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工作總結

XX年我作的主要是量子力學的研究工作。將舊量子力學的錯誤闡述得更清楚了，將新版量子力學——定域實在論量子力學——琢磨和更嚴謹了。即將出版兩部學術著作，一部是漢英雙語《定域實論量子力學》，另一部是中文的《質量寶貝》。這兩部著作的前言概括了我這一年的工作。茲用這兩篇《前言》作為XX年的工作總結。

《定域實在論量子力學》第一版《前言》

——非正統量子力學宣言

社會發展的每個時期都有正當時的“正統理論”。有一大批人（特別是話語權比重大的人）都在維護（甚至是捍衞）正統理論。官方也只相信正統理論。受既定觀念、情感、政治氣候、學術氣候和私利的影響，維護正統理論的人會失去理智地壓制不同觀點。這樣就形成了正統理論學術壁壘。實時權威失去理智（蠻不講理）的行為比較隱蔽，原因有：第一，他們有意無意地利用“相信和支持正統理論的人數多、氣勢大”的優勢，製造了貌似合理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局面；第二，利用詭辯術掩蓋正統理論的不足，矇蔽世人；第三，將錯誤的選擇裝扮成人類無奈的選擇。

在維護正統圈外的研究者中，誰發現了實時權威們在科學中失去理智（蠻不講理）的地方，誰就有可能獲得較大的突破。

正統量子力學家失去理智的地方有很多。下面略舉幾例。

（1）利用雲室的工作原理做實驗，實驗成功之後又否認雲室的工作原理

在設計製造雲室時承認雲室的工作原理是，過飽和蒸汽會以電荷為中心開始凝聚。可是，在成功地捕捉到帶電粒子的徑跡之後，卻不承認過飽和蒸汽以電荷為中心開始凝聚，而是認為粒子在雲霧徑跡的內部空間的各點上隨機地出現，呈現位置不確定的狀態。如果承認“過飽和蒸汽以電荷為中心開始凝聚”，就承認徑跡的3d迴歸曲線就是粒子的準確運動路徑（徑跡橫斷面的中心就是粒子的準確位置）。粒子的方向和位置都是準確的（即同時測準了粒子的位置和動量）。這樣一來，測不準原理（不確定性原理）就失去了其在量子力學中的基礎性地位。為了維護測不準原理的基礎性地位，不得不違反科學原則地拼命否認雲室捕捉到粒子的徑跡是同時測準了粒子的動量和位置。即使承認那種情況下同時測準了微觀粒子的動量和位置，也要利用“量子退相干”概念，説那是微觀粒子進入了量子力學之外的經典力學狀態。但是，量子退相干的條件和機制都不清楚，何時在什麼條件下發生量子退相干僅由量子力學家的主觀願望而定。如果説在雲室中運動的微粒符合量子退相干條件，那麼，電子衍射實驗中的電子也就達到了量子退相干條件，電子在穿過雙縫時就可以確定它走哪一條縫。正統量子力學家橫蠻到了什麼程度呢？從“已經將離子靜止在勢阱中，也不承認同時測準了微粒的動量和位置”的事例不難看出來。

（2）電子衍射實驗解釋的非理性

光子比較容易產生，幾乎所有的碰撞都有光子產生。在電子衍射過程中，有不少電子打在狹縫的邊緣上，極有可能產生光子。這樣看來，電子的衍射實驗產生的衍射環極有可能是光子導致的。理智的做法應該是在排除了光子的衍射之後才能得出“電子衍射實驗證實了德布羅意波的存在”。可是，量子力學家卻在未排除光子的衍射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認為是電子錶現出了波動性，具有波-粒二象性。驗證電子衍射實驗中衍射環是否是由光子導致的，非常簡單。但是，量子力學家就是不做這樣的驗證，而寧願採用不嚴謹的態度處理這件事。

就算電子衍射實驗中的衍射是電子發揮其波動性而直接造成的，對衍射的具體説明仍然充滿矛盾。對於多電子通過單縫時的衍射，利用不同粒子間相互干涉解釋。對於電子一個接一個地通過雙縫導致的雙縫衍射，利用單個電子的惠更斯原理解釋。對於電子一個接一個地通過單縫導致的衍射，利用概率波解釋（可是，這種情況下的衍射圖完全是一幅概率統計圖，沒有發生干涉，不能表明電子具有波動性）。在第三種情況下，暗紋處電子出現的概率比鄰近明紋處電子出現的概率小許多，而第一種情況和第二種情況的暗紋是由干涉導致的，不是粒子出現的概率低。如果與光波比較，且第一種解釋和第二種解釋正確，那麼第三種解釋就不應該正確，也不是對電子具有波動性的驗證，而是相反——未顯示出電子具有波動性。

（3）德布羅意波的波速困難和穩定性困難

即使電子等實物粒子的衍射實驗結果真切地證實了德布羅意波的存在，還存在德布羅意波波速問題。德布羅意波的相速度大於光速。量子力學家對此的解釋是，德布羅意波是波包，波包的羣速度就是實物粒子整體的速度。如果德布羅意波真的是由一系列速度不同的單色波組成的波包，那麼，做電子衍射實驗時又怎麼能得到清晰的衍射圖樣呢？這樣的解釋明顯充滿矛盾。不能回答波包中那些相速度超過光速的單色波是什麼波。特別是對於雙縫衍射，如果電子是波包，那麼它在穿過縫而發生惠更斯分裂時，產生的就不應該是波長完全相同的一列次級子波。再説，電子是非常穩定的粒子，如果它是波包，那它在碰撞時波包就會分散成各個不同的單色波，電子也就瓦解了。但是，電子在一般的碰撞條件下並不分解（衰變）。

（4）將狄拉克方程的負能量解與正能量的反物質對應起來

狄拉克的相對論性量子力學方程有兩個解——正能量解和負能量解。如果説這兩個解在現實世界中有對應的事物，那麼負能量解應該對於名副其實的負能量物質。可是，量子力學家認為，那種負能量解對應於反物質。要知道反物質的能量也是正值。量子力學家的這種選擇犯的是中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至於為什麼要這樣選擇。那是因為量子力學基礎理論和量子場論中的“零點能”概念需要這樣選擇。如果正確地選擇負能量解與負能量物質對應，那麼，真空中的虛粒子對就是正-負能量粒子對，而不是物質-反物質粒子對。

（5）將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無限擴大

認為凡是量子的特性都是量子力學的特點。這相當於認為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能覆蓋全部的微觀世界。辯證地看，即使是在微觀世界中，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也一定是有限的（量子論的適用範圍倒是可以覆蓋全部的微觀世界）。實際上，量子不等於量子力學，量子力學不等於量子論（量子力學只是量子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小於量子論的適用範圍）。量子力學的前提條件中沒有量子糾纏的內容，量子力學的邏輯系統也不能描述量子糾纏的具體過程。量子糾纏的現象和規律可以在量子論的適用範圍之內，但應該在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之外。以量子糾纏為核心的aspect實驗證明的是量子的特點而不是量子力學的特點。

（6）對海森伯關係僅選擇“測不準”這種解釋

經典帶電粒子繞中心電荷作準確的勻速圓周運動（例如玻爾氫原子），存在pr=ħ的關係。此式與海森伯關係δxδp=ħ極為類似。利用經典軌道運動方程可以嚴格地得到海森伯關係。歸納起來，δxδp=ħ可表示的意義有：動量與線度之積為一個常數；曲率與曲率半徑之積為一個常數；動量與位置不能同時具有準確的值。量子力學家只選擇這三種解釋中的一種。有人從經典軌道運動方程出發而導出了海森伯關係，量子力學家也不承認。

量子力學家的強詞奪理的其他事例將在正文中補充。

看了上面列舉的正統量子力學家的強詞奪理的幾種表現。就知道量子力學令人困惑的原因是什麼（應該是：量子力學的邏輯系統是可用的，然而其解釋系統和測量觀念不正確）。如果糾正了量子力學家所犯的上述錯誤，得到的必然是保留了現有量子力學邏輯系統而顛覆了量子力學解釋系統和測量觀的定域實在論量子力學。不確定度關係也只是量子力學解釋系統和測量觀的基礎而不是量子力學邏輯系統的基礎。如果電子衍射實驗中導致衍射的原因是電子衝擊固體表面產生了伴光（或者是電子湮滅掉真空中虛粒子對中的負能量光子而留下正能量光子），伴光再發生衍射，且量子糾纏和量子隱態傳輸現象在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之外，就不需要隱參量，更不需要“定域性、實在性和確定性三者不可兼得”的解釋，epr佯謬也不存在。

應該將現有的量子論拆分為兩個分支：第一個分支是適合於描述量子糾纏相互作用和量子隱態傳輸過程的理論；第二個支分是適合於描述微觀世界中除量子糾纏現象和量隱態傳輸過程之外的相互作用規律的理論。第一個理論分支將會發展成為“隱態傳輸力學”。結合電子衍射是伴光的衍射的解釋和測不準原理不是普遍適用的結論，第二個理論分支將發展成為定域實在論量子力學。aspect實驗就再也不能否認定域實在論量子力學了。

定實在論量子力學就要閃亮登場了。它將保留現有量子力學的邏輯系統而向量子力學的解系統和測量觀開炮。一定要打破正統量子力學學術壁壘！

《質量寶貝》第一版《前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者説，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已經進入了冷戰時期。國際上的外交也逐漸轉入了“價值觀外交”新階段。大國博弈進入了以核心價值觀為支點的時代。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加劇價值觀輸出攻勢。如果東方人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學思想方法，就不利於共產主義思想向西方的滲透（相反，有利於資本主義思想向東方滲透，即在“冷戰”過程中對東方不利）。現階段，生產的目的和管理的目的都可以不受社會制度的絕對制約。資本主義生產管理的目的也可以是為人類造福（有少量優秀私企早已跳出了功利性管理的圈子）。但是，受過去遺留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本質的影響，目前西方管理的本質和目的是“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屬於物質財富的創造、分配和使用的功利性管理。這種功利性管理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是正統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西方的管理研究是將勞動力也當商品的物質財富管理方法的研究，也是約束性生產管理研究，側重於技術程序標準化約束，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嚴重缺乏精神財富管理研究（或思想管理研究或素質管理研究）、情感管理研究和管理學本質的研究。這就迫切需要公益性管理思想方法的誕生。非功利性管理也不是完全不要經濟效益。許多成功的案例表明，是能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確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雙豐收。

質量是積極程度、且具有價值，存在質量交換規律。順應質量規律以質遂願，“物管”和“神管”雙管齊下，技術管理和思想管理齊頭並進，義的引導和利的疏導聯合使用，以按質分享的原則調控“利”的作用和流向，不斷提高管理活動中培養情操和意識及能力、塑造人格、教化思想觀念和關懷人文四職能所佔的比例，追求個體行為對全社會有積極作用（不是僅關注顧客而是關注社會的需要），以創造良好感受為目標。這就是與共產主義社會核心價值觀相協調的現代東方管理理念。其中“以質遂願”是綱領，“神管”（即以素質管理和情感管理〈品格和能力培養、人格塑造、思想觀念教化和人文關懷〉為扛頂激勵管理模式的高層次管理）是核心。管理的過程既是產品質量提升過程又是人品提升和人格完善（人員素質提高）的過程。追求的是為顧客創造良好的感受，提高所能影響的人的幸福度指數。素質管理概念和情感管理概念都有人提到過，但是，缺少“以質遂願”的綱領，不能形成東方管理理論體系。正是限定質量是積極程度且有了“以質遂願”的綱領和“神管”的核心，才奠定了現代東方管理理念的基礎。現代東方管理理念也可以用幾個字高度概括，那就是“神入而治”。意思是，通過淨化心靈和洗滌靈魂的真情人文關懷而充分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促進管理。含有中國古代“無為而治”之中所包含的“讓人明白事理加強自我約束從而達到不管而管的目的”部分思想。但“神入而治”與“無為而治”不同：它並不像後者那樣突出“無為”。所以，它是源於古老的東方而“進化”為具有現代氣息的管理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理論沒有階級性，現代東方管理理念的適用性與社會制度無關。換言之，無論是公有制社會還是私有制社會，都可以使用現代東方管理理念。關鍵在於生產目的的選擇。

“質量是一組固有特性滿足要求的程度”的質量定義是朱蘭以其世界質量管理學泰斗的光輝壓倒了其他質量定義而佔統治地位的。這種主觀質量定義允許“滿足不合理要求的程度高也可以叫做質量好”。就是説，主觀質量定義的最大缺點是對質量沒有積極性限制（難逃資本主義生產管理目的枷鎖。導致管理以顧客為關注的焦點，而不以社會一般需要為關注的焦點）。筆者指出了朱蘭質量定義的包括這種大缺陷的六大硬傷，認為事物的質量是事物的積極程度。“質量是積極程度” 的質量定義既涵蓋了朱蘭質量定義的所有積極內容，又限制了朱蘭質量定義中的“要求”是對價值的要求，從而克服了朱蘭質量定義的缺點。準確地把握了質量的本質，與奔向共產主義的大目標相協調。它不僅好記好理解，而且與價值是積極作用的價值定義極為對稱，為質量具有價值的觀念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對於為什麼要提高質量和怎樣提高質量這兩個問題，不能僅注意怎樣提高質量這個問題。因為，如果缺乏純正的提高質量的動機，無論提高質量的方法有多好，也不能很好地實施。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提高產品質量的動力還很不足（或者説很不均恆），人們在提高行為質量方面所下的功夫遠遠不夠。

為什麼要提高質量？“提高質量能帶來效益”的回答顯得比較膚淺。提高質量為什麼能帶來效益？是因為質量具有價值，質量可以創造價值，質量具有巨大的潛力。更重要的還有，不管你是否願意將提高行為質量作為一種投資，但提高行為質量的“投資”都是“利潤”最豐厚的“投資”。換言之，質量決定資源的創造、佔有和配置，最終決定我們的良好感覺及生存和發展狀態。在市場競爭中，資源的創造、佔有和配置始終是由行為質量決定的。實物質量也是由行為質量決定的（是行為質量的部分反映）。所以，市場競爭歸根到底是行為質量的競爭。除了人道主義的施捨、救援和“以權謀私”以外，人類社會的物資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配方式是按質分配，即社會分配的主流規則是按行為質量分配。質量創造價值的過程主要是以質量換回價值的過程。質量具有價值及質量能換回價值決定了質量可以交換。質量按照一定的規則（即“質”和“量”的比例等）交換構成了質量交換規律。質量是寶藏，需要開發。

幸福度指數最高的國家並不是最富足的國家；有些富人的幸福感還沒有一些窮人的強。這表明，幸福度指數並不與物質財富的多少成正比。人類的行為目的和管理的目的也應該從“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轉變為“追求幸福感最強化”。最好是“追求幸福感最強化”為主而兼顧“追求利益正常化”。人類的管理也應該從生產管理轉變為“以‘神管’為主而兼顧‘物管’”。在工業革命時期，管理者只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顧工人的死活，從而使那個時期的生產管理的目的是罪惡的求利，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是主僕關係和勞動力買賣關係。現在，雖然情況大有好轉，但資本主義的管理思想和方法還殘留有那種烙印（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將人文關懷當作管理之外的東西）。這從質量定義可以看出一般：西方管理所使用的質量定義核心是“顧客滿意賣得出去的就叫質量好”而不管產品對整個人類是否有積極的意義。所以，西方管理理論的靈魂還需要洗滌。

人類在向更高的目標挺進的過程中，妨礙挺進速度的是下列兩大障礙：第一，技術障礙；第二，德行障礙（非技術的思想行為障礙）。所以，一個國家應該有以科學規律、政策、法規為核心的技術管理和以社會價值體系為核心的思想管理（如中國以馬列主義和傳統價值觀為核心）。企業是社會的縮影，所以企業管理也應該有“約束性生產管理（物管）”、“思想管理”（或素質管理）和“情感管理”三套相互協調的管理體系。直到現在仍然存在的不好現象是，研究技術的人認為克服道德障礙的事與自己無關，研究道德理論的人也認為技術問題與自己無關。在質量管理方面，則是普遍認為提高質量的技術方法很重要而“解釋為什麼要提高質量的理論，如何轉變不怎麼重視整體行為質量的人的觀念”的思想管理不怎麼重要。現有的經濟學、管理學、質量學幾乎是純粹的技術理論，倫理學又幾乎是純粹的道德理論。只有哲學等很少的學科是將技術問題和德行問題結合起來研究的。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質量管理理論被認為是統計方法（數理方法，純工程技術方法），直到現在質量管理仍然是聯合執行的技術方法。對於組織的文化、理念等行為指導思想的建設和管理，仍然是既缺乏具有現代氣息的綱領性的準則，又缺少具體的方法。質量交換規律的發現和以質遂願規範的倡導，有利於將經濟學、管理學、質量學建設成為“將技術管理方法、道德管理方法、精神管理方法（或情感管理方法）有機結合起來”的理論。因為“辯證”和“以質遂願”就是道德方法指導綱領，它能引導人們在改變價值觀（或提高行為質量價值、提高道德水平、增進情感交流）的同時提高活動的經濟效益。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而思想源於思維。辯證思維方式是最佳思維方式，一切正確和科學的行為都來源於辯證思維。我們得到的重要結論是：如何達到目標？回答是“以質遂願”；如何以質遂願？回答是“真情人文關懷”和“辯證思維”。

對於分配非勞動產物和非親為的勞動產物及非工作時間內的行為影響到的資源，按勞分配的理論和原則是沒有辦法處理的。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人氣資源”的分享（包含分配）不是按勞動量進行的。提出質量天下理論及按質分享理論和原則，可以彌補知識經濟理論和按勞分配原則的不足。行為質量決定資源創造、佔有和配置的主要原因在於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社會價值體系的作用。提高質量可以在資源佔有和配置上取得更多的優勢。行為質量高，必然會導致“人心所向”，“人心所向”必然會導致“資源所向”和“價值所向”。“按質分享”就是必然的。

價值的增長一般是非線性增長，非線性增長的價值與對應的線性增長的價值之差不屬於勞動量的範疇。可見，即使是對於商品，價值並不是全部由勞動量決定的。價值的非線性增長的理論一出世，馬克的勞動價值論乃至資本論的學術價值會立即下滑。

各個機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有投機取巧的傾向。需要自身的道德和習慣以及公平、公正和正義的環境來約束。需要締造一種和諧的質量文化氛圍。既然行為質量決定所有的人造價值，那麼，在崇尚道德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以“提高行為質量”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意願，即“以質遂願”（或“以質遂意”）。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是行為質量的產物。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認可，包括（或可以發展成為）對其提供者的行為質量的認可。以質遂願是質量文化和質量道德的核心。

知識經濟理論的弱點是對描述行為效果和非經濟資源的分享顯得“力不從心”。羅孚、通用、福特等企業的沉浮案例正如郭重慶教授所認為的那樣：單靠技術（或知識）獲得高額利潤的空間越來越小，文化、理念、管理等產生的效果（即整體行為質量的軟件）對於企業乃至國家的經濟會更重要。這隻能表明曾經風靡一時的知識經濟理論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了。許多人認為比爾•蓋茨的價值大多不是實體價值。價值不會從天而降、不會無中生有也不會透支，那麼比爾•蓋茨的價值最大的可能是質量的價值而不是未來價值的貼現。這表明了知識經濟理論有發展成為質量天下理論的理論需要和現實需要。

質量交換規律的發現，以質遂願規範的倡導，按質分享理論的問世是質量管理基礎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對質量管理的應用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它們是現代東方管理理念的集中體現。作者的本職工作很忙且與質量管理基礎理論研究沒有利害關係。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社會力量支持，這個課題的研究就有擱淺（中斷）的危險。所以，質量交換規律的發現者、“以質遂願規範”倡導者和“按質分享”經濟理論提出者向廣大質量管理工作者尋求廣泛的支持和合作。

XX年4月9日，《環球時報》國際論壇版刊發署名文章《中國呼喚世界級大師》，舒行先生分三個層次論述大了師的定義，社會影響，呼籲要創造“大師”出現所需要的温潤的社會土壤。舒行在文中對中國缺乏世界級大師表示憂慮。《中國呼喚世界級大師》的文章傳播到互聯網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中國目前在質量管理研究領域存在着兩種不利於大師生長的因素：第一，跟在西方學者的後頭研究（俗稱：跟着説，即在他們的學術思想框架之內研究，並以西方學術思想為標準評價境內學者的研究成果。注：西方的技術管理是先進的，在技術管理方面以西方為旗幟是正確的，只是不能全面“唯西是從”）；第二，重錢、重權、重背景，而不重視新人的實際的學術水平。前者已經形成了一種學術風格，且在“近親繁殖”、排斥異己。後者導致的惡果是：新人的學術水平再高，其著作難以出版，文章上不了高級別的雜誌，有水平的新人要費很大的勁也只有極少數被社會認可，多數仍被埋沒着。其他不利因素還有：自己不首先挖掘和承認潛在人才，而是等待社會承認了之後才重用。憑自己的直覺和判斷挖掘、招攬和重用潛在人才始終是國人所缺乏的特點（國人是幾乎相反——不願意冒任何用人方面的風險）。若有教授沿着探索質量交換規律這種發源於中國的研究思路繼續研究，就很有可能成為世界級質量管理大師。

中國如何由產品輸出大國變成文化輸出大國，如何實現由經濟發展導致的文化科技的飛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本書雖然是文集，但所建立的理論都形成了體系。除發現質量交換規律、倡導以質遂願規範、建立了現代東方管理理念之外，作者還建立了質量經濟理論和質量世界理論，揭示了按質分享的社會分配形式。

在世界範圍內，交流和合作頻繁經，政治制度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各種流派爭奇鬥豔，“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文化市場一派繁榮景象。同時，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物慾橫流，錢本位和權本位思想嚴重入侵學術界。若權威對自主創新性特強的成果表現得過於慎重（以致易被誤認為是“冷淡”或“麻木”），就很不利於“大師”胚胎的發育。談不上為“大師”的成長提供理想的土壤。實際上，也許只有“另類”才更有可能成為世界級大師。

大師來自何方？曾經的偉人毛澤東説過：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裏來？是天上掉下來的麼？……結論是從實踐中來。就是説，人才是環境培育的。若社會環境沒有及時地培植自主萌發的正確思想，“大師”胚子就不能茁壯成長。“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作者

XX年12月4日 於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