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癲與文明》讀書筆記

《瘋癲與文明》作為米歇爾·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學界也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讀罷該書，我也獲益匪淺，在此略微論述一二心得。

關於瘋癲的論述，古往今來不在少數。帕斯卡預言：“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陀思妥耶夫斯基呼籲： “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則直截了當地説道：“瘋癲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説成瘋癲並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癲的歷史。”與福柯同時代的思想家巴爾特評價：“它把‘自然’的一個片斷交還給歷史，改造了瘋癲，即把我們當作醫學現象的東西變成一種文明現象。……實際上，福柯從未界定瘋癲;瘋癲並不是認識對象，其歷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説，它不過是這種認識本身;瘋癲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感;福柯從未把瘋癲當作一種功能實現，在他看來，它純粹是理性與非理﹑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應。”並且這一“瘋癲”話語只有且僅是在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歷史下所產生的“名詞”。雖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詩》中“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也有“瘋癲”一詞，不過這種“瘋癲”不是人類理性時代的精神術語，只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懷才不遇的隱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許讀者會疑問：為什麼福柯會對“瘋癲”現象如此感興趣?這裏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經歷了。復旦大學哲學教授張汝倫先生在其《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一書中曾經介紹到：“福柯雖然出生在富貴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時代卻始終感到壓抑威脅和恐怖。他父親為了鍛鍊他的勇氣，把他帶到醫院手術室看截肢手術，血腥的場面給一個孩子的驚駭是不言而喻的。他家鄉當地有一富人的女兒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後被溺死，她本人被宣佈精神失常，先後被送進醫院和修道院，最後被關在一間黑屋子裏。這些可怕的事情對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潛在的影響，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動都是要反抗這種滲透在我們生活中的壓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學》和他的博士論文《瘋癲史》就是這方面最初的努力。”結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我們不難知道福柯之所以關注“瘋癲”的緣由了。

通過對人類歷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瘋癲與文明的對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在矇昧的遠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紀，麻風病曾被視為對社會的最大威脅。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隨着麻風病被逐步控制，瘋癲代替了原來麻風病的角色。但最初人們對瘋癲的態度還是曖昧的，瘋癲既是威脅，但也是達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瘋癲在人世中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符號，它是現實和幻想之間的標誌錯位，使最大的悲劇性威脅僅成記憶。……它是理性的流動。”但是到了古典時代，瘋癲變成了一種需要用禁閉所來對付的完全的破壞力量和威脅，“文藝復興使瘋癲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訓化了其暴烈性質。古典時代旋即用一種特殊的強制行動使瘋癲歸於沉寂。” 到了18世紀末，人們從政治和經濟兩個角度對禁閉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沒有解除禁閉，而是用新的瘋人院的形式將禁閉進一步制度化。在瘋人院裏，醫生借用科學的面具使自己成為最重要的角色，他對病人具有家長加法官絕對的權威。瘋人院不但沒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們永遠處於一種屈辱的地位。並且隨着作為一種醫療機構的瘋人院的出現，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現出來，它們只能在現代藝術中出現。“從此，通過瘋癲的中介，在藝術作品的範圍內，世界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有罪者。現在它受到藝術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藝術作品的語言來規範自己，在藝術作品的壓力下承擔起認罪和補救的工作，承擔起從非理性恢復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給理性的任務。”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福柯運用知識考古學﹑譜系學方法深入分析了人類歷史中理性和瘋癲的形成過程，指出理性和瘋癲並不是外在於個人客觀的東西，而是一種反身性的社會現實，他們總是依賴於特定的社會情境而不斷地建構。相應地，人類社會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批判過程中建構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這種結構既非一種戲劇，也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個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譴責的悲劇範疇的地方。”這也就體現了作者深沉的人文關懷。

也許，在福柯的研究中還存在着諸多尚待商榷之處，但他開闊了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獨特認識，向我們提出了人類文明時代的瘋癲歷史這個話題，使得我們在理解事物的屬性方面也有不少啟迪作用。總而言之，這至少也能從側面表明《瘋癲與文明》不失為一本“智慧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