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新聞的演繹過程

一則新聞的“演繹”過程

幾乎沒人想到，政策的“公開”會引來如此之大的反響，包括它的制定者。

不足300字的消息首發於5月12日的xx一家報紙，題為《嚴禁“家中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xx幹部婚姻變化要報告》。消息稱：xx市政府日前出台的《XX年廉政工作意見》中首次明確規定：幹部婚姻變化狀況要向組織通報，不能以為這是“私事”、“隱私”、“個人生活小事”就隱瞞不報。

文中還提到，在向組織報告時，還不能打聲招呼就作罷，必須是書面報告，對婚姻變化的基本理由、基本情況要説清楚。如果變動是由於幹部包養“小蜜”等原因引起的，組織上將視情況予以干預。

消息既出，網上熱議，迅速引發了爭論。“質疑的評論主要分為兩類，”xx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寧説，“一是認為政府像管小孩子一樣管理幹部，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二則説這是個‘糊塗’的規定——包養‘小蜜’怎麼能向組織報告呢？”

但這則消息的真實性遭到了政策的起草者之一、xx市紀委辦公廳副主任陸敏的否認。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他表示，該報道中增加了作者“自行發揮”的大量內容，曲解了制度制定人的本意。更遺憾的是，一家廣播電台的記者及轉載它的幾十家平面媒體，沒有任何人找到xx市紀委核實消息。

陸敏出示了市政府在今年4月發佈的《廉政工作意見》，共10項37條。涉及此規定的，只有第35條中的一句話：“領導幹部對個人購房、婚姻變化、自費出國(境)、子女出國(境)上學、直系親屬經營經濟實體等重大事項要及時書面報告組織。”

該新聞的最先報道者對本報表示，消息的來源是《xx日報》的門户網站——“龍虎網”——所公開的《廉政工作意見》，而被“拓展”的內容則是他所理解的“社會背景”。這種“背景”後被其他媒體再次演繹為：“權威統計表明：被查處的貪官中95%都有～，～的領導幹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很多幹部～往往就是從私生活的奢華墮落開始的。”

陸敏澄清説，這條規定出台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監督管理，防止官員借婚姻變化之機收斂錢財，與“包二奶”無關。儘管這種現象在xx市並不多見，但需要未雨綢繆。而在報告備案之後，如果有民眾舉報其不實或隱瞞不報，紀檢部門會進行調查，並作出限期整改、通報批評等處理。

有關政治學者認為，借“婚喪嫁娶”之機收受禮金乃至藉機受賄，已經在部分地區成為官場的“潛規則”。少則數百元，多則幾千上萬，而“人情世故”的幌子增強了賄賂的安全性。

中紀委8年前已有規定

陸敏同時澄清了報道中的兩點不實：其一，這項規定——包括整個“廉政意見”——針對的是副處級以上幹部，普通公務員不在其中；其二，規定更不是xx市的“首創”。

199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xx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文件中，“重大事項”中的第二項即為“本人蔘與操辦的本人及近親屬婚喪喜慶事宜的辦理情況”。

由中紀委起草的這份文件要求：規定所列出的事項，應由報告人在事後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上交，各級黨委、紀委及黨組，負責受理本級幹部的報告。

權威人士稱，這項規定的出台是向一些發達國家學習的結果。申報財產、收入，申報任職、兼職等情況，已經成為“國際慣例”。

“而在xx市，文件已經執行了八年多，具體由組織部幹部監督處及紀委黨風廉政室負責。”陸敏説，“這次只是以市政府文件的形式再次進行強調。”

關於八年中相關部門收到多少份“報告”，這位市紀委的新聞發言人並沒有透露。粗略統計，xx市縣處級以上幹部約9000人左右，相信每年僅僅婚姻變化一項就不是個別現象。

報告的內容又是什麼呢？陸敏描述的一份標準的文本是，“某某人因喪偶或感情不和與前妻(夫)離異，並於某年某月某日與某人再婚。”“並沒有傳言中的那麼複雜。”他解釋説，“關鍵問題是：這個報告是告知式的，而不是審批審查式的——組織不可能干預官員的婚姻。你可以用手寫，也可以打印。”

在向本報提供的材料上，xx市紀委描述了《廉政工作意見》的出台背景：XX年初，該市紀委第九次全會作出了對“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行為進一步加強監督”的“四個重點”內容：嚴禁收受現金、代幣券等有價證券；嚴禁參與賭博；重大事項報告組織；午間禁酒。

“意見”的草擬大約耗時兩個月，4月14日，《廉政工作意見》正式出台。在長達萬字的文件中，不僅強調領導幹部要廉潔自律，同時對“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強化財政資金使用管理”也做了規定。

“重大事項上報”遏制～

關於“婚姻變化上報”是否侵犯公民隱私權的爭論，目前仍在繼續。陸敏對此的解釋是：xx市政府行使的是對副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婚姻的瞭解權和監督權，不是干預婚姻自由，更不存在侵犯個人隱私權問題。黨員幹部作為公共權力的代理人，行使對社會事務的管理職能，無論是個人品行，還是職務行為都應該接受社會的監督。

“當今社會‘公眾人物無隱私’已成為公理。”5月22日，最高檢察院一位權威人士發表評論説，“不光是中國，世界很多國家都立法對公眾人物———特別是高級公職人員的私權———進行了限制，如實行財產申報制度、投資迴避制度、金融實名制度、重大事項報告制度等。”

目前國外官員的相關制度已經比較健全，一位中紀委官員介紹，在美國、新加坡，一般的政府人員需要向上級領導報告“重大事項”———主要是指財產，而上級負責日常監督併為下級保密；高級官員則需要向公眾公開自身重大事項，受到社會的監督。

在具體實施中，有學者指出，重大事項上報制度“關鍵是懲罰機制的樹立，當某人不報或者隱瞞～的時候”。

而爭論最終的落點是這項制度的實行能否管好官員、遏制～。中國人民大學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宏山博士認為，～需要制度上、體制上的治理，在現行制度背景下探索一些嘗試，比如重大事項上報，是政府為運作透明化、陽光化的實現做出的努力，是反腐的前提性工作。

對於如何遏制和治理～問題，楊宏山認為：反～的根本手段在於法律手段。法律手段是制度性的，具有剛性的、強制性的要求；而紀律只是原則性的要求，相對於法律其約束力會

受到限制。

而xx《廉政工作意見》的制定者認為：重申和執行這項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進一步提高領導幹部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多種因素和手段的配合，而包括黨內監督、～監督、公眾監督等監督手段，可以對這個特殊羣體有所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