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青年節演講稿（通用3篇）

5月4日青年節演講稿 篇1

風風雨雨的九十年過去了，悲觀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觀，因為和九十年前相比，歷史在諸多方面驚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讓人懷疑：中國的歷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經終結了，不再前進也不再進步。九十年前，在眾多知識分子的千呼萬喚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理性)姍姍來遲;九十年後，兩位九十高齡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猶抱琵琶半遮面，還動不動就被拿出來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觀地瞭解九十年的不變，你可以到圖書館翻開塵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時，請打開電腦，看看我輩在互聯網上搖旗吶喊呼籲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麗句，對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個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前輩忘記寫過? 不曾吶喊過的?——白紙黑字，讓人汗顏，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豎版和橫版的區別而已，以及他們用半文言半白話的詞句表到了現代的思想，而我們使用的則是現代漢語加上互聯網上特有的“草泥馬”句型弄出的春秋筆法……

讓人灰心喪氣的“不變”多不勝數，然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變，而忽視了諸多變化，那我們就永遠是悲觀者了。樂觀者不但看到不變，也看到變，看到希望。

這樣，才能做到“賢者無憂”。

第一，兩種不同的壓力，殊途同歸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被冠以“五四愛國運動”名副其實的。當時的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閉關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後的，落後就要捱打。要想不捱打，必須向西方學習。

看到西方開着炮艦來了，我們急急忙忙搞了洋務運動，“器物”有了，卻仍然慘敗在日本手下……於是繼續反思，光靠槍炮和船艦顯然還不夠啊，還需要制度的變革……於是打仗了，起義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當我們回到百年前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驚訝的發現，在西方本身經過三百年的啟蒙才剛剛實行全民投票選舉的時候，我們九十年前的前輩已經迫不及待 地從善如流，幾乎在一夜之間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時代和眾人前面的先驅們顯然沒有想到，用幾條新式步槍可以驅趕一個腐敗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戰爭也 不一定能夠把幾千年的舊文化和舊思想從中國民眾大腦裏驅趕走……

於是，新文化運動來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在國民大腦裏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適應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軍閥都無法顛覆。這批知識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啟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來了，他們要學習的那個制度，是當時歐美最先進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本質是“以人為本”，是對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歷史給古老的中國開了一個玩笑。就在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攏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一個響亮的耳光。巴黎和會，我們中國人那麼崇拜的西方老大哥們居然在中國戰勝了的情況下還要對中國進行瓜分和分贓(特別是將膠州灣轉交給日本而不歸還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識分子無法在這判若天淵的內政和外交之間作出區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國主義的西方怎麼會是同一個鳥東西，他們，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測風雲，國有旦夕禍福，就在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驚了世界，也徹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發生在這樣一個非常不幸的時候。在五四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暈頭轉向，客觀上是因為“亡國滅種”的危機和世界思潮的變動。當時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圖存的主要壓力來自外部而不是內部。

這是堪稱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最大的不同之一。當時歐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運動完全是“內生”的，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動力來自內部，是對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則是在列強的隨時侵略並亡國的壓力下展開的。

在亡國壓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離對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個人都依附於那個國家――即便那個國家已被劫持。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帶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徹底地依附於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他們愛國了，卻忘記了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則是本末倒置的。於是我們看到在過去九十年裏，不止一次，當竊國者宣佈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裏生存的人，卻淪陷了。

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已經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當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國力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強們”雖然也比以前更加強大，但卻無力、也不 會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們面前沒有了亡國滅種的外部壓力。可是，我們很多知識分子卻感覺到“不變”――我們的心境卻沒有多少變化，我們認為中國 處於轉折關頭，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為我們都感受到了“壓力”――只是這個壓力不再來自列強的炮艦，而來自我們自己――我們內心那種希望國強民富的願 望。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需要五四愛國精神，我們需要走正確的路而不是邪路，我們需要崛起——國家的崛起，更是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崛起。把愛國解釋為愛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國家真正的崛起。

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民眾

當我們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學養的前輩知識分子説得淋漓盡致的時候，我們能不滿臉羞愧?所以，一位學富五斗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説，你們寫那些東西有什麼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説透了，你們只不過拾人牙慧啊!

3.青年節演講稿四篇

5月4日青年節演講稿 篇2

尊敬的各位領導、評委、同志們：

大家好!

我是____公安局____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我叫____。這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徽章在青春中閃光》。

寒來暑往，花謝花開，在五四青年節來臨之際。我在公安事業的征途上，已走過了將近一年的歷程。我作為一名退伍武警士兵，深知維護祖國安寧、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性。我有幸脱下軍裝又着上了警服，這天我作為系統一名普通警察站在那裏向領導、向評委彙報工作，我覺得無上光榮。回首往事，我用心感受這一年的輝煌與自豪，用心思索着一年的追求與發展，用心承載着一年的職責和使命。我驕傲、我無悔，我選取的以懲治罪犯、保護人民為己任的人民警察這一行。

王安石在《登飛來峯》中寫道：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層。年輕的朋友們!站得高才會望的遠。做人民滿意的好警察，需具備高尚的政治品德，過硬的業務素質。否則，保護人民，維護和諧，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大家都明白____公安局到目前為止已經實現了命案連續六年必破，這個個的榮譽可不是吹的，他是靠幹警們用智慧、用毅力、用頑強拼搏的勇氣實現的。當一個個犯罪在僥倖中鋃鐺入獄時，當一個個受害人沉冤得雪喜淚縱橫時，警察在人民羣眾的心理分量是那樣重，閃光的徽章在維護社會治安中是那樣令人信服。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説》中寫道：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責國富。也就是説，國家的未來屬於年輕人，當然，人民公安事業的未來也要靠我們年輕人。____公安局幹警隊伍，是一支年輕的隊伍，他那乳虎嘯谷的霸氣，令犯罪分子膽顫心驚;他那鷹飛九天的豪氣，讓犯罪分子沒有藏身之地;蒼茫大地、萬里藍天是他們的戰場，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犯罪的征程中，他們用鏗鏘的誓言書寫下人民警察為人民的交響樂章。

朱熹在《觀書有感》寫道：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樑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儘管我走進公安隊伍的時間不算很長，但我認真學習業務，研讀幹警們精彩的偵破案例，我折服了：鄉村搶劫羊絨殺人案，幾個小時案犯被逮、恐怖出租屋磕巴殺人案案犯當時伏法、一中少女被殺案的四十天摸排、浩海入室盜財案成功告破公安幹警用行動在歷史的天空中，書寫下浩然長卷在案例的研讀中，我震驚於幹警們的智慧和犯罪分子的狡詐，較量、我驚詫於歷史疑案的犯罪分子泥牛入海和幹警十幾年的耐心等待我驚歎于田間地頭公安幹警們大走訪，解決羣眾困難的感人場面閃光的徽章在人民羣眾中樹立起一座不倒的萬里長城、在犯罪分子的心頭織起一道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網。

在工作中，我向老民警學習，學習他們不畏艱難、勇於犧牲的精神，公安楷模任長霞，就給我熔鑄了一面學習的鏡子。人民公安，人民在前，人民公安為人民，是人民公安的本分職責，這是我們每一位人民警察不可動搖的信念。只有執法為民，服務羣眾，才能履行好人民公安的神聖職責;作為一名基層公安民警，只有懲惡揚善，才能在人民羣眾中樹立崇高威信。因為我明白，公安工作既有法律賦予的莊嚴使命，又有行政管理的特出權利，我要在公安工作中執法為民，清正廉潔，充分體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赤子情懷。

未來的路還長，未來的征途還充滿變數，但未來的我務必不會辜負領導的囑託、人民的信任，因為警服不容我懈怠，徽章不許我氣餒。我自豪，我的青春歲月是在徽章照耀下成長，我自豪，我的青春有在座的諸位前輩光輝照耀!儘管這天我還是一員新兵，但我明白我在平凡中不能辱沒自己的使命，我要用我微小的奉獻，在公安事業的藍天空上塗抹上我青春的光環!

謝謝大家!

5月4日青年節演講稿 篇3

風風雨雨的九十年過去了，悲觀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觀，因為和九十年前相比，歷史在諸多方面驚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讓人懷疑：中國的歷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經終結了，不再前進也不再進步。九十年前，在眾多知識分子的千呼萬喚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理性)姍姍來遲;九十年後，兩位九十高齡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猶抱琵琶半遮面，還動不動就被拿出來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觀地瞭解九十年的不變，你可以到圖書館翻開塵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時，請打開電腦，看看我輩在互聯網上搖旗吶喊呼籲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麗句，對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個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前輩忘記寫過? 不曾吶喊過的?——白紙黑字，讓人汗顏，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豎版和橫版的區別而已，以及他們用半文言半白話的詞句表到了現代的思想，而我們使用的則是現代漢語加上互聯網上特有的“草泥馬”句型弄出的春秋筆法……

讓人灰心喪氣的“不變”多不勝數，然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變，而忽視了諸多變化，那我們就永遠是悲觀者了。樂觀者不但看到不變，也看到變，看到希望。

這樣，才能做到“賢者無憂”。

第一，兩種不同的壓力，殊途同歸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被冠以“五四愛國運動”名副其實的。當時的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閉關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後的，落後就要捱打。要想不捱打，必須向西方學習。

看到西方開着炮艦來了，我們急急忙忙搞了洋務運動，“器物”有了，卻仍然慘敗在日本手下……於是繼續反思，光靠槍炮和船艦顯然還不夠啊，還需要制度的變革……於是打仗了，起義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當我們回到百年前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驚訝的發現，在西方本身經過三百年的啟蒙才剛剛實行全民投票選舉的時候，我們九十年前的前輩已經迫不及待 地從善如流，幾乎在一夜之間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時代和眾人前面的先驅們顯然沒有想到，用幾條新式步槍可以驅趕一個腐敗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戰爭也 不一定能夠把幾千年的舊文化和舊思想從中國民眾大腦裏驅趕走……

於是，新文化運動來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在國民大腦裏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適應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軍閥都無法顛覆。這批知識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啟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來了，他們要學習的那個制度，是當時歐美最先進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本質是“以人為本”，是對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歷史給古老的中國開了一個玩笑。就在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攏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一個響亮的耳光。巴黎和會，我們中國人那麼崇拜的西方老大哥們居然在中國戰勝了的情況下還要對中國進行瓜分和分贓(特別是將膠州灣轉交給日本而不歸還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識分子無法在這判若天淵的內政和外交之間作出區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國主義的西方怎麼會是同一個鳥東西，他們，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測風雲，國有旦夕禍福，就在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驚了世界，也徹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發生在這樣一個非常不幸的時候。在五四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暈頭轉向，客觀上是因為“亡國滅種”的危機和世界思潮的變動。當時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圖存的主要壓力來自外部而不是內部。

這是堪稱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最大的不同之一。當時歐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運動完全是“內生”的，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動力來自內部，是對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則是在列強的隨時侵略並亡國的壓力下展開的。

在亡國壓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離對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個人都依附於那個國家――即便那個國家已被劫持。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帶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徹底地依附於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他們愛國了，卻忘記了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則是本末倒置的。於是我們看到在過去九十年裏，不止一次，當竊國者宣佈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裏生存的人，卻淪陷了。

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已經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當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國力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強們”雖然也比以前更加強大，但卻無力、也不 會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們面前沒有了亡國滅種的外部壓力。可是，我們很多知識分子卻感覺到“不變”――我們的心境卻沒有多少變化，我們認為中國 處於轉折關頭，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為我們都感受到了“壓力”――只是這個壓力不再來自列強的炮艦，而來自我們自己――我們內心那種希望國強民富的願 望。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需要五四愛國精神，我們需要走正確的路而不是邪路，我們需要崛起——國家的崛起，更是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崛起。把愛國解釋為愛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國家真正的崛起。

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民眾

當我們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學養的前輩知識分子説得淋漓盡致的時候，我們能不滿臉羞愧?所以，一位學富五斗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説，你們寫那些東西有什麼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説透了，你們只不過拾人牙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