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精選6篇）

户籍制度 篇1

其實，放開城市落户限制早已不是新鮮詞了，而是近年來的一個高頻詞。

本輪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開啟的標誌性文件，應該是國務院20__年7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意見》，走的是打通二元户籍制路線，提高城鎮化質量。因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寬路線，但學界認為，城鎮化率質量不高，而户籍人口城鎮化率直接反映城鎮化的健康程度，是一個關鍵指標。

20__年9月，國務院正式發佈《推動一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十三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户籍遷移壁壘將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要進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要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户1300萬人以上。

到如今，留給這個目標完成的時間已開始顯得緊迫起來。今年以來，國家政策頻出，城鎮化已開始提速，或者説進入倒計時。

例如，今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下稱《意見》)，要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20__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

而這與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佈《20__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下稱《任務》)才隔了一個月。《任務》明確了相關城市放寬落户的具體要求：

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户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羣體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

今年2月21日，國家發改委發佈的《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出，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同日，公安部召開的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上，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國家頻提放開放寬落户限制，尤其是放開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數據顯示，截至20__底，仍有2.26億農業轉移人口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佈在地級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原所長牛鳳瑞將這部分人羣的現狀稱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羣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户籍已全面放開、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夠的情況下，放開大城市户籍顯得尤為重要。陳亞軍説，要解決好落户的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光靠小城鎮、小城市其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需要推動大中小城市放開放寬落户限制。

雖然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鼓勵發展中小城市，但實際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現在學界更傾向於走發展大都市圈的道路。畢竟大型都市在經濟資源的集聚、效率和節約發展等方面更具優勢。近年來，國家中心城市、城市羣、都市圈的發展，也彰顯着國家要將中心大城市引領作用發揮到最大的決心。

牛鳳瑞認為，突出中心城市的帶動引領作用，更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城市化發展規律。城市規模與輻射帶動能力成正比。應該通過支持一些核心重點城市率先發展，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競爭力，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20__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

要以北京、天津為中心引領京津冀城市羣發展，帶動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

以上海為中心引領長三角城市羣發展，帶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中心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動珠江西江經濟帶創新綠色發展;

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等為中心，引領成渝、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等城市羣發展，帶動相關板塊融合發展。

一方面是要放開放寬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帶動引領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顯而易見，未來大城市的發展更受看好。

但問題是，大城市的發展和落户也不是沒有限制的。儘管中央密集發文要放開放寬落户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詞，落户的全面放開，是將個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據《20__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目前，城區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有13座，除北上廣深這四個超大城市，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瀋陽、長沙9個特大城市。

結合政策，也就是説，在未來，除了上述13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户限制。這個過程中，一大批二線城市將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蘇州、合肥、濟南、青島、大連、廈門、寧波、昆明、石家莊、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户籍放開後，中小城市的發展前景會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滬等超大城市，二線城市還有大把的發展空間。這些二線城市崛起後，不僅可以承擔、疏解一線城市過於集中的部分功能，還可以起到區域發展龍頭的作用，帶動更多區域相對均衡地發展。

放開放寬落户帶來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意見》明確，要全面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户數量掛鈎政策，以及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向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户數量較多的城鎮傾斜政策。

這裏必須要説明的一點是，過去國家強調中小城市戰略的結果是：一線和部分熱點二線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土地供給不足，三四線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土地供給過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錯配。現如今，人地掛鈎的政策更符合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需求，對輸入城市將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有利於輸入地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這個過程中，對一二線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見》提到，到20__年，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基本建成，經濟發達地區、都市圈和城市郊區在體制機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這意味着，未來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為房地產發展的重點。什麼樣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舊村改造會有價值?哪裏的農村户口有價值?當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農村或者貴州、東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遠農村，而是一二線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區的農村。

今年，珠三角，廣州、東莞等地的舊村改造如火如荼。這些地方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也會極大地增加一二線大城市的土地供應。

從總體上看，二線熱點城市的樓市發展前景已經超過了一線城市。

一方面，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間更大;

另一方面，二線城市原有樓價較一線城市要低很多。

實際上，從20__年以來的表現來看，二線熱點城市的房價漲幅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這也符合近年來熱點二線城市經濟崛起的趨勢。

春江水暖鴨先知。今年以來，熱點二線城市的土地市場火爆，各大開發商鏖戰二線城市。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50大城市合計在20__年前5月土地出讓1.59萬億元，同比20__年同期上漲了12.3%。其中，5月杭州土地出讓金收入266億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來，天津、武漢、蘇州、濟南、鄭州、福州等二線城市的土地市場表現也十分搶眼。

一線城市也不是沒有機會。上述《任務》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無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推動產業和人口向一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也就是説，未來一線城市的重點在都市圈的發展上。

尤其是隨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軌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鐵、市域快軌的發展，將會極大縮短周邊地區、鄰近板塊到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時間，讓這些區域變成也可以變成人們常住的區域，從而有利於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區人口，也可以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比如北京周邊的北三縣、保定等地，上海周邊的南通、嘉興、崑山、太倉等地，深圳周邊的惠州等，都將是未來樓市發展的重點。

户籍制度 篇2

到20__年實現1億人在城鎮落户是新型城鎮化重要目標。目前來看，這一任務有望提前完成。

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公安部新聞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發佈的新聞稿顯示，公安部2月21日召開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在會上講話時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孫力軍説，要加快完善户口遷移政策。按照“自願、分類、有序”原則，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開重點羣體落户限制，尤其是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户政策，統籌普通勞動者落户和各類人才落户，爭取提前完成1億人進城落户的任務。要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羣內户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羣户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要探索實行農業轉移人口“宜城則城、宜鄉則鄉、來去自由”的落户政策，為改善農村人口結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孫力軍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要在認真總結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這個會議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審批制，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是一個重大變化。這裏面的一個前提是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也就是説，未來廣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線城市落户將變得十分簡單。

那麼先來説説什麼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據20__年11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 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需要説明的是城區人口的概念。根據“通知”，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而市轄區內的農村地帶，並不計入城區範疇。

也就説，市轄區人口並不等於城區人口。比如合肥去年4個市轄區人口394萬，但並不等於合肥城區人口有394萬。武漢市轄區人口達到了1089萬，但不等於武漢就是超大城市，因為市轄區內還有很多農村地帶和農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鑑，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最為詳細的統計。根據《20__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結合公開資料，統計梳理髮現，目前城區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有12座，除了北上廣深外，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瀋陽。

其中截至目前，我國中心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大關的仍然只有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瀋陽為特大城市。

也就是説，未來除了這12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這不僅僅是三四五線城市，還包括了不少二線城市，如蘇州、合肥、濟南、長沙、廈門、寧波、福州、東莞、青島、西安、大連、昆明、南昌、石家莊等城市，未來這些城市户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對省內其他地市的人來説有較強的吸引力，這些省會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強省會。一旦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這些城市的人口將快速增長。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階段不一樣，在中西部進入到工業化後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以增長極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由於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高教、金融等要素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因此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引領作用就十分關鍵。彭智敏説，現在弱一點的省會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積極凸顯省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報題提出，要高標準提升“引領圈”。編制大南昌都市圈“1+5”發展規劃，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理順贛江新區管理體制。

這些二線城市的發展前景也藴含着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除了京滬這樣的超大城市在嚴格控制人口、進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線城市的人口還將快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房地產企業來説，這些二線城市將成為發展重點。今年以來，很多地產巨頭拿地也紛紛從三四線城市迴歸到二線城市。

地方户籍新政密集出台 1億人進城落户或提前完成

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前，二線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斷放開放寬。2月18日，南昌經開區啟動20__“春風行動”招聘周活動，提供崗位達10000餘個。根據南昌最新落户政策，在南昌市大中專、職業技工院校就讀學生，憑新生入學通知書或在校學習證明辦理落户;全國其他院校就讀學生需將户口遷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讀學生同等條件辦理。

2月1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網發佈《西安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放寬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條件的通知》。這也是西安不到兩年7次升級調整户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確具有本科(含)以上學歷的，不受年齡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學歷的，年齡在45週歲(含)以下。全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教育部學信網在冊人員)，均可遷入該市落户。

今年以來，至少有6個城市出台了落户新政，放寬落户條件。不光是二線城市，現如今，不光是二三線城市，就連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鬆落户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繼去年6月實現大學畢業生引進“秒批”後，今年2月28日深圳將正式實施在職人才引進和落户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層次人才、學歷類人才、技能類人才、留學回國人員和博士後4類。

在廣州，今年1月11日下午，廣州市發改委聯合廣州市人社局、市來穗人員局及市公安局共同發佈了廣州市新一輪遷入户政策體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過40歲即可落户。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説，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推動1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廣深放開落户條件，可以重點解決已經在本地居住就業的人轉化為本地户口，獲得本地市民待遇，這也是落實國家落户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通過放開落户政策，加快外來人口的市民化，讓這些外來人口留在當地，會增加對教育、職業等方面的消費需求，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拉動空間。

實現1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是20__年發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目標。根據前述會議，將爭取提前完成1億人進城落户的任務。同時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羣內户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羣户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

本月21日，國家發改委發佈了《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到，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備條件的都市圈率先實現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積互認，加快消除城鄉區域間户籍壁壘，統籌推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市民化，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佈和社會融合。推動人力資源信息共享、公共就業服務平台共建。

户籍制度 篇3

户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裏，商代人將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為“登人”。

商代屬於奴隸制社會，在當時的貴族奴隸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類的財產並無多大區別，牛羊需要登記，那麼人口登記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身為奴隸主私有財產的奴隸，當然是不可能有遷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離户籍所在地，則會遭到嚴酷的懲罰，有時候甚至會被處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許多小國對領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於是諸子百家的士人們得以周遊列國，宣傳各自的學説，以博取各國君主的重視。

自由的人口流動為自由的思想創造了土壤，因此，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裏，華夏迎來了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高峯期。

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時代，因為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事件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們對秦國境內的客卿非常不信任，於是鼓動秦王驅逐客卿，楚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寫了一篇《諫逐客書》，論述秦穆公以來“以客致強”的事實。

在文末，李斯寫道：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認為，人口流動帶來人才流動，各國英才入秦是秦國能強盛的根本。如果因為地域籍貫的不同，而驅逐人才，那麼秦國就危險了。

秦王嬴政認為李斯説的很對，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讓人才流入他國呢?於是嬴政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廢除了驅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時，已讓商鞅趕緊對秦國境內的人口進行登記。

商鞅變法，將秦國人口按五户為一伍、十户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户之中，選一人為伍長，每什户之中選一人為什長，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為了保障編户制度的約束力，秦法實行連坐，一人犯罪，其餘人都要受株連，戰時若有一人逃亡，其餘人都要被誅殺。

秦國廣納賢才，同時又在內部推行嚴酷的國家軍事主義制度，致使秦軍戰力爆表，終於以偏隅之地，異軍突起，橫掃六合，混一宇內。

秦統一之後，推行郡縣制，然而郡縣制只是國家機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體執行層面時，郡縣一級是遠遠不夠細化的，於是在編户制度的基礎上又延伸出了鄉亭制，即每鄉設“三老”(鄉村元老院)，十里為一亭，每亭設亭長。亭長對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進行户口管理，並維護基層社會治安，同時負責朝廷賦税、徭役的徵收和攤派。漢高祖劉邦就是亭長出身，只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亭長，他的日常除了賭錢，就是在村口酒館裏喝酒吹牛聊閒天。

漢隨秦制，秦漢以降乃至魏晉，除非是遇到長期亂世，實在沒有辦法進行户籍編制，否則人口登記都是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儘管進入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係不像奴隸社會那麼明顯，但在統治者眼裏，人民依然是國家財產，財產必須登記，嚴防資產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寫在教科書裏的聖人語錄，它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裏的天條。

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後，户籍制度曾有那麼一段時期瀕臨瓦解，這主要是長達四百年的亂世戰爭所致。人口的不斷遷徙與流亡，政權的不斷更迭，都讓户籍制度一度幾乎斷絕，但當政權稍稍穩定的時期，統治者都會抓緊時間修補户籍登記本。比如，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條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南方，南齊蕭氏在其短暫的二十多年時光裏，一直把户籍修訂工作當作國策來抓，並讓太子主抓這項重點工作。

在更晚一點的隋唐時代裏，國家實行三長制。即每五里為一保，設保長(俗稱“地保”);五保為一閭，設閭正;四閭為一族，設族長。地保必須熟知自己轄區的各種家長裏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書。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設保甲制，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威望高的人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職。《水滸傳》裏，晁蓋被稱為“晁保正”，説明他也是當地有名的鄉紳，某種程度上來説，他就是大宋朝的執政基石。

明清時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為“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登記人口為主，魚鱗冊以登記土地為主，兩冊一對照，一户人家究竟該交多少錢糧税賦，該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瞭然的。晚清時期，黃冊和魚鱗冊幾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門裏的行房書吏們世代把持，傳子不傳婿，是當地吏員們的傳家之寶。因為必須有這東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種租税，所以任憑換了哪一任官老爺來，都炒不掉這些書吏。

那麼，為什麼歷朝歷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為國策來抓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古代的中國一直是農耕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第一大產業，農業税是財政第一大税種，而税收直接關係着政權的生死存亡。農業税的根基有兩條：一個是農業人口的多寡，一個是徵税土地的產能，因此人口管理與土地管理一樣，都是農耕社會裏的基本國策。如果土地和農民都越來越多，那麼國家財政的興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經常遷徙的流民，則意味着國勢衰微，亡國之日可期。

至於重農抑商，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商業税在中國古代税收體系裏佔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而農業税則不同，它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所在。

為了讓帝王們的子孫們能夠千秋萬代仙福永享，帝國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來保證農民們世世代代地在那塊土地上做工蟻，因此，幾千年來無論時代風雲如何變幻，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帝國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堅不可摧。

户籍制度 篇4

20__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裏提到，接下來的幾年裏，中國要繼續加快“新型城鎮化”的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所謂“高質量的城鎮化”，其中就包括城鎮人口的量變與質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空間擴大了三倍多，但空間上的城市化沒有相應產生人口城市化，户籍問題將3億農民工擋在了城市之外，他們難以享受城市化建設的成果。

但是，户籍政策正在逐步調整，公平的城門正在從制度層面逐漸打開。

4月8日，發改委官網發佈的一份“超級文件”引發社會熱議，不少媒體認為，它意味着中國户籍制度將發生巨大的變革。

這份名為《20__ 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文件本身並不是針對户籍制度改革的，但其內文中提到：

積極推動已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户。繼續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户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羣體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採取差別化精準化落户政策，積極推進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落户。允許租賃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壓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強化督促和監測評估。

若干年後回頭再看，這份文件或將成為新的户籍政策改革分水嶺。

這份文件的里程碑意義在於，它將户籍改革的目標瞄準了城市端。根據這份文件的精神，50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很快就會基本消失，而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數量在中國佔比並不太多，這也就意味着絕大多數城市端的户籍限制會消失。

那麼，這裏可以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上發生這樣的轉變呢?

答案是，形勢正在起變化。

近年來，計劃生育制度的弊端慢慢已經獲得全社會廣泛認知，這個計劃經濟體制裏最頑固的制度已經導致了中國人口斷崖，在這個新形勢之下，中國農村的可城鎮化人口已經不多了。如果説改革開放初期，農村人口的釋放為城市建設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那麼當代中國農村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消失。相應的，農村入城人口給城市端的壓力大大減輕。

其次，中國許多城市的人口正在飛速下降。20__年，古城西安率先打起“搶人大戰”，全國幾十個城市聞風而動，加入戰團。很多城市與其説是在搶奪人才，不如説是在搶奪人口。因為年輕人口的不斷流失，許多城市的老齡化形勢非常嚴峻，而一座沒有年輕人的城市也就意味着它沒有未來。

當初城市端户籍政策難以放開的關鍵在於城鄉人口之間的利益之爭，而當下這裏的利益蛋糕已經很小了，可爭的東西已經不多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東北三省，當地老齡化問題特別嚴重，以致於社保養老金缺口巨大，沒有足夠的年輕人繳納社保，卻有大量的老人要取養老金，這致使當地的財政捉襟見肘。當年爭得頭破血流的城鎮户口，現在的吸引力已經不如從前。形勢的變化促使城市的決策者們必須重新權衡户籍放開的利弊。

這個邏輯其實也正好解釋了為什麼5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户籍政策還不能全面放開。

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基本沒有出現人口衰竭問題，特別是一些“超級城市”，它們依然面臨着持續不斷的人口湧入，所以它們推進户籍改革的原動力沒有那麼強。它們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當前的城市優勢，儘量去吸納高端人才，而不是見人就收。

户籍制度 篇5

在當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户口是非常珍貴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當地户口，再有成就也不過是個“X漂”一族。而“X漂”這個詞，意味着他沒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裏是哪裏，全憑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還罷了，而一旦遇到結婚生子、孩子就學之類的問題，“X漂”一族就會感受到什麼叫“令人抓狂”。

一個户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這句話絕非誇大其詞。

很多人以為，這種情況是因為當代人口眾多導致的，但實際上，在人口相對稀少的古代社會，户籍制度的威力比當代還要強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個人沒有户籍，那他就不會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產資料，沒有土地就無法正常生活。

凡是沒有户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麼保護流民的權益，因為流民不納税，會被視為帝國的蛀蟲。流民的主體是兩種人：乞丐和盜賊，而這兩種人經常會身份互換，因此在很多時候，殺死流民會被視為剿滅盜賊，即便是誤殺，也常常會因為沒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當代流行穿越劇，但那些穿越劇通常都是腦洞清奇的作品。實際上如果真的能夠穿越的話，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穩定一點的時代裏，幾乎100%會因為沒有户籍而被當作盜賊被通緝;假如穿越者落在亂世之中，那麼幾乎99%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沒有户籍就不能成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進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會因為沒有户籍而淪為賤民。在隋唐時代，這類人會被登記在一種特殊的冊子上，這叫“非編户”，他們通常是貴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無户籍的穿越者被人發現，那就會被當做逃奴抓起來，如果聯繫不上主家，那就會被官方拍賣。另外，這種“非編户”賤民無法脱籍，這口鍋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地背下去。賤民脱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才有，而且還需要放棄“賤業”之後三代才能參加科考，但即便如此嚴苛的條件，在當時依然被視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為無户籍，所以無法參加科舉，即便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裏説給狐仙去聽。

在古代，沒有户籍是無法旅行的，再有錢也不行。户籍意味着人員無法自由遷徙，如果有事要離鄉百里以上，就得找當地政府出具文書，也就是路引。路引萬分重要，絕對不可遺失，否則身處異鄉會被按遊民處置，輕則流放，重則殺頭。

住店必須持有官方發放的路引(介紹信)，否則店家要受連坐。如果沒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嶺找黑店住，萬一不小心中了雞鳴五鼓斷魂香，第二天早上就變成了熱氣騰騰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麼辦法能逃脱強大户籍管理，作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時候也發現這個制度實在是沒有什麼漏洞可鑽，所以他也因為沒有介紹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馬分屍了。

不同的户籍之間享受的政策紅利也有極大的不同。

在古代，户籍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一個人生在京城，哪怕是個普通人家，也可以認為這孩子生來命好了，因為古代京城與偏遠地區之間的GDP可能會相差幾個時代，而其所處的環境也決定了京城人士的見識、習慣和發展空間都會比其他地區勝出許多，如果要參加科舉，京城人士的路費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説到的陳湯，無論他取得怎樣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個山陽瑕丘人，到死也是一個連長安户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對於古人改變命運的主要渠道——科考來説，户籍制度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政府會按地域來分配錄取名額，同時還要審核考生的户籍身份，只有經濟嚴重欠發達地區才能和京城一樣享受更多的錄取名額。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間，也會展開篡改户籍與反篡改户籍的攻防戰。

户籍制度 篇6

户籍制度的核心在於人與土地之間的依附關係，因此它只能在農耕社會流行，但隨着農耕時代逐漸落幕，户籍制度的瓦解已成大勢所趨。

改革開放是中國農耕社會趨於瓦解的時代分水嶺。

自1978年以來，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務工，大量農民直接轉變為產業工人，或者進入“農忙返鄉，農閒務工”的半工半農的狀態，於是“農民工”這個頗具時代感的詞彙隨之誕生。農民工，這本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詞，但它直觀地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特點。

但是，改革開放初期，户籍制度的瓦解是從農村端開始的。農民與土地脱鈎，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進城務工，這只是户籍制度中農村端的鉅變，而對於從農村釋放出的大量的人口，城市端並沒有同步做好吸納大量人口的準備。

城市端户籍改革的困境在於利益分配調整的艱難。

城鄉之間的差異化自古以來就有，城市人口離政權更近，因此自古以來城市人口都會有利用政治優勢在城鄉收入再分配體系裏佔農村人口便宜的衝動。故而在農耕社會裏，農民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税收壓力，卻幾乎不可能從社會再分配過程中獲得相匹配的回報，因為人們一直習慣於將資源投入城市，而不是鄉村。

古詩有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這就是標準的古代農耕社會裏農民境遇的寫照。

新中國初期，國家集中力量建設工業城市，而為了快速實現這一目標，中國農民再次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做着最髒、最苦、最累的工作，但他們能夠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卻不能於城市居民相比。

城市中的既得利益者們在政治體系裏的話語權遠勝農村人口，所以各大城市的落户難問題的根源其實不難理解。

改革開放之後，這個社會難題也沒有得到迅速解決。

八十年代，中國户口本分為紅本和藍本。紅本代表城市户口，紅本户口在入學等很多方面享有優惠福利政策，而代表農村户口的藍本則一度成為許多人的時代傷痕。紅藍本問題就是當時城市未能做好人口吸納準備的一個集中體現。

九十年代，中國部分城市曾實行過户口買斷政策，藍本公民可以通過付費方式變成紅本户口，但是僅限於同一城市之內。這是當時農村户籍轉變成城市户籍的主要方式，但是這種方式也沒能持續多久。

當時人們曾經一度樂觀地認為，中國傳統的户籍制度很快就會消失，但是，直至今日它依然存在着。

由於當初的户籍制度只放開了農村端，而城市端這一塊一直處於繼續管制之中，因此中國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局面：農村釋放出大量的人口，但城市卻無法順暢地吸納。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比如，四十年來農民工羣體為中國城鎮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城市裏留給他們的位置既不好也不多，那麼當這一代農民工集體老去的時候，他們怎麼辦呢?城市留不住他們的身體，而農村又已經留不住他們的靈魂。

過去四十年裏，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成就主要體現在城市硬件的建設上，而社會結構的城鎮化節奏則相對緩慢。但是，所謂的城鎮化進程，並不是有了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就算完事，城鎮化的概念裏除了城市硬件設施的建設之外，還有居民的身份轉變。城鎮化浪潮帶來的大量新城市人口，怎樣讓這些進城的農業人口正式轉變為市民，這是一個重要課題。

畢竟，如果城市裏沒有市民，那麼城市就沒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