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讀後感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研究》是著名印度裔美籍中國史專家杜贊奇的著作。杜贊奇是當前美國中國學學界十分有影響力學者，他這本書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樣，一經出版即在中美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本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語言學轉向”和美國漢學界“在中國發現歷史”思潮出現以來很具代表性的著作。這本書總體而言是試圖解構中國歷史敍事中單一的、居主流的線性歷史(linearhistory)以及無處不在的、杜贊奇認為遮蔽了其他歷史的民族歷史敍事，進而企圖發現線性歷史和民族歷史敍事背後的、被遮蔽的歷史真相，還原歷史的多樣性，也就是所謂的“拯救歷史”。從哪裏拯救歷史呢？在杜贊奇看來是從解構民族歷史敍事開始。

讀完這本書，感觸很深。一是覺得他的思路比較新，視野比較開闊。他這種質疑中國主流歷史敍事的反思，我覺得生活於中國環境中的歷史學者很難提出來。中國學者，包括大多數中國國民都接受了民族歷史敍事，接受了線性歷史觀，即歷史是線性的，而且是不斷髮展的，沒有截然不同的“他者”作為參考，很難挑戰這種主流話語。杜贊奇的反思——即歷史不一定是線性的，而且民族歷史敍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國家和時代建構出來的——對我而言是某種意義上的“刺痛”，它刺激我去反思，去質疑當下的中國主流的、看似無可挑剔的民族歷史敍事。

二是他提出的“複線歷史”（bifurcatedhistory）比較有新意。在對線性歷史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複線歷史”這個重要概念，並用之於分析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和中國歷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讀他文中提出的四個案例時——即他運用歷史事實來證明“複線歷史”的存在以及線性歷史觀和民族歷史敍事是如何壓制歷史時，我感覺他的研究是比較有説服力的，儘管存在着一些模糊和牽強的地方。我在思考，我們為何會形成線性歷史觀？因為要知道傳統儒家可不是線性歷史觀的倡導者，也就是説我們幾千年來一直都是非線性歷史觀的奉行者，我們眼中的歷史是循環的，是倒退的，最美好的時代（所謂的“三代”）已經過去。為什麼我們會在近代形成線性歷史觀，並且這種觀念鬧不可破？歷史到底是不是線性的？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杜贊奇提出的“複線歷史”概念，儘管受到了一些中國學者的質疑，但更多的是被中國學者接受並運用。我在想，為什麼我們自己提不出這種類似的概念？要知道我們比他們更熟悉自己的歷史。於是我聯想到我們自己創新力的欠缺，我們總是很難提出什麼新概念。這一兩百年，我們一直都是在被動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觀念，我們的大腦是西方學者的思想的跑馬場。

三是他提醒我們去注意話語背後存在權力因素，權力和話語密不可分。杜贊奇借鑑了後殖民主義歷史學家的思路，對話語背後的權力因素進行了一些思考。他認為，強大的主流話語的形成和維持，背後都是某種權力因素在發揮作用。民族歷史敍事的形成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它是民族國家形成並支配整個國家的權力進而支配話語的結果。同樣的，杜贊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國家之所以形成線性歷史觀和進化歷史觀同樣和西方企圖支配世界的慾望有關，也就是説，線性歷史觀和進化歷史觀無非是在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國家和地區製造口實和提供理論依據而已。所以顯然，一種話語的形成和發展，絕非是思想自身的運動，而是權力在“作祟”，政治經濟因素在背後發揮巨大作用。儘管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批評過西方的霸權和他們的文化侵略意圖，但是現在的中國學者卻忘記了這個東西，忘記去分析西方話語背後的權力結構以及政治經濟企圖。

儘管這本書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是也絕非無可挑剔，這本書存在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我認為，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一書中，至少有這麼幾點我們是需要反思的，或者説是必須和杜贊奇商榷的，或者是杜贊奇忽視或輕視了的。

一、線性歷史觀形成的歷史合理性和重要性被忽視或輕視

杜贊奇認為線性歷史論深受黑格爾歷史哲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將民族視為歷史的主體，遮蔽了其他歷史真相，其實質是為西方侵略東方提供理論依據，即在西方世界起動員、製造口實作用，同時也是麻痺東方世界的精神工具。這是完全正確的。作為曾深受西方侵略過的國家的子民，回顧本國辛酸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因此就斷言線性歷史觀沒有合理性。回顧西方線性歷史觀的產生背景，我們發現以下幾點因素是必須考慮的：第一，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導致西方人越來越自信；第二，隨着資本主義崛起，西方有侵略東方慾望和要求；第三，西方存在邏各斯主義傳統，總是試圖追求現象背後的本質、理念，在歷史觀上表現為總是試圖追求歷史規律。

在批線性歷史的遮蔽作用之餘，杜贊奇提出“複線歷史”。他的複線歷史觀的核心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注意研究話語形成的具體過程；第二，注意在所攝取的話語系統之外去發現歷史：第三，主流的歷史話語可能遮蔽了其他歷史；第四，關注話語背後的權力因素。這種歷史觀注意到歷史是非透明的，本身便是建構的、有道德評判的，揭示了線性歷史遮蔽了許多真相，強調恢復歷史的多樣性，同時認為歷史分析應在話語分析和權力分析中進行。

杜贊奇的複線歷史觀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它對於發現被遮蔽的歷史真相，還原歷史的多樣性，有着重要意義。但是我們也發現，線性歷史觀的出現有其合理性，它反映了人類的巨大進步，反映了人類對自身能力和未來的信心的增加。首先，線性歷史觀的出現是人類知識增長事實在歷史觀上的反映。民族成為歷史的主體有其合理性，反映了人民經民族主義組織起來對於國家競爭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適應了隨全球化而來的國家競爭的要求。完成民族國家建構是一國贏得國家競爭、增強國力、促進國家團結統一的必然要求，尤其對於那些獨立不久的國家。其次，民族國家成為歷史的主體，確實有可能遮蔽其他重要歷史，使歷史成為了被過濾和曲解了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杜贊奇提出的複線歷史觀有啟發意義。但是無論怎麼樣，民族或者説民族國家作為歷史主體的位置在較長時間內無法被撼動。再次，杜贊奇批評歷史並非透明，即歷史在一定意義上是歷史哲學的產物，這一點他自己也不能擺脱。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不在於歷史在多大程度上受歷史哲學影響，而在於歷史哲學是否能夠促進全人類或者至少本民族的利益。畢竟歷史學家和普通人一樣，都是活在文化之中，無法擺脱文化的影響。而且，我們並不需要完全擺脱人類文化影響的歷史書和歷史觀，那樣的歷史書和歷史觀實際上沒有太大價值。

二、民族成為歷史主體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杜贊奇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敍事中的民族歷史敍事過於強大表示了擔憂，認為它極大了壓抑和遮蔽了其他歷史，而且一定程度地導致了歷史扭曲。他看到中國近現代歷史教科書中充斥着對於反帝的描述，彷彿中國近現代歷史除了這些，別無他物。他這個擔心顯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在這裏，我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族羣（如果我們認為民族是近代的產物的話，古代的人類羣體只好叫族羣了）、現代的民族成為歷史主體有其必然性。族羣或者説民族成為歷史敍事主體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的重要性。自我保存和發展是人類的最基本需要，這一需要導致了他們必然成為歷史的主體。社會環境的殘酷和惡劣，可供給資源的稀缺、動物與人類競爭的存在以及人類自身競爭的存在使得人類必須抱成團，只有這樣才能生存。換言之，人類不抱成團，不形成族羣或民族，唯一後果就是死亡和滅亡。所以中外很多哲人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人是社會的動物。亞里士多德説“人是政治的動物”，荀子説人能“羣”。試想一下：當今世界有誰不屬於一個具體的民族？存在脱離民族的人嗎？

如果説全球化之前，人類競爭主要在國家內部的族羣之間。那麼，全球化使得國與國的競爭更加激烈，可謂是生死存亡，你死我活。近代史上中國多少次面臨痛徹心扉的亡國亡種危機？中世紀以來歐洲多少個政治體湮滅無存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可以説，國家能力成為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而在武器難在短期內取得重大突破、制度難以根本性變革情況下，國內人民的組織化便成為提高國家能力的關鍵。組織人民，主要靠思想，不能僅靠利益，利益使人怕死，而思想使人視死如歸。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不正是法國面臨反法同盟入侵時產生的嗎？民族主義可以使得全民族團結起來，願為國死難，它是一個國家最鋒利的武器。於是，全球化背景下，幾乎所有國家都選擇了民族主義，以之組織人民，克敵制勝，以贏得生存發展機遇。現實中，民族主義正是許多國家走向獨立和富強的根本動力和成功的關鍵。

反思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不正是證明了上述道理嗎？近代中國，國家孱弱無能，頻頻遭受列強入侵，國家在與列強的競爭中表現出低效和無能，出現國家失敗，中國人面臨亡國亡種危機。這個時候，從西方傳入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開始與中國內部的救亡圖存強烈願望以及樸素的種族觀念結合，中國人接受了民族主義，並用之於組織整個國家，使得國家變得富有組織和戰鬥力。被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人民，在革命領袖的帶領下，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和堅強的反侵略戰爭，建立了強有力的新國家，形成了維護本民族生存發展和關鍵利益的強大國家。我們看到，在新中國建立前，民族主義解決中國的是人民動員問題，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對於中華民族的延續和發展有着極為關鍵的作用；在今天，解決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五大危機——認同性危機、合法性危機、滲透性危機、參與性危機、分配性危機，除了經濟手段和制度建設之外，同樣離不開適度弘揚民族主義，而且對於民族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依賴甚至更為嚴重。反觀世界歷史，我們發現，幾乎所有民族國家建構是集權過程——無論是德國、意大利還是英國美國，而且也是民族主義不斷弘揚的過程。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強制、強政府、戰爭都是在所難免的。儘管當今世界對於戰爭和暴力都是人人討伐，但是對於中國而言，為了完成民族國家建構，也許還是不得不使用武力。

因此，我們在批評民族（nation)為主體的歷史敍述時，必須看到民族國家構建尚未完成的國家仍最需要的是什麼，並且思考這種歷史敍述形成的原因。杜贊奇很大程度上就沒有看到這種歷史敍述背後的複雜原因，單單是從話語本身來思考話語，輕視或忽視了背後政治和經濟因素。

此外，即使指出近現代中國接受了來自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其他意識形態，中國的發展道路完全被打斷，也必須看到中國在此過程中的能動性一面。中國接受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西方文明，並非是完全被動的，中國汲取的是符合中國利益的部分，從長遠來看，這些有助於中國走向富強和現代化，實現救亡圖存、趕超強國和人民幸福。顯然，中國並非是完全被動的一方，中國也不是失敗的一方。

三、真理比種族更為重要

對於一個出生併成長於殖民地的學者，杜贊奇對於殖民地與宗主國的關係特別敏感，很多時候，杜贊奇總是試圖從殖民地—宗主國關係的視角來思考後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於是，在思考後殖民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以及評價後殖民主義國家的學術成就時，他總是反思（很多時候是不必要的）這是不是西方侵略的結果或“遺產”。筆者認為，基於非西方—西方關係的視角，尤其是後殖民主義的視角（半殖民地/殖民地—侵略國關係）來思考後殖民主義國家的問題，確實有利於發現一些問題，比如後殖民時代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是否是複製西方道路而沒有自主性，這種思考方式也是必要的。杜贊奇提示我們，保護本國文明非常重要，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並不一定要照搬西方道路。但是，同時也我們必須防止自己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窠臼中。侵略行為可惡，但是侵略者的先進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應該像他們的好的科技一樣，被廣泛使用，以提高本民族本國家的實力。在文化交流上，應該有開放心態。實際上，我們發現，在中國歷史學界和政治學界，就沒有形成成規模的後殖民主義學派，這也許和中國當初沒有變成殖民地有關，這一方面也許也説明了中國學者比較開放的心態。

總之，杜贊奇這本《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研究》非常值得一讀，同時也倍受爭議。他提出的線性歷史和民族歷史敍事的結合對於歷史進而對於真理的“遮蔽”作用，確實不乏啟示意義，他提醒我們去注意歷史的多樣性，去注意歷史與當下的互動和複雜的交易過程（transactions），注意歷史的非透明性，歷史的當代性。因此，所謂的要“拯救歷史”，確實也是必要的。至於如何來反思我們已有的歷史敍事，迴歸杜贊奇所謂的歷史的“多歧性”，卻需要我們更多的思考和探索。而且，杜贊奇文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和結論，我們還必須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