《告全國同胞書》“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然為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為自衞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採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這一方針雖然不僅沒有對日軍侵佔東北立予抵抗的內容，並且還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但是，它與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是有區別的。其關鍵在於“準備抵抗”。此點固為1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採取的方針及其後下令錦州抵抗的史實所證實，亦為事變之初，蔣介石指示對日軍可能在國民政府直轄部隊及其守衞地區發動進攻，應進行自衞的方針，以及開始考慮準備全國抗戰之史實所證實。

事變爆發之初，1931年9月21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介石轉報駐煙台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聞日本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佔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今日續來登岸消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9月22日蔣介石批覆：“煙台劉師長勛鑑：日軍侵略，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藉口。故先勸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公理與國內之團結。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中正養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9月23日蔣介石批示：“應正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衞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衞。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佈《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衞之準備。

1931年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台，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劃容另頒發。”

1931年10月3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蔣介石電示上海市長張羣：“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

據參加特種外交委員會的邵元衝記載：“關於日本軍艦來長江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為防禦，必要時取自衞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定堅持不屈，以期抵抗。”

當時張學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國民政府內部部分人士的嚴厲批評。邵元衝(時任立法院副院長)指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為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邵元衝日記》，第774-775頁)戴傳賢(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蔣介石的電報中也説：“政府只有始終宣示和平，從國際上做功夫，然當地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戴傳賢、朱培德呈蔣主席九月哿電》，台北：總統府機要室藏，《革命文獻拓影》，瀋陽事變，第24—25頁)

1931年9月30日，國聯通過決議重申日本撤兵承諾。但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又轟炸了錦州。此後，隨着日本政府和外務省約束不了軍方反而屈從乃至追隨軍方擴大侵略，蔣介石、南京政府逐漸看清事實，開始命令張學良抵抗。

11月，日軍進攻黑龍江省時，黑龍江省代理省主席馬占山公開通電率部抵抗，蔣介石致電嘉獎鼓勵馬占山稱“我方採取自衞手段，其屬正當。幸賴執事(指馬占山)指揮若定，各將士奮勇效命，得以催敗頑敵，保全疆土，虞電馳聞，何勝憤慨”，張學良也電示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馬占山報告日軍攻擊江省，希望向國聯報告，請求制止，蔣介石電告馬：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並正式任命馬占山為黑龍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衞，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會上還作出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

1931年11月23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警衞軍擬由平漢線北運，以駐何地為宜?中(正)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從蔣的電文也可以看出蔣張之間的關係名為上下級，實則遇事只能跟張商量。)隨後蔣調兵遣將準備北上，但是對於中央軍進入自己地盤一事，張未予響應。

黑省淪陷後，1931年底，日軍繼續進逼錦州。1931年12月8日，針對張學良準備放棄錦州，蔣介石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張學良不予理會。隨後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蔣上任的以孫科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兩次電令張學良“對於日本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惟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是均為張學良拒絕，張擅自率各部於1932年1月2日撤出錦州。日軍隨即佔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佔領。

●中共態度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並提出“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認為，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日益強固，社會主義建設得到空前的勝利，五年計劃立刻就要完成，這對於帝國主義非常不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佔領中國東三省，不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外國帝國主義看着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革命，看着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的替它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佔領滿洲中國領土。滿洲事變便是最明顯的表現。”

一句話，在臨時中央政治局看來，日本侵佔東北，第一是為了進攻蘇聯，第二是為了鎮壓中國革命。同樣，他們依舊堅信“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張學良及整個國民黨在中國民眾彼日本強盜大大屠殺的時候，高唱無抵抗主義，與和平鎮靜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無恥的屈服，出賣民族利益的面目。”他們公開號召廣大民眾起來革命：“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堅決一致在爭取工農革命勝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鬥爭。只有廣大羣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自然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蘇聯的戰爭是主要的危險，但是各國帝國主義自己互相沖突的戰爭也日益緊迫。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在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堅決的鬥爭，一致反對日本強暴佔領東三省，實行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爭，為擁護蘇維埃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戰爭，以解放中國。”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發佈《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第二次宣言》，聲稱“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無異向國民黨引頸就戮”，認為“一致對外”、“民族統一戰線”是國民黨用以“向全中國的革命民眾進攻”的掩護，所以中共宣稱“日本侵掠東三省的事變，不但絲毫不能減輕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統治的進攻，而且卻正相反，正因為這些事件，中國共產黨將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因此當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圍剿”時，中共中央竟再度開始高度樂觀地談論起革命的形勢來了。他們又一次聲稱：中國千百萬勞苦羣眾的革命怒潮突飛猛進，正在使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在這革命與決死鬥爭中，不論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任何卑鄙行為與惡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們已經註定了的死運”。為此，他們要求紅軍立即“儘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並“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基於這樣一種形勢，中共中央迅速指導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宣告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同時宣佈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進攻，以逐步奪取國民黨統治區，根本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戰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給各蘇區分局、各省委及紅軍各軍政治委員專門發佈了訓令，宣稱：客觀形勢“極端順利”，因此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須是“今天行動的總方針”。在此總任務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蘇區必須與湘贛邊蘇區“完成一片”，“然後與湘鄂贛、贛東北兩蘇區密切的聯繫起來，造成包圍南潯線以爭取江西省首先勝利的形勢”。“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使皖西北與鄂東蘇區與鄂豫皖中心區完全打成一片，並與鄂北鄂西密切聯繫起來，造成包圍京漢路南段與威脅長江的整個局面”。總之，“必須最堅決的毫不畏懼的對於我們的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任何放棄現有根據地的企圖應受到嚴厲的打擊”，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蘇維埃運動前進的罪人”。

在進攻精神的指導下，各蘇區紅軍趁着國民黨政府忙於應付九一八事變，對國民黨統治區發起不斷的進攻。中央蘇區在1931年底，先後攻佔會昌、尋烏、安遠、石城等縣城。湘鄂西蘇區紅軍東渡襄河，經過鍾祥、張截港等戰鬥，打開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蘇區的聯繫，並將繳獲的大批糧食等物資運回洪湖。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1月發起黃安戰役殲滅國軍1.5萬餘人，1932年1月發動商(城)潢(川)戰役殲滅國軍5000餘人……中央紅軍1932年2月又發動著名的“贛州戰役”，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戰激戰正酣的時候，大大地牽制了國民黨的軍力。

●日本政府

緊急制止和失敗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後，日本政府命外務省密切關注東北形勢。1931年9月1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領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採取軍事行動之勢。”幣原乃向陸相南次郎抗議：“此種作法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園寺公望公爵也勸南次郎處事要謹慎，天皇也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軍紀。南次郎於是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郎到東北，傳達東京旨意。但建川與參謀本部許多人本就是贊成關東軍發動陰謀的，派遣建川赴東北的消息，被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密電告知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徵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達瀋陽，尚未到達關東軍司令部，事變就在當夜發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半，日本駐奉天領事館領事森島守人(時總領事不在)從東北趙欣伯處獲知中國軍隊不準備抵抗,乃於10時45分馳赴關東軍特務機關見板垣, 要求停止襲擊。板垣拒不接受。森島欲再説，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脅：“再幹涉統帥權,不能置之不理!”森島只好退回總領事館，向總領事林久治郎報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電話仍勸停火，板垣依然不聽。

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衞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1931年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然而關東軍無視政府的決定，以自衞為名，不斷擴大戰線。

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市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社會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於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蘇聯方面

九一八事變初期，出於忌憚蘇聯的實力和避免兩線作戰，日本不敢貿然冒犯蘇聯在東北北部的勢力範圍。1931年9月22日，日本參謀總長電令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不得出兵長春以北地區，進攻哈爾濱必須得到內閣的決定。同日日本內閣也做出決定，即使哈爾濱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護哈爾濱地區日本僑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參謀總長再次電令本莊繁：即便情況發生緊急變化，也不得向哈爾濱方面前進。

為試探蘇聯反應，日本駐蘇大使廣田於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副外長)加拉罕詢問蘇聯是否向黑龍江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東路。1931年10月29日，蘇聯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認對馬占山及東北其他軍隊提供援助。

1931年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外長)李維諾夫與日本大使廣田會面時表示：“它(指蘇聯政府)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係，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見《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頁)蘇聯的不干涉表態，打消了日方有關蘇聯干預的顧慮，客觀上鼓勵了日軍的進一步行動。

日本進攻哈爾濱前，再次與蘇方進行接觸，蘇聯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並提出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以進一步確保日本不把侵略矛頭指向自己。對此，後來日本外務大臣不無感激地説：“滿洲事變當初，蘇聯政府雖標榜中立與不干涉方針，卻同意由中東路運輸日本軍隊，在呼倫貝爾事件時，對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蘇聯政府鑑於事變之進展，於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見《內田外務大臣在第64屆帝國議會的演説》(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II)2—2，日本外務省1997年版，第4頁)在得知蘇聯態度後，1932年1月28日，日本參謀本部批准關東軍向哈爾濱進軍。

但是，對於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事情，日本卻態度冷淡和消極。1932年11月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約見日本駐蘇聯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蘇聯欲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且欲與偽滿洲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提議馬上就此問題進行協商。但日本出於反_反蘇的立場，以及不願美歐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國反應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佈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到與國聯合作，再到“不承認主義”的過程，總的趨勢是朝着逐漸強硬的方向發展。但由於美國國內的孤立政策沒有采取強有力的實質性行動，美國的反應對日本的遏制是軟弱無力的。

中國民間

九一八事變後，以《申報》為首的報刊代表中國民間在國內掀起了號召抵制日貨，要求抗日救國圖存的聲音。

▼九一八事變影響

揭開二戰序幕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誌着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同時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

社會性質轉變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華北地區擴展， 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

民族團結抗日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並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籲全國人民“徹底明瞭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為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鬥”，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後，隨着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後發展到全中國，終於開創了團結禦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