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長夜中土匪形象論文

文學作品中的土匪形象大多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燒殺搶掠”的代名詞，作者懷抱的情感多半是厭惡與畏懼的，往往將他們塑造成來自地獄的兇殘惡魔;另一種則是在傳統歷史演義中所塑造的瓦崗寨式的英雄好漢，但在世人的心目中他們一直處於極端異類和邊緣化的地位。儘管這些形象大多栩栩如生，但由於作者過多的主觀情感的注入，塑造出的是“非好即壞”的土匪形象。這些形象缺乏真實人物的“立體感”，或者説是缺少“人氣”，他們的內心世界未能表現出來，成為一種符號化人物。與這些土匪題材的小説比，姚雪垠的《長夜》就顯出了其獨特性，作品展示了一羣充滿“人氣”的土匪，一個個血肉豐滿、形神畢肖，給讀者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再是能以簡單的善惡是非來進行道德判斷的人物，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們身上應有的“匪性”，同時還看到了作為人的土匪身上的“人性”。“匪性”與“人性”相互交織，構成了《長夜》中土匪形象的獨特之處。

作為土匪，《長夜》中的土匪與其他土匪形象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匪性”：“以暴力搶劫或暴力威脅獲取他人的財物”。“勒索錢財”與“燒殺姦淫”是土匪生活中的家常便飯：他們隨意綁架無辜的人作為“肉票”，作為勒索錢財的籌碼;一旦土匪缺錢花，便會向附近的村莊“送片子”，讓村民進貢錢財和煙土，如若不照辦，就殺人放火，甚是兇狠殘暴。《長夜》中對於土匪的這種卑劣行徑，予以了充分的描述，無論如何，“匪性”始終是土匪不可缺少的共性。

在《長夜》所塑造的數十個土匪中，主要的幾個人物身上均有“人性”的體現。當然，他們畢竟是土匪，因此，作者在挖掘他們的“人性”時，伴隨着對他們“匪性”的暴露，這樣一來，塑造出的土匪形象便呈現出了性格多樣性和人性複雜性。如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喜動好鬥的趙獅子。書中通過寫他的兩次“報復”行動顯示出了他複雜的個性特徵：他冷酷卻渴望温情，為了給母親報仇，不顧鄰里的阻攔，親手且帶着快意殺了兩個年邁的舅舅，他似乎對家庭已不抱有任何感情與期待，但當他面對信賴的大哥薛正禮的母親、妻子時，卻在親熱和調皮中流露出對家庭温暖的渴求。他講義氣卻又盲從，為了江湖義氣，他替地主薛七少殺仇人一家，被薛七少當槍使，自己卻樂在其中。作者從情節的對比中成功地刻畫出趙獅子這個集強悍兇殘、愚蠢魯莽、重感情、講義氣這些複雜矛盾個性於一體的人物，同時也顯示了作者對人物性格特點的精確把握。

此外，土匪劉老義也是一個不能不説的人物。一方面他兇狠殘暴殺人如殺雞，但另一方面為了能娶上媳婦，讓老母親安享晚年，他對自己搶來的胡姑娘低三下四、温順異常，顯出了柔情。當他憧憬着美好的未來生活時，卻得知胡姑娘原來是自己換帖大哥的表妹，儘管心裏萬般不捨，但為了兄弟情誼，他毅然忍痛割愛，放胡姑娘回家。這些情節的交織塑造了一個兇狠卻有人情味的劉老義。作者筆下的這兩個典型人物，都不僅具有“匪性”，更有“人性”的體現。

《長夜》中土匪的獨特性表現出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善於深入到土匪的內心世界，挖掘他們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土匪王成山的內心世界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他祖上是佃户，到他這代窮到“連一塊打老鴰的坷垃都沒有”的地步。原本他是一個善良的農民，迫於生活的無奈，下水後當了甩手子，也就是在土匪中最底層被人欺壓的一種下層土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有一支自己的槍，有槍是土匪地位高的一個標誌，不想被別人欺負就必須得有自己的槍。然而王成山並不是因此才夢想有一支槍，他是把槍當成生活的一種依託：“要是我有一支步槍，就是一支漢陽造也好，我要把撈來的錢積攢起來，離開家鄉遠遠的，買幾畝田地，讓老母親不再受飢寒，我的心願就算完啦。”在這裏，槍已不再是殺人搶劫的兇器，而是養家餬口的工具，這個天真孝順的少年是多麼想不當土匪而靠自己的雙手去生活!他渴望平凡的生活，書中寫到，一次陶菊生問他是否想做官，王成山坦然地説：“我只願做一個有稀飯喝的小老百姓，把我的老母親養老送終。俗話説：‘一將成名萬骨枯。’做大官都是踏着別人的屍首混起來的，第一要心狠，第二要運氣好……”這裏進一步凸顯了他的孝順、樸實和善良。作者常常走入他的內心世界，讓一個善良、可憐、單純的土匪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豐富了這支土匪隊伍的整體面貌。

性格行為的多樣化、複雜化與內心世界的展現，使得《長夜》中的土匪形象具有了一定的真實性，這一點學術界也是廣泛認同的，學者楊義評價他們為“真實的土匪”。“真實性”使《長夜》有別於其他匪類題材小説。

《長夜》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塑造出了這批鮮活的、真實的、獨特的土匪羣像，讓我們看到了“匪性”與“人性”達到某種程度統一的“綠林好漢”。當然，作為土匪，他們最後的結局是悲慘的，成了軍閥相互爭鬥的犧牲品。作者通過講述他們的命運為我們揭示了農民在還沒有為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時候，就只能“走那條在兩千年中被屍首堆滿的，被鮮血浸紅的，為大家熟悉的古舊道路，這條路只能夠帶向毀滅”。作者通過寫土匪的生活表現了他對農民命運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