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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羣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按照丹納的理論，把祥林嫂推向絕境的終極原因，便是由時代精神和風俗習慣摻和而成的社會民俗氛圍。魯迅的《祝福》是一篇極具民俗色彩的作品。小説中涉及到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會制度民俗、服飾民俗、交通民俗等等。我們通過開篇祭灶的場面和結尾隆重的祝福禮儀，就可以看出,在魯迅筆下，魯鎮是一個完整的、封閉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體系。在這個強大的體系中，一個又一個的封建陋習，猶如巨大的毒蜘蛛網，將祥林嫂緊緊地圍困在其中，使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每一種較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較強的教化功能和規範功能,對其俗民個體有着較強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學看來,“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習俗化過程中對俗民個體施加影響，促使俗民在實踐中想當然地恪守其約束，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違背了這些民俗的約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產生巨大的壓力，並把這種壓力作為一種自我懲罰或超自然力的懲罰。”①的確如此，在各種民俗相互交織中，緊緊威懾着祥林嫂命運的，不是罪惡的個別人，而是由“‘多數人’構成的社會力量———魯鎮上‘咀嚼賞鑑’着她的痛苦的人們，那‘又冷又尖’的‘笑影’，那似笑非笑的‘嘲笑’”②。對於祥林嫂之死,圍繞在她周圍的每一個人———信奉理學的魯四老爺、善女人柳媽等等都脱不了干係。這些曾經充滿同情心的人們為什麼最終使祥林嫂陷入絕境?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所致。

一、氏族社會遺留的婚俗，註定祥林嫂一生坎坷

初到魯鎮的祥林嫂，年齡大約二十六七歲，從作品中獲知：丈夫比她小十歲，所以，可以推測，她的丈夫約十六七歲。去魯鎮時的祥林嫂，丈夫已因病去世，那麼他丈夫結婚時可能是十五六歲，或許更小。而祥林嫂的小叔結婚年齡是多大呢?祥林嫂初來魯家，“小叔十多歲”。衞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將盡時來魯家拜年，她説：“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可見，祥林嫂的小叔結婚年齡也不過十二三歲。婆婆顯然是一個寡婦，丈夫什麼時候死的不清楚。祥林嫂第二次結婚，結果又成了寡婦。魯迅在作品中接連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個不同年齡的人婚姻狀況，是有特定用意的。婆婆守寡，祥林嫂兩次守寡。小叔子十二三歲結婚，命運狀況不言而喻。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當地的婚俗:女子比男子歲數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歲至十六歲就結婚。這種婚俗正是早婚習俗。

其實，這種落後的早婚風俗，《中國民俗辭典》就有記載：“建國前，漢族男女十四五歲成婚者頗多。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也實行早婚，羌族男子七到十歲，女子十二至十八歲。普米族女子十五歲左右即可成婚。”根據性生理，這種早婚有害健康，夭折的也頗多。祥林嫂的悲劇從寡婦開始，而這守寡的原因與當地落後的婚俗密切相關。

這種落後的婚俗不僅表現在早婚上，而且還表現在女子可以作為婚姻的買賣上，這種婚姻被稱為“買賣婚姻”。祥林嫂被婆婆賣到山裏去，婆婆得了八十千，為第二個兒子娶媳婦，財禮只花五十千，除辦喜事費用外，還剩十多千。這種赤裸裸的婚姻販賣，在世俗人們看來，“婆婆倒是精明強幹”，“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惡，反而佩服讚揚。祥林嫂的婆婆不僅買賣婚姻，而且憑藉宗法所賦予她的婆權從魯家把祥林嫂搶來送到深山野林，這又是一種搶婚形式。小説這樣寫道：祥林嫂跪在河邊淘米，一隻白篷船上跳下兩個大漢，把她捆在船上，劫去賣到賀家坳，與賀老六成了親。這種搶婚習俗產生於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時期，是氏族社會婚姻形式。那時，紹興搶親不犯法，官府也聽之任之，作者深層描寫搶婚習俗，目的是揭露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靈創傷。

早婚、買賣婚、搶婚，這就構成了當時魯鎮一帶的婚俗，這些氏族社會遺留的婚俗，註定祥林嫂一生坎坷，為她的悲劇人生埋下伏筆。

二、封建禮教“從一而終”的信仰習俗，成為祥林嫂巨大的精神枷鎖

對已婚女性要求“從一而終”起源已久。《周易·卦三十二·恆》中就有“恆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③語。在《序卦》中又説“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④。《禮記·郊特牲》中也説“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漢，劉向的《列女傳》和班昭的《女誡》使這種觀念進一步強化。但從歷史資料看，儘管此後歷朝統治者均有此類規限，此後又有唐朝宋若莘著《女論語》，更有宋朝程頤在《近思錄》中提出著名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但從總體講，女性再嫁並未受到嚴格限制，“從一而終”的倫理觀念在當時還未能成為規範人們的行為、語言和心理的一種基本力量，也即還未能進入為廣大俗民所認可、恪守和傳承的民俗系統。

南宋以後,女性貞節觀念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至明清之際，這種觀念的強化達到極致，走向宗教化、民俗化。烈女節婦日漸成為民間崇尚之風。這種“從一而終”的信仰習俗，早已牢固地植根於祥林嫂的意識之中,控制着她的言行和心理。小説《祝福》詳細描寫祥林嫂被迫改嫁時拼死的反抗，以致留下“額角上的傷疤”。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説史》中説，祥林嫂是“被封建和迷信逼入死路。魯迅與其他作家不同，他不明寫這兩種傳統罪惡之可怕，而憑祥林嫂自己的真實信仰來刻畫她的一生，而這種信仰和任何比它更高明的哲學和宗教一樣，明顯地制定它的行為規律和人生觀”⑤。很顯然,如果沒有封建婦女“從一而終”的習俗觀念，祥林嫂就不會在內心深處因自己名節喪失而產生深深的恥辱感。

當祥林嫂再次喪夫，第二次來到魯鎮時，人們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時的祥林嫂揹負着不貞不節不潔不祥傷風敗俗的諸多罪名，她是個再寡的寡婦，不僅身上帶有兩個死鬼丈夫的不祥之氣，更可惡的是，她“畏死貪生,至於失節，則名雖為人，實與禽獸無異矣!”⑥用柳媽話説，“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儘管她的失節是因屈於族權，完全處於被動狀態，但“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⑦。因此與初到魯鎮相比,“她的境遇卻改變得非常大”。我們不妨看看魯鎮俗民們是怎樣對待這樣一個越軌破俗的婦女：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卻冷冷的了”。

她的悲慘故事“經大家咀嚼賞鑑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即使有意提起，也是“又冷又尖”“似笑非笑”，帶着極大的嘲弄與譏諷。當柳媽這個“善女人”把祥林嫂“額角上的傷疤”故事傳揚開去時,這成了魯鎮俗民羣體再次大肆傳播的對祥林嫂嘲諷的笑話。

讀到這裏，我們感到由衷的寒心。封建社會“從一而終”的貞節習俗使祥林嫂已無存活的條件，揹負着沉重的精神枷鎖，祥林嫂最終在人們的唾棄與漠視中死去。

三、封建社會最隆重的祭祀習俗，最終將祥林嫂逼入絕境

《祝福》開頭這樣描寫祭祀場面：“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為‘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這一風俗本身就帶有宗法等級和迷信色彩，婦女們只能勞作，而不能拜請福神;即使富貴人家的婦女，如帶絞絲銀鐲的婦女，也不能參加祭祀活動。這種祭祀活動，自然禁忌很多。祥林嫂第一次來魯四爺家做工，魯四老爺儘管皺了皺眉，但對她並無太多禁忌，祭祀時福禮的準備，桌子上供品、用具的擺放等，祥林嫂可以樣樣參與。小説是這樣寫的：“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⑧再寡的祥林嫂第二次來到魯四爺，魯四老爺“照例皺過眉……暗暗地告誡四嬸説，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⑨。“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卻清閒了”⑩。作為傷風敗俗的失節婦女。祥林嫂已經失去了參與這種重大活動的資格。即便她不惜花去“歷來積存的工錢”，去土地廟“捐門檻”回來，她自認為已贖盡身上的“罪孽”，於是“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因而，在祭祖時節，她“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然而，祥林嫂的虔誠並不能洗掉她“傷風敗俗”的罪名，四嬸慌忙大聲説：“你放着罷，祥林嫂!”這句話，對祥林嫂來説，無異於致命打擊。“她像是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台，只是失神地站着……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11}，自此以後，祥林嫂喪失了記憶力，被魯四老爺解僱。直至在祝福這天慘死,偏偏又與祭祀習俗犯禁，所以，魯四老爺説“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12}

如果按照魯迅的説法,《祝福》是一部“幾乎無事的悲劇”，作者把祥林嫂放在一般、普通的情況下，人物在一般情況下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更能反映“必然”的東西，這種必然不是天命的安排，而是一步步操縱人物生存狀況的民間陋習，還有執守陋習的柳媽、魯四老爺等一批人物。正如現代作家丁玲指出的:“我讀這篇作品覺得這是真正的悲劇。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樣的把她往死裏趕。”{13}

魯迅以其深邃的眼光，把筆觸伸向民間文化的積澱層，把祥林嫂納入婚俗、信仰民俗和祭祀習俗的網絡之中，並讓她在這些民間陋習的網絡中無掙扎的力量，從而展示小説結局的必然性，道出作品的批判意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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