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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故鄉的老院子見證著我們家族的生息與發展和美好家風的傳承與弘揚。無論走到哪裡，都不會忘記生我養我的故鄉;無論變得多麼衰老，都不會忘記童年時的樂園——“老院子”。

我們習慣性地把故鄉祖傳下來的那處院落叫“老院子”。

每當我回到故鄉，總要去老院子轉上一圈看看。老屋，殘牆，老棗樹……就連牆根邊、旮旯裡堆放的碎磚爛瓦，都感到是那樣的熟悉和親切。可以說，這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見證著我們這個家族的生息與發展和美好家風的傳承與弘揚。

說起來，老院子算不上太古老。是我的曾祖父田緒林年輕持家時建造的，具體年份誰也說不清，至今大約一百多年了，在此繁衍生息整整六代人。隨著時間之推移，歲月之更迭，老院子愈來愈老，演繹的故事愈來愈多，道德修養、文化基因的積澱越來越厚，也使越來越多的後代子孫從中受到教育和啟迪，讓人愈加惦記、珍惜和留戀。如今，院落的整體格局不再是過去的“舊模樣”，但最主要的老堂屋在內的那片院落還完整的儲存著，故稱“老院子”。

現在，這處院子閒置著。自三十年前四叔家從這裡搬城裡居住後，就再沒有人居住過。但家人誰也沒有把它忘卻，心中仍惦記著這個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特別是我們這些當年的孩子，在那裡度過快樂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記憶。這就是我要寫《老院子》的初衷吧。

站在空蕩蕩的老院子裡，眼前破舊不堪的老屋，斑駁瘡痍的牆體勉強支撐著透風漏雨的房頂，搖搖欲墜，危在旦夕。周邊的殘牆斷壁，已失去遮擋功能，雞飛狗跳，來往無拘，如入“無人之境”。自生自長的雜樹，毫無規律地長滿了院子，樹杈“見縫插針”，枝葉相互攀纏，誰也不肯相讓，爭先恐後往上“竄”。那棵一百多歲的老棗樹像一位飽經風霜的老者，被叢生的雜樹所包圍，濃濃的樹蔭將其籠罩，常年得不到陽光，缺失水肥，營養不良，樹幹佝僂，枝細葉稀，苟延殘喘，奄奄一息，再無當年枝繁葉茂、果實累累的情景。樹下空地裡長滿野蒿雜草，有的一人多高，春生秋枯，自長自滅，一茬又一茬。院內原來用青磚鋪就的路徑，被塵埃厚厚地覆蓋起來，沒有了蹤影……面前的這一切，給人一種蕭然、靜謐、空寂、冷落的感覺，不由得讓人心裡幾分酸楚，不寒而慄。

拂去歷史封塵，追尋老院子一百多年往往來來的歲月時光，仍然讓人頓生難以割捨的思念之情。這大概就是那種埋藏在心底永不熄滅的鄉愁吧。

我的高祖名諱田徽洲，生有三個兒子，長子田緒棨，三子田緒格，排行第二的就是我的曾祖父田緒林。高祖一生務農，勤勞儉樸，精打細算，是一把過日子的好手，日子過得殷實富有。算得上當時村裡少有的富裕戶。

樹大分枝，戶大分家。我們這個大家庭到了分家的時候，一分為三。也就是說高祖的三個兒子各立門戶，分開過日子。分家就要蓋房，理料宅院。此時，高祖已經過世,大曾祖也不幸病逝，操心蓋房的事就自然地落在我的曾祖父身上。籌款、選址、備料、請工匠、搞建築，一連建起三處宅院，這在當時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花錢不說，得花費多大的心血啊!因大曾祖已經不在人世，家裡只有孤兒寡母，就先給他家建。然後再給三曾祖家建，要想好大讓小，不輸當哥的道理。最後才建自家的。在建房用料上，先建的兩家都優於自家。曾祖“先人後己”的高貴品德，為家人、世人和後人都做出了榜樣，並代代相傳。時至今日，村裡人說起曾祖的為人，仍是讚不絕口。

建這處院子時，我的祖父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搬到這個院子後爺爺才出生。巧合的是，祖父與曾祖一樣，也是兄弟三個。按照本地風俗，我的大爺、二爺成家後，先後從這個院子裡搬到別的地方居住了。因為祖父是兄弟中最小的一個，就自然與曾祖一起繼續居住在原來的老院裡。從此以後，這處院子就成了以我祖父田彝煌為門支的“家”。“老院子”也就成了這處院落的“專用”名稱了。

院子是普普通通的農家院，陪伴著家人每日送走星辰，迎來黎明朝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一家人平安幸福的生活著。或許是社會歷史的變遷，或許是人生的感悟，悄悄改變著家人的傳統思想和觀念。我的曾祖父在這個院子裡，辦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興辦學堂。這可是村裡開天闢地第一回啊!對一位不識字的莊稼人來說，是一個破天荒的舉動。騰房屋，置桌凳，請老師，創辦了村裡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學堂，開創了本村私人辦學的先河。常年瀰漫著泥土芳香的樸素院落裡，傳來了朗朗的讀書聲。我的爺爺、二爺、父親、二叔等家裡幾代人，還有本村及鄰村的一些家的適齡孩兒們，許多人在這所學堂裡讀過書，接受教育，成為村裡為數不多的“文化人”，受益終身。不僅如此，更是開啟一代學風，更新了人們“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受其影響，村裡讀書的人愈來愈多。

曾祖父雖說不識字，沒文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可他在長期的農耕、飼養的實踐中，摸索、積累了不少診治牲畜，特別是騾、馬等大牲口病疾的方法和經驗。牲畜一般常見病他都能診斷出來，所以經常有人牽著牲口來找他診治。他只給牲畜看病，但不賣藥從中牟利。能簡單醫治的，就及時處理，從不收人家分文錢。需要用藥的，就讓人家去藥鋪去買。常有牲畜患結病，排不出糞便來，曾祖父就會脫掉衣袖，把手插進牲畜屁股內，一點兒一點兒往外掏。哪怕是寒冬臘月，也是如此。有的牲畜需要觀察病情，就拴在我家院子裡待查，有時候還要給牲畜喂草料，直到查清病情為止。可以說，曾祖父一生醫治的牲口不計其數。

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個極為普通的農家院，竟然與中國革命的大局有過千絲萬縷的聯絡呢。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黨中央、毛主席千里躍進大別山的部署，劉鄧大軍南渡黃河，從東起虞城馬牧集，西到蘭考縣，跨越隴海鐵路線挺進大別山。8月初的一天傍晚，村裡來了部隊，人們弄不清是哪家的隊伍，以為是國民黨軍隊又來抓壯丁了，躲的躲藏的藏，特別是青壯男勞力，不敢在家，跑到村外莊稼地裡藏起來。整個村莊籠罩在濃濃的恐懼氣氛之中。我家也不例外，聽說駐紮一個營部，堂屋、東西屋及院子裡住滿了軍人，大門口還有哨兵站崗。他們起火做飯時米麵不夠，就讓家裡人幫他們磨面。他們把所用的糧食都過稱把數記下來，寫了欠條，並說以後政府兌現償還。家中的人看這些當兵的紀律嚴明，說話和氣，不打不罵，不殺不搶，猜測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原來緊張、害怕的心理慢慢緩解鬆弛下來。有的還跑到村外把躲藏的家人找回家。人們虛驚一場。待他們走後才知道，這支隊伍就是南下的劉鄧大軍。事情過去70年了，說起當年解放軍進駐村裡的事情，仍感到是一種榮耀。

當我記事的時候，“老院子”還基本上保持著原貌，是典型的豫東四合院。高高的門樓，寬敞的大門。大門裡面的幾間東屋是牛屋和磨房。往裡是二道門，二門內有影壁牆。入內即為後院，東西兩邊各建有四間房屋。三間堂屋坐落在院子最後面的中間位置，東西窗戶外各栽一棵甜棗樹，每到棗子成熟的季節，也是我們這些孩子們爬樹打棗最開心的時候。西屋南窗戶外面長有一大棵石榴樹，春天綠蔭如傘，夏季花兒火紅，到秋天石榴把枝條墜彎，冬天下雪時成了銀樹瓊枝。一年四季裝點著平靜的院落。整個院子裡的房屋全是瓦房，青瓦覆頂，垛子樑頭，很是氣派。後來，祖父得了肝炎病，無錢醫治，家人只有把房上的瓦拆下來，賣了錢給祖父治病。昔日的青瓦房變成了茅草房。待到我四叔長大快結婚的時候，我的父母自覺擔起老大的責任，操心、花錢，把老堂屋重新翻蓋，茅草換成了青瓦，恢復了原貌。

我小的時候，院子里人氣很旺，二十多人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連吃飯都是一個鍋灶。那時有我的曾祖父、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二叔、二嬸、三叔、三嬸、大姑、二姑、三姑、四姑、四叔，還有哥哥、堂兄、堂弟、妹妹及堂妹。老老少少，四世同堂。子孝孫賢，忠孝傳家。父子、婆媳、夫妻、兄弟、妯娌、姑嫂之間互敬互愛，和睦相處。我們這些未成年的孩兒們，雖然輩分不同，年齡有的相差無幾，在一起吃飯、玩耍、嬉戲，從來沒有吵過嘴、鬧過架。一家人其樂融融，甜甜美美，和諧家風得以傳承與延續。

在我的記憶裡，祖父是村裡最有學問的人。他與人為善，樂於助人，只要自己能做的，他就會盡力去辦。平時常有人到家裡來找他，有找他寫字的，有讓他書寫喜帖的，有拜託他說媒提親的，有讓他調解矛盾的，有找他討教學問的，還有請他辦紅白事的。特別是過年寫春聯，更是讓祖父忙得不可開交。吃過臘八飯，就陸陸續續有人拿著紅紙來找他寫門對了。甚至到大年三十，還有人來找他寫。事情再多，他都不會推辭。寫春聯的人中，有本村的，還有外村的，不論遠近，都是一樣對待。他一個人，又是裁紙，又是磨墨，又是書寫，等到晾乾後再收疊起來。白天寫不完，夜晚點上油燈繼續寫。那時候識字的人少，擔心人家回去貼錯了鬧笑話，祖父就給人家交代清楚，哪是主房的，哪是偏房的，哪是貼在神主樓上的，哪是貼在桌椅、糧囤、水缸、牛槽及農具上面的。再忙再累，總是一絲不苟，從不潦草應付，毛筆字寫得工筆正楷，看上去如同字帖一般。每逢過年，應該說是祖父最忙的時候。後來，我慢慢懂得：祖父書寫的是春聯，傳播的是文化，交往的是人脈，奉獻的是精神。

這些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也隱埋在老院子永恆的記憶中。

流失的是時光，老去的是歲月，不老的是精神。曾祖父、祖父、祖母，還有父親、母親，已從這處院子裡走向了另外一個世界。我們這些當年的孩童也都早已遷離了這個“老院子”，天南地北，各據一方。如今有的也已成了爺爺、奶奶，子孫滿堂了。人會一代一代的變老，“老院子”也會愈來愈加蒼老，而永遠不老的，是我們這個家族代代相傳的“忠孝勤儉廉、仁義禮智信”傳統美德及家風。它如同陽光雨露，滋潤著後代子孫的心田。

我與故鄉的感情是深厚的、純真的，與“老院子”的情感是真摯的、永恆的。無論走到哪裡，都不會忘記生我養我的故鄉;無論變得多麼衰老，都不會忘記童年時的樂園——“老院子”。那是我永遠的“家”。

作者|田啟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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