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裝卸工事蹟材料大綱

我被分在裝卸二班第十二組，組長是李大生和魏文堂兩位老師傅。組員有喬正生、馬學淮、馬冬有、馬俊德、韓經奎、許振江、張安平、李志敏和我。其中喬正生是安陽縣水冶鎮人，複員軍人，歲數最大，23歲；馬學淮是湯陰縣城關農民，21歲；李志敏是湯陰縣下鄉知青，20歲；韓經奎是濮陽農村青年，19歲；張安平是鐵路職工子弟，父親病故照顧上班，才剛滿17歲；馬冬有20歲、許振江20歲、馬駿德20歲，和我都是安陽市下鄉的知青。我們九個青年工人，除張安平、李志敏個子矮一點，都是身高體棒的壯小夥。高興的兩位老組長連聲説;“行！咱組的人真棒！”

進了鐵路的門，當上了鐵路工人，青年們都十分高興，可看到貨場裝卸工人的工作環境、工作狀況，青工們心裏都涼了半邊。安陽車站的裝卸工作，機械作業只佔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都是人力作業，我們青年組，全部是人力作業的整車組。裝高邊車，扛着90公斤左右的棉包踩着兩、三米高的翹板往上走，卸煤車，60噸的高邊車一杴一杴往下扔，卸完車，渾身黑乎乎的，只剩下牙齒是白的。整車組的活兒，又髒又累，全部是肩扛手推的工作。一種路走對了，門進錯了的思想隨着對工作的瞭解而油然而生。車站辦新工人學習班，進行入路教育，學習毛主席的“老三篇”，講了不少大道理。老師傅對青工的活思想，不會講大道理來做思想工作，只會講實在話，他們説：“裝卸工雖説很艱苦，可也不可能叫你們幹一輩子，你們年輕人有文化，好好幹，説不定啥時就調走了，咱裝卸工裏也有當幹部的，咱的車間主任王起來、會計老馮都是裝卸工出身，車站政工組長徐寶才原來就是服務站賣燒餅的，二十年後，你們這幫小青年中説不準能出幾個站長、書記，最不濟也得到機械組去，誰也不會在整車組幹一輩子。”我是硬着頭皮爭着來當裝卸工的，對當裝卸工有了思想準備，感到當裝卸工雖苦，可比在建築隊搬磚和泥、在農村挖河、在鋼廠推鋼材強多了，總算有了個正式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可以為家庭分解一下經濟困難，心中還是很高興的，我十分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工作，決心努力工作，幹就好好幹，不怕苦累，做個合格的鐵路裝卸工。我相信老師傅的話，隨着鐵路事業的蓬勃發展，裝卸工作必將向機械化發展，靠肩扛人推的整車組一定會減少直至消失。我們都才20來歲，將來一定會有前途的。自己在鐵路上沒有人能幫上忙，要想改變環境，只有任勞任怨，不怕吃苦，幹好本職工作，唯獨如此，才有出路。陶行知的“吃自己的飯，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幹，靠天靠地靠祖先，不算是好漢”的教誨，又一次呈現在腦海，我決心走一條自己的路。

青年工人多了，車站的共青團工作也活躍起來啦，我們小組喬正生、李志敏是共青團員，李志敏還是車間團支部委員。工作中，我積極向他們學習，苦活兒、累活兒主動幹，少説話或者不説話。大家都知道，裝卸工作不比其他工作，憑的就是力氣，扛棉包、布匹、玉米、水泥等一、二百斤重的大包，卸煤卸沙卸石渣，一個班下來，累得腰疼、腿疼、胳膊酸，肩上磨破了皮，掌上打起了泡。儘管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很差，工作很累很苦，我向團員們看齊，嚴格要求自己，不發牢騷，不説泄氣話，努力做到“艱苦的擔子爭着挑，困難的事情搶着幹。”裝卸作業時，小組要帶鐵撬槓、拉門繩、門卡子、竹掃帚、安全標誌紅牌脱軌器。撬槓和脱軌器重二、三十斤，誰都不願扛，每次幹活，我都主動去背扛，給大家留下了較好的印象。平時，我跟着他們，積極參加團支部組織的各類活動，年底在同志們的幫助下，我加入了共青團。

説句老實話，入團我就底氣不足，生怕政審，怕姑父的右派帽子再一次影響我入團，所以寫入團申請表填寫社會關係欄時，我就未填姑父姑母，我十分清楚，只要如實填寫，我就根本入不了團。為了自己的前途，我第一次違心地向組織隱瞞了姑父被打成右派的事實。加入了共青團，我特別高興，因為我掃除了社會關係不清的陰影，掃除了自己不能同他人一樣進步的自鄙感，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展開競爭。“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一定能夠扭轉自己的命運。

我開始自信起來，活躍起來。我積極參加車間黨團組織的各種政治活動。在毛主席“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指示指引下，積極投入當年的讀書活動。認真學習了馬克思的《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恩格斯的《論馬克思》、斯大林的《論列寧》、列寧的《論青年團的任務》以及《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原著，使自己第一次接觸到馬列主義著作，對哲學、唯物論等社會科學理論有了初步的瞭解，重讀了毛澤東的《青年運動的方向》、《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還看了《馬克思傳》、《列寧回憶錄》、《中國通史》、《青年工人思想評論集》、《談小評論的寫作》等書，並且開始寫讀書筆記、心得體會。李志敏是車間團支部的宣傳委員，他動員我為車間板報寫稿。那時候，黨團組織十分重視宣傳工作，車間逢元旦、春節、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國慶節都要出專刊，在李志敏的鼓動下，我開始寫起稿件來。先後寫了《螻蟻之穴，潰堤千里》、《鼓幹勁爭上游》、《糾正不正之風》等小評論，創作了《裝卸工人之歌》、《轉變》、《我和我的夥伴》等幾首小詩。從1972年5月開始至1978年2月，車間的牆報、專刊上，都少不了我的文章和詩歌。

時代造就了老一代裝卸工人，他們從舊社會出來，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赤膽忠心，老師傅給我們講解放前裝卸工被人看不起，到處遭到歧視的境遇，人們叫裝卸工這行叫腳行，叫裝卸工“腳伕”、“老馱’,封建把頭、資本家根本不把我們裝卸工當人看，常常是張嘴就罵，抬手就打，解放後，裝卸工才成了國家的主人。老師傅們深情地説“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咱哪能有現在的好時光，不好好幹工作，可真對不起共產黨毛主席。”老師傅們十分敬業，兢兢業業地幹好本職工作。為了使我們儘快掌握裝卸技能，年過半百的老師傅間休時帶着我們在倉庫練習扛包技術，一、二百斤的布匹、棉包、裝滿玉米的麻包，老師傅重複着一遍又一遍地演練，累得滿身大汗，也不休息。他們驕傲地説，路局、分局技術比武，那個站扛包技術也比不過安陽站。魏文堂老師當年還是出席天津鐵路分局的勞模。我們在老工人的帶動下，也傻乎乎的跟着練扛包技能，很快就掌握了搭肩、單肩、大背這些簡單的扛包技巧，成了熟練的裝卸工人。

人們身處逆境，大都愛抱怨“命運”不好，聽任命運的擺佈。我的好多一同參加工作的同志們大都如此，他們破罐子破摔，每日工餘時間，打撲克，下象棋、拉閒篇，消磨時光。我很贊成但丁的一句名言“人不能像走獸那樣活着，應該追求美德和知識”。對那些三個一夥，五個一羣到街上閒逛消遣時光的青年，我是看不慣的。對於打牌、賭博、酗酒打罵、閒聊女人、談些亂七八糟的低級趣味的無聊之事，我儘量避開。我認為一個有志青年，應該在青春盛期努力學習，堅信“一份勞動一份收穫”，我捨不得讓時間白白流失，抽空就看書，凡人們聚集之處，我皆敬而遠之，打撲克少一人，若有不瞭解的人叫我參加，馬上就會有了解我的人輕蔑地説“別叫他，人家認真學習，想着上大學呢！”。其實，我何不想上大學啊，只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們這代人的大學夢。我決心在裝卸車間這所大學裏學習，充分利用工餘時間學習文化知識，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我在日記中寫道：“紅軍啊！你要牢記這樣一句話，生活像一片大海，只有意志堅定的人，才能到達彼岸。要是決定了，並且這決定又是正確的，就應該勇敢地走下去。”

從1973年下半年起，我們這批裝卸工中，有部分同志變動了崗位，有的調入了機械組當司機、當司索工；有的調進了工作輕鬆的日勤出貨組、叉車組、維修組和行李房；有一批去了機務段當司爐；有兩個還被推薦上了大學，成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然而，這一切都與我無緣。我們小組當初入路的九個小青年，李志敏到了新鄉機務段當司爐，馬冬有上了長沙鐵道學院，韓經奎調到了李珍車站、馬學淮去車站搞基建，馬俊德調到了食堂當炊事員，許振江和張安平調到了行李房、只剩下喬正生和我仍在裝卸整車組。面對這樣的遭遇，“一個巨大的陰影在無形中罩住了我純潔的心，我憤恨、我失望、我煩躁、我酗酒、無人之時我獨自流淚，然而，更多的是無奈。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既沒有有頭臉的親朋幫襯，又不願庸俗地去低三下四送禮物乞求人照顧。如果我能像別人那樣去做，我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面對這樣的環境，更多的人開始現實起來，他們唾棄一切理想，説什麼“什麼理想？什麼事業？純粹是騙人的鬼話，有門的人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咱沒有當官的爹，也沒有有能耐的老丈人，無權無勢，想拿錢送禮也沒人敢要，就安安穩穩當一輩子裝卸工吧。”

雖然我對生活感到十分的無奈和b.a.，對前途感到縹緲無望，但我仍然信奉理想主義，認為生活的有無意義，不在於生活環境，也不在於社會地位的高低、工作的好壞，不同的精神狀態決定着生活意義的完全不同。人，除了生存之外，還應該使自己充實，用各方面的知識豐富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沒有知識使人矇昧，而矇昧，將使人得不到任何成果，並在失望和憂鬱中自暴自棄。我心想，工作條件、工種變動、地位升降由不得自己，有沒有文化，有沒有真才實學卻在於我自己，我暗暗鼓勵自己，就是當一輩子裝卸工，也不放棄學習，一個沒文化、沒教養的人，將來子孫後代也會為他感到羞恥，感到慚愧。我相信，我是在走一條自己的路，一條正確的路，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惡劣的環境不能使我止步，倘若處境好轉，我同樣不會止步。為了警示自己，我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請問：在這一年的生活※※的道路上，在你自己的內心世界、思想生活中，充實了那些寶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