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頁碼標註研究大綱

① 具體地，圖書、期刊等是頁碼，報紙是版次，中文古籍的原版往往是卷或部或篇或章，中文古籍的現代影寫版、重印版、註釋版大多附加符合現代閲讀習慣並且經過重新編排的頁碼。

一﹑頁碼是學術論文著錄紙質參考文獻出處的基本要素

一般來説，經過正式出版物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總要形成相對固定的﹑由標題正文參考文獻(本文研究對象是“紙質參考文獻”)等3個部分順序組成的基本結構。其中，參考文獻部分用來標記和註明作者撰寫學術論文所引用的主要觀點﹑數據﹑事例等的出處，以及作者建立立論﹑進行證論﹑得出結論所閲讀﹑推薦的主要著作﹑論文﹑資料等的來源。在當代，參考文獻作為撰寫學術論文的主要依據，普遍取自書報刊盤網所承載的各種字符信息(用古今中外的文字標點符號記錄的信息)。學術論文的作者和編者能否詳實地﹑正確地著錄與編校參考文獻，以方便受眾檢索﹑驗證﹑利用這些字符信息，直接體現作者是否具有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甚至決定該論文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學價值，同時也相當程度地證明該論文的編輯水平和出版質量。

對於紙質載體的參考文獻，無論是引文類型﹑閲讀類型﹑推薦類型的信息資源[1-1]，還是出自圖書﹑報紙﹑期刊﹑(學位)論文﹑報告﹑標準﹑專利﹑古籍及其析出文獻[1-2]等的信息來源，學術論文的撰寫者除了必須著錄主要參考文獻，列出它們的排列序號﹑責任者﹑題名﹑文獻類型標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時間等基本要素，通常還要標註所用信息位居參考文獻的最終位置——頁碼①，並且與其他著錄要素共同形成參考文獻出處的完整記載。因此，頁碼也是學術論文著錄紙質參考文獻出處的基本要素。

二﹑學術論文著錄紙質參考文獻出處中的頁碼標註分析

在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文化傳播的現當代，能夠大量而集中地發表學術論文的紙質出版物，首先是學術期刊，其次是圖書中的各種學術文集，再次是報紙的學術理論版。受到相關因素的制約，這幾類紙質出版物刊發的學術論文，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方式很不相同。報紙的學術理論版採用“文中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甚至不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版面容量有限);圖書中的學術文集多采用“頁下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總體頁碼多，放在當頁頁腳方便閲讀);學術期刊採用多種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著錄方式。

參考文獻出處的著錄方式影響、甚至決定其中的基本著錄要素——頁碼的標註方法。從學術論文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實際情況看，頁碼是參考文獻出處中使用次數最多、變動最為頻繁和最無規律的著錄要素。著錄的各條參考文獻的出處，基本上都要一次標註或者多次標註頁碼。頁碼不管是一個還是多個，不管是相同還是不同，它們僅表示學術論文使用的信息在本條參考文獻中的精確位置。因此，同報紙和學術文集相比較，學術期刊不但能夠充分反映學術論文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問題，而且主要反映著錄參考文獻出處中的頁碼標註問題。

以進入我國中文核心期刊陣列的若干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為例：

——有的期刊刊發學術論文，採用“文中注”的辦法，把參考文獻的出處(含頁碼)留在相關的引文之後或者行文中間[2]。

——有的期刊刊發學術論文，採用“頁下注”的辦法，把參考文獻的出處(含頁碼)單獨放在與引文或者行文相對應的當頁頁腳[3，4]。

——有的期刊刊發學術論文，採用“文後注”的辦法，把參考文獻的出處集中擱置在全文文末，即置於正文之後，專門形成論文的一個(輔助性的)獨立部分。這類辦法分作兩類：一類是“部分文後注”，即把參考文獻的大部分著錄要素放在正文文末，唯獨把參考文獻的頁碼要素放在正文部分或者標題部分(並列於標識文後各項參考文獻排列序號的右上角標)[5];一類是“完全文後注”，即把參考文獻的全部著錄要素放在正文文末[6，7-1]，只在正文部分或者標題部分，用右上角標的形式標識文後各項參考文獻出處的排列序號。

——有的期刊刊發學術論文，採用“混合注”的辦法，通過“頁下注”與“部分文後注”的混合，把引文類型的參考文獻的出處(不含頁碼，頁碼並列於正文部分或者標題部分標識其排列序號的右上角標)放在正文文末，把閲讀類型和推薦類型的參考文獻的出處(含頁碼)放在與行文相對應的當頁頁腳[5]。 顯然，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中，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現行方式並不完善：參考文獻出處的著錄位置不一致，連帶其中的著錄要素——頁碼標註不規範，不僅擾亂參考文獻中的基本著錄要素——頁碼的統一標註，還直接間接地浪費版面的有限資源，影響受眾的順利閲讀，損害刊物的視覺效果和學術論文的刊髮質量。

第一，它造成學術論文刊發版面的格局混亂、功能不清。經過定稿發表的學術論文，依次具有3個功能清晰的“板塊”：起引導作用的標題部分，起主體作用的正文部分，起補充作用的參考文獻部分。這3個部分從不同角度，共同組成學術論文及其版面的完整格局。因此，它們本應各就其位，各司其職。然而，“文中注”將參考文獻的出處留在引文之後和行文中間，擠佔正文部分的自然段落;“頁下注”將參考文獻的出處放在與引文和行文相對應的當頁頁腳，破壞正文部分的完整版面;“部分文後注”將參考文獻的最後著錄要素——頁碼置於引文之後和行文中間，同樣不能排除“文中注”和“頁下注”的技術缺陷。運用這些辦法著錄的參考文獻出處，其所在位置割裂了理應作為統一整體、排列規範的參考文獻部分。由此，參考文獻部分變得零散，論文刊發版面變得支離。

第二，它浪費學術論文的版面資源，重複學術論文的刊發信息，有形地拉長論文篇幅，無形地減少有效信息容量。經過定稿發表的學術論文，必定要佔用版面和頁碼，同時又要精煉文字、濃縮語言，減少篇幅，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有效信息容量。用“文中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儘管使用小於正文字號的字符，卻佔據本應用來書寫正文的位置，拉大所在自然段落的版面。何況，文中著錄的參考文獻出處，本身還需要使用括號括起來，以示區別。用“頁下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儘管不佔據正文自然段落的版面，儘管使用小於正文字號的字符，直至採取通欄著錄，卻不可避免地壓縮當頁正文的篇幅。何況，當頁的參考文獻部分與正文部分之間，還要使用佔據1個通行長度的多格短線加以隔離，更加佔用正文的篇幅。不僅如此，各項參考文獻的結尾很難做到佔滿通行、不留空格而充分利用版面。用“部分文後注”的辦法，也不能排除著錄的技術缺陷。尤其是，在作者多次使用同篇參考文獻的相同內容和不同內容的情況下，上述幾種辦法都無法做到合理地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都要為多次著錄相同的出處、包括頁碼而重複佔用論文的刊發版面。

第三，它影響受眾閲讀學術論文的效果，降低讀者理解學術信息的效率。經過定稿發表的學術論文，便正式提供給受眾。這種“正式”意味着論文的作者和期刊的編者對讀者負責——內容上信守科學，尊重知識產權;形式上保持規範，便於通順閲讀和正確理解。可是，採用“文中注”、“頁下注”、“部分文後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導致正文版面產生不整齊和不明快的狀況，程度不同地妨礙受眾連貫快速地識讀正文的內容，阻撓讀者按照意羣完整準確地理解文中的涵義。因為，當受眾的視覺遇到版面存在着涵義不連貫、語句不銜接、語言不流暢、形象不一致的字符和文辭，就會本能地放慢眼睛掃描字符和文辭的速度，相應地延遲向大腦傳輸視覺接收到的準確信息，自然不能有效地轉換成正確的邏輯思維，反而引起思維邏輯的停頓、往復，甚至中斷，致使讀者延長思維過程和加重理解負擔。

其實，寫作、編輯、閲讀學術論文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完整準確地闡發、傳播、瞭解和掌握文中的科學見解。實現這個目的，基本上是通過論文正文來完成的。因此，連貫地知曉其中的內容，認真地思考其中的涵義，需要儘可能保持思路連續而不被夾雜的參考文獻打斷，需要儘可能充實正文篇幅而不被附加的參考文獻佔據。就是説，人們真正看重和需要學術論文，重點是學術論文的正文部分。學術論文應該建立參考文獻部分，但參考文獻部分只能作為學術論文的附屬部分，無論如何不能成為學術論文的主體部分而佔據正文篇幅中哪怕是很少的位置。參考文獻部分不僅應該位居正文部分之後，其佔用的篇幅也應該少於正文部分實際使用的篇幅。

所以，根據上述分析，採用“文中注”和“頁下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並不可取。相反，採用“文後注”的辦法，則具有很大的優越性。它可以明確地區別參考文獻部分與正文部分的作用，清楚地劃分兩個部分的位置。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規定，我國的著者撰文和編者編文應該使用《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　(gb/t7714—XX)》[8-1]，將學術論文所著錄的參考文獻出處，一律放置在正文部分之後。該標準於XX年10月1日實施。

必須指出，按照國家標準(gb/t7714—XX)的規定，學術論文著錄參考文獻出處所採用的“文後注”辦法，可以實行“順序編碼制”和“著作-出版年制”。這兩種體制之下的“文後注”，實質上都是“部分文後注”，並不是真正意義的“文後注”。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大多使用“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後注”。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僅打算分析和解決“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後注”存在的技術缺陷，以期符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辦刊實際，完善學術論文文後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規則。

“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後注”的問題集中表現為：當學術論文多次使用同篇參考文獻的相同內容和不同內容的時候，如何合理地著錄其出處，尤其是如何科學地標註其中的著錄要素——頁碼。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中，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常見的一類稿件就是，研究某位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論文，需要大量使用其言論著作(有的就是其見解非常密集的某篇論著)，離不開運用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樣見諸觀點非常密集的某篇論著)。於是，便要多次著錄同篇參考文獻的多個出處，特別是頻繁標註其中的相同頁碼和不同頁碼。在這方面，存在兩種多頁碼標註問題：

第一，分散標註頁碼。國家標準(gb/t7714—XX)第10章《參考文獻標註法》第1節《順序編碼制》中的第3款(10.1.3)規定：“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獻時，在正文中標註首次引用的文獻序號，並在序號的‘〔〕’外著錄引文頁碼”[8-2]，而把參考文獻的其他著錄要素放到正文之後專門開闢的參考文獻區域。這種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辦法，就是典型的、“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後注”。它所造成的突出問題，仍然是割裂參考文獻出處的整體性，把本應置於文後著錄參考文獻出處末端的頁碼，不自然地放到正文中間，從而佔據正文篇幅，停頓受眾閲讀(儘管時間短暫)，給查找參考文獻出處的讀者帶來單獨記憶頁碼和來回翻動冊頁的麻煩。它所產生的文後參考文獻排列序號與參考文獻頁碼並列於正文的引文之後或者行文中間的字符形式，多樣而雜亂——既有國家標準(gb/t7714—XX)規定的形式：“〔2〕354”[8-2，6]，又有國家標準(gb/t7714—XX)沒有規定的形式：“〔5〕(289)”、“〔3〕p50”、“〔1〕(p895)”，等等。這些不規範的形式，只能加劇正文部分的散亂和版面資源的浪費。

第二，重複標註頁碼。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執行國家標準(gb/t7714—XX)規定的“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後注”有關。就是説，當學術論文多次(至少兩次)使用同篇參考文獻處於同一頁碼的相同內容和不同內容的時候，按照國家標準(gb/t7714—XX)的規定，則要相應地多次(至少兩次)著錄該篇參考文獻的同一頁碼。這簡直是浪費受眾(作者、讀者、編者)的時間、精力和版面的有限資源。對此，有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採取變通的辦法，即實行不嚴格意義的“完全文後注”，把國家標準(gb/t7714—XX)規定的、放在正文的引文之後或者行文中間的、與參考文獻排列序號並列的參考文獻頁碼，全部移至正文部分之後的參考文獻區域，但是，不取消重複的頁碼及其排列序號。例如，“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ress,1971,p.58,p.58,p.60,p.60,pp.85-86,p.86,p.120,p.87,p.304,p.304.”[6]。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沒有改變浪費版面資源的狀況，也使讀者查找參考文獻的出處，需要記住排列序號再挨個點數對應的頁碼，十分不便。因此，必須真正改進“文後注”，實行嚴格意義的“完全文後注”。

上述情況，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即使進入到我國中文核心期刊陣列，一些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也沒有完全執行國家標準(gb/t7714—XX)。因為，這一標準畢竟不是國家的強制性標準，還有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在不違背大原則的前提下，這些期刊堅持使用原有的著錄規則，沿襲自己的著錄習慣，但是，依舊沒有解決好“文後”著錄同篇參考文獻的多頁碼標註問題。嚴格地講，“文後”著錄參考文獻的頁碼標註方法不完善，原因在於重複標註頁碼和分散標註頁碼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三、學術論文文後多次著錄同篇紙質參考文獻出處的分序號頁碼標註方法

參考文獻出處的著錄方式與出處中的頁碼標註方法，是緊密關聯、又要一併完善的兩個問題。改進“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後注”，以形成真正意義的“完全文後注”，進而完善國家標準(gb/t7714—XX10.1.3)規定的標註方法，其關鍵點就是，解決文後著錄參考文獻出處中存在的重複標註頁碼和分散標註頁碼的問題。因為，頁碼是形成參考文獻出處的全部著錄要素中最為活躍、最不穩定的基本著錄要素。解決頁碼標註存在的問題，也就從最為基礎的角度落實了文後著錄的參考文獻出處。

為此，《中共中央黨校學報》針對辦刊實際，從該刊XX年第1期(第5卷第1期)開始，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範圍內，率先提出改進措施，首次實行文後“分序號頁碼標註法”，比較好地解決了學術論文文後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經常遇到的、重複標註頁碼和分散標註頁碼的問題。經過多年的編輯工作檢驗，該刊形成了方便、簡明、合理、統一的著錄—標註模式，切實節省了稿件處理時間和版面刊發資源。

一是明確正文和參考文獻的版面區域功能。據此，嚴格區分學術論文的正文區域、參考文獻區域，把有關參考文獻出處的所有著錄要素一律置於正文部分(區域)之後的附屬區域，按照參考文獻出現在正文中的先後順序進行排列，單獨形成文後參考文獻部分(區域)。這樣一來，就不會出現分散著錄參考文獻出處，尤其是把頁碼獨自擱在正文部分的現象。正文部分的版面因此變得簡潔整齊明快。

二是堅持唯一著錄參考文獻的相同出處，唯一標註參考文獻的相同頁碼。據此，任何一篇學術論文，不論著錄多少條參考文獻出處，不論標註多少次參考文獻頁碼，只要是相同的出處和頁碼，毫無例外地只著錄一次相同的參考文獻出處，只標註一次相同的參考文獻頁碼。這樣一來，就不會出現重複著錄參考文獻出處和重複標註參考文獻頁碼的現象。學術論文的版面因此得到有益的釋放而得以更加有效的利用。

三是採用“〔主序號–分序號〕”著錄參考文獻出處—標識參考文獻頁碼的格式。

在內容上，用主序號表示參考文獻出現在正文部分的先後次序，及其在參考文獻部分排列的對應順序。每個主序號僅代表學術論文使用的一種參考文獻，不用多號代表同一參考文獻，不用一號代表多個參考文獻，以此形成參考文獻方面的一一對應關係。用分序號專門表示參考文獻出處中的頁碼，按照該頁碼出現在該參考文獻正文部分的先後順序加以排列。每個分序號僅代表學術論文使用同一參考文獻的一個頁碼，不用多號代表同一參考文獻的同一頁碼，不用一號代表同一參考文獻的多個頁碼，以此形成參考文獻頁碼方面的一一對應關係。這樣，主序號與分序號就共同組成了著錄同一參考文獻、包含頁碼在內的完整出處的確定標識。

在形式上，這種標識格式是，用方括號“〔〕”括起阿拉伯數字分別表示的主序號和分序號，主序號與分序號之間用半字線“–”連接。應用到正文部分就是，主序號與分序號聯合使用。〔主序號–分序號〕標註於引文之後和行文之間，以右上角標的形式用作有關參考文獻出處的唯一標識，形如——“‘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13-1]”[7-2]，以及“‘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採用中國的模式[1-1]。’”[7-3]應用到參考文獻部分就是，主序號與分序號分開使用。〔主序號〕標註於文後各項參考文獻出處之中的各個著錄要素之首，〔–分序號〕標註於文後各項參考文獻出處之中的頁碼著錄要素之後，以右上角標的形式用作有關參考文獻頁碼的唯一標識，形如本文參考文獻部分中的第1、7、8項。而本文參考文獻部分第6項著錄內容可以簡化為：“[1]john rawls,……press,1971：58[-1]，60[-2]，85-86[-3]，86[-4]，120[-5]，87[-6]，304[-7].”

寫作和編輯文稿，如何運用“分序號頁碼標註法”處理參考文獻中析出文獻的多頁碼，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學報》首先確定從源頭文獻中析出文獻，不再設定從析出文獻中再析出文獻。之後，採取兩種處理辦法：一是從源頭文獻析出一份文獻多頁碼(實際是源頭文獻總頁碼中的一部分)，按照參考文獻中析出文獻的常規著錄格式和“分序號頁碼標註法”進行處理。例如，“[1]毛澤東.實踐論[g]//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3[-1]，290[-2].”二是從源頭文獻析出多份文獻多頁碼，如無特殊必要，則按照著錄參考文獻的一般格式而不著錄析出文獻，只著錄源頭文獻，即源頭文獻題名後邊用“〔文獻類型標誌〕”，不用“〔文獻類型標誌〕∥”。源頭文獻出處中的多頁碼要用“分序號頁碼標註法”進行處理。例如，“[2]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33[-2].”參考文獻部分應該著錄的析出文獻題名，可以變通進正文部分，通過行文敍述著錄到引文之前或者行文之中。

由此，國家標準(gb/t7714—XX 10.1.3.)的規定，不適用“分序號頁碼標註法”。與其相關的、來自國家標準(gb/t7714—XX 10.1.2.)的規定：“同一處引用多篇文獻時，只須將各篇文獻的序號在方括號內全部列出，各序號間用‘，’。”[8-2]這一句適用“分序號頁碼標註法”。接下來一句的規定：“如遇連續序號，可標註起訖序號”[8-2]，則不適用“分序號頁碼標註法”，應該使用“，”代替“-”間隔連續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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