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導遊詞講解（精選3篇）

桂林導遊詞講解 篇1

桂林市地處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位於北緯24°15′-26°23′、東經109°36′-111°29′之間，扼湘桂走廊南端。總面積2.7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84.73萬人，其中城區面積565平方公里，人口66.83萬人。境內聚居壯、瑤、苗、侗、回等36個少數民族，人口72萬餘人。屬亞熱帶季風氣候，終年氣候温和、熱量豐富、雨量充沛，年平均氣候16.4-19.9℃，年降雨量1400-2019mm。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盛產水稻、甘蔗、柑桔、馬蹄、花生、油菜，是廣西糧食及水果的主產基地之一;林業資源豐富，是廣西主要林區之一，森林覆蓋率達67%;植物資源有高等植物1000多種，包括銀杉、銀杏等名貴樹種，自然植被以馬尾松為主，市區以桂花樹為主，桂花是桂林市的市花。全市森林面積121·56萬公頃，森林儲蓄量3774·42萬立方米，每年可提供木材40餘萬立方米、毛竹1600多萬根;動物資源種類繁多，有1593種，隸屬60目295科。陸棲脊椎動物有400多種，其中有云豹、黃腹角稚、果子狸等;水生物有144種，有珍貴的娃娃魚、鰻鱺等;礦產資源的礦種主要有赤鐵礦、黃鐵礦、褐鐵礦、鉛、鋅、錫、鎢、鋁、鈮、鉭、錳、滑石、重晶石、螢石、花崗石、石灰石、大理石等40多種，其中探明有一定儲量的有30多種，在廣西位於全國前列的36種礦產中，桂林佔17種，有錫、鎢、鉛、鋅、金、銅、鋁、錳、鐵礦、滑石、重晶石等;境內河流密佈，有湘江、資江、灕江、洛清河、潯江5條河流，年經流量263.4億立方米，水能總藴藏量為272萬千瓦，其中可開發量為100萬千瓦。已建成亞洲第一座超千米高水頭電站--全州天湖水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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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歷史悠久，根據市區寶積巖和甑皮巖洞穴發現的遺物考證，距今約三萬年，桂林就有人類祖先活動。從漢元鼎六年(前111)設始安縣起，桂林歷代為縣、郡、州、府治所;宋代以後為廣西政治、文化中心;抗日戰爭時期成為人國著名的抗戰文化城;1940年始設桂林市，歷史上長期為廣西省會;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為廣西轄市;1958年改稱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1998年9月8日經國務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區合併，組建新的桂林市。轄秀峯、疊彩、象山、七星、雁山5個城區和臨桂、陽朔、靈川、荔浦、永福、全州、興安、灌陽、資源、平樂、龍勝、恭城12縣。

桂林旅遊資源十分豐富。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風景遊覽城市和歷史文化名城，，自古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譽，屬世界上發育最完美的巖溶(喀斯特)地貌，加上宜人的氣候等自然條件，形成了唯桂林獨有的秀美的桂林山水。桂林山水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之四絕，匯"名園、古蹟、煙雨、光影、植物、田園、村鎮"之美景，形成"景在城中，城在景中、城景交融、相映成趣"的鮮明特色。以解放橋、"兩江四湖"工程、正陽路步行街、中心廣場、中心劇場、中山路、會展中心、陽朔西街改造等為代表的重點工程、桂林夜景也成為新的旅遊焦點。改造後的桂林城市，風格融古鑄今，兼收幷蓄，在秀美的山光水色之間，把山水樹木等自然環境和名勝古蹟、歷史文化傳統有機融入城市佈局，國際旅遊名城的格局逐步形成。

桂林導遊詞講解 篇2

Hello!親愛的旅客朋友們，我是你們這次遊覽的導遊。我叫Lily!今天，我來帶領大家遊覽迷人的桂林山水。

來，請大家一個一個地、慢慢地上船。哎，小心!好了，咱們一邊欣賞山兩邊秀麗的風景，一邊來聽我講解吧!

從桂林到陽朔，160裏灕江水路，滿眼畫山繡水，這是大自然的千古傑作。灕江的碧綠碧綠的，沿江攢聚着怪石奇峯，峯峯都是瘦骨嶙嶙的，卻又千奇百怪，姿態萬千。在薄靄輕霧中，若隱若現，時遠時近，請看灕江兩岸，竹子的色調使兩岸春光常在，而它那風度翩翩的倩影，又使灕江在人們心中倍增親切。

3億多年前，這裏還是一片汪洋大海，海底沉積了巨厚的石灰石巖層。後來地殼上升為陸地，石灰巖經過水的溶蝕和風化作用，形成了挺拔秀麗的峯林和曲折幽深的巖洞。人們説，桂林的美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山青、水秀、石美、洞奇。

先説這山吧。什麼象鼻子、磨米山，鬥雞山、螺獅山……數不勝數!位於市內的獨秀峯，有“南天一柱”之稱。清代詩人袁枚寫過一首詩讚美她：“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峯插南鬥。”請看這裏，這是另一處景物，名叫疊彩山。這裏的巖石層層橫斷，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匹匹堆疊起來的綵緞，因此而得名。

桂林的山還多奇石，著名的有月牙山的劍柄石象鼻山的垂釣石，伏波山的試劍石……桂林的洞更是一絕。下面我請大家跟我一塊兒上岸去欣賞欣賞神祕的七星巖。

七星巖溶洞的面積巨大，可容納一萬多人，請看這兒，洞內有着造型奇特的各種景物：有莽莽的原始“森林”，高聳挺拔的“寶塔”，還有潔白鮮嫩的“竹筍”……有“大自然藝術宮”之稱。大家請看這邊兒，形形色色的鐘乳石，在彩燈的照耀下，是不是更有情趣了呢?這些鐘乳石還有着動聽的名字，什麼“獅嶺朝”，“石乳羅帳”，“雲台攬勝”等等。請大家自由欣賞，一定要注意安全!

桂林以山青、水秀、石美、洞奇。這絕世無雙的美麗景色，贏得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讚譽。構成了一幅長達80餘千米的山水畫卷。

今天，我的講解就到此結束。我隨時恭候大家的再次光臨，我相信大家一定對這迷人的桂林流連忘返，一定喜歡上了我這個跟桂林一樣美的導遊，對嗎?再見了!

桂林導遊詞講解 篇3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傑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歲時就送他到佛寺當了沙彌(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難。法顯從小對佛很虔誠，20歲時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堅定，行為更加嚴謹，眾僧稱譽他“志行明敏，儀軌整肅”(《高僧傳·法顯傳》)。

法顯生於南北分裂、社會動盪的東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在北方廣泛流行。當時，北方地區先後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漢族信奉儒家教義，認為“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他們則主張“佛是戎神，所應兼奉”(見《晉書·佛圖澄傳》)，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後趙國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見《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於是“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見《晉書·佛圖澄傳》)，出現大量不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當時雖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流傳，但很不系統，且多是口授相傳，輾轉流行，不免訛誤增損，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鬆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亂。

這種狀況，對於正直篤信的法顯來説，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衞佛教的純潔性，以利於佛教的發展，他決心西行印度，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持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佛教團體和個人的行為準則。於是，東晉隆安三年( 399)，法顯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佛國記》，又名《法顯傳》)，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是65歲高齡，他們一行數人，西經戈壁，越葱嶺，周遊天竺，後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陸，最後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20xx年，歷經30多個國家，包括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80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佛國記》)。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後，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不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遊撰著。唐代高僧義淨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轉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顯》，第19頁)就是説，法顯是我國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且，法顯的《佛國記》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遠，在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慧遠也是東晉時高僧，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遠傳》)。説明慧遠少年時代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莊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東晉永和十年( 354)，慧遠21歲，深慕江東範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東”，拜師從學，因北方戰亂，道路不通，未能如願。這時，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恆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又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説法後，十分敬佩，驚歎説：“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與其弟削髮出家於道安門下。“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深為道安賞識， 24歲便開講佛經(見《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晉太元六年( 381)，48歲的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峯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83歲逝世(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

一是著書立説，闡釋佛理，宣揚佛法。他一生“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高僧傳·慧遠傳》)，絕大多數作於廬山。通過著書立説，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説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於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係或者説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為此，他寫下了《答桓大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底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瞭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於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

慧遠在廬山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及居士羣，從而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箇中心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是主要的譯經中心;慧遠在廬山除譯經傳法之外，則努力使佛教中國化。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羣，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繫的紐帶，既能溝通上層統治階級，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惡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的勢力。

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於廬山30餘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並沒有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員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土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於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大多數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間，並贏得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通過廣泛接觸上層人物，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説，並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唸佛投生西方淨土，從而對中國佛教淨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後的一些淨土宗僧人尊奉慧遠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後，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曇鸞，他對中國淨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進作用，可以説是淨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北方大宏淨土唸佛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曇鸞是北魏雁門(今山西代縣)人，他“家近五台山，聞其神蹟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幼年時代懷着對佛教的神奇嚮往而出家為僧的。出家之後，“廣讀經籍，尤研四論與佛性”(《續高僧傳·曇鸞傳》)。一方面廣讀博覽佛教經書和儒道典籍，同時更深入鑽研鳩摩羅什所譯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四種基本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大智度論》和有關佛性的學説。

曇鸞於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來到建康(今南京市)，曾與梁武帝談論佛性，很受梁武帝讚許。後又拜見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經》十卷，他便準備攜經返回北魏故地，從事修行;但在途經洛陽時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問：“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意思是佛經中有沒有勝過道教的長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興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與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經》是不能擺脱生死輪迴，達到長生不老的。隨之即把佛教的《觀無量壽經》授予他，説：“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脱生死。”説明長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導他信仰淨土(見《續高僧傳·曇鸞傳》)，這使曇鸞深受教益，當場把《仙經》燒掉，此後他便主要傳播淨土信仰了。

曇鸞回到故地後，大力弘揚淨土唸佛，民眾紛紛皈依，名聲大振。北魏分裂後，東魏開國君主孝靜帝對他十分崇敬，尊稱他為“神曇”，並下敕令要他住持幷州大寺。他後來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屬交城縣)，在這裏講經授徒。從此，玄中寺成為傳播淨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曇鸞的再傳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綽繼續在玄中寺傳道;後來，道綽的弟子善導來到長安，建立起了完備的淨土宗派，使淨土宗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極盛時期。

淨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沒有形成宗派，卻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連綿不絕地流傳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得到平民大眾的信奉，所以如同禪宗一樣，稱得上是真正中國化了的佛教。淨土宗的發展，與山西地區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關係。它是由慧遠開創、曇鸞奠基、道綽與善導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曇鸞在淨土宗的發展中，起着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淨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後，進而傳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據善導一師開創淨土宗”(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使淨土教在日本得到廣泛流傳，成為日本眾多佛教宗派中的一個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淨土宗一直尊奉曇鸞、道綽、善導為淨土三祖師，尊奉玄中寺為淨土宗開山祖庭。歷代日本淨土名僧，多來玄中寺朝拜，視為“聖地”，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橋樑作用。

以上，從法顯、慧遠到曇鸞使我們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十六國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大動盪時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高峯期，在這個時期，山西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而再度成為多民族活動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繁榮期，山西在這個時期一直處於北方民族統治之下，這些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族人民，在不斷學習吸取漢民族文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和扶持佛教文化發展，這就為山西出現為數眾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夠在山西獲得比較高度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和相當有利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氛圍。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輝奪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時，山西地區不僅佛教思想比較活躍，在傳播和發展中國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藝術的寶庫，是全國佛教遺產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聖地之首;玄中寺為中日淨土宗搖籃;雲岡石窟文化可與敦煌媲美;廣勝寺稀世罕見的金版藏經《趙城金藏》為當今整理出版《大藏經》的主要底本;以及遍佈全省各地的斑斕多姿的佛教建築、雕刻、繪畫等等。這些説明，山西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