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調研報告

XX年的暑假，我到惠州以打工的方式參加了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在此次暑期實踐過程中，我着重調查了新生代民工在當今社會的發展狀況。

當前，在中國2億進城務工的農民中，1980年後出生的約有1.4億人之多，佔務工者的60%多。XX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將他們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羣體——“新生代農民工”給予重點關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會特點

新生代民工是難以定義的一羣社會羣體。儘管現在他們仍被社會歸類於“農民工”，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內心裏抗拒這個稱呼：有人稱呼自己為“新產業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廣“新工人”這個稱號以取代農民工的羣體標籤。但是不管怎麼説，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羣體特徵（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經使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許，從他們想要成為的社會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廣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標。

總之，他們是時代的新人，轉型期中國湧現出的又一個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會羣體。我認為，當今社會對他們的看待，應有全新的視角；對他們的評判，應有積極的態度。那些城市人戴着有色眼鏡的嫌惡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闆居高臨下的擔憂和憐憫，都無助於我們瞭解這一肩負歷史使命的羣體，更無助於國家正確處理這一羣體的有關事務。唯有在更深更廣的時代層面上，我們才能尋找到這一羣體的準確定位，他們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一代承載者，中國未來的又一羣創造者。

自從改革開放將中國推入世界經濟大潮以來，交織了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的新社會主義夢想就成了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追求。如今，這個夢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動力，那就是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廣泛了，那些揹着筆記本電腦四處奔波的也是民工，社會需要大量的技術型人才，所以今後的民工應該抽出精力時間提高自己的專項技能，也就是説要有一技之長。過去百萬民工過大江，現在沒有技術的活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幹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帶來的必然是結婚生育後代教育等問題，民工賺錢難，花銷的確因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術工人的路線，同樣的活你能做，別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飯吃，拿的就多。社會就業是殘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強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費特點

新生代民工的金錢價值觀比起老一屆民工發生明顯的變化：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他們不同於父輩的顯着特點。

據我在暑期實踐期間內的調查，XX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廠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掙錢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將近七成的工資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們把超過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娛樂例如：上網、唱k和電話費上。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和固有陋習的影響，出現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現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廠，新生代農民工60%是剛剛從學校畢業就直接進入城市打工，既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吃苦耐勞的能力和精神，過分追求較好的生活，勤儉節約的品格逐漸淡化。根據我的調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讓收入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前沿挑戰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隨着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併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他們的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其長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徵、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繫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為執着，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願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後回鄉務農。在森裕鞋材加工廠，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來自河南一帶，鄉下的生活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對物質的要求，城市的時尚節奏才是他們所追求的夢想。

3、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回到農村難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挑戰

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面臨的前沿而又現實的挑戰突出表現在：

1、他們的勞動供給和就業行為明顯不同於第一代農民工。在不同時代成長的農民工有着不同的閲歷和自身不同特點，導致他們追求目標、偏好等不同，因此，僅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羣體的傳統研究方法不能瞭解當今農民工勞動市場的供求狀況。新生代農民工因為他們的效用和目標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導致了他們的勞動供給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均衡點與廠商需求之間存在“間隙”而出現“民工荒”等現象。

2、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要勝過第一代農民工。在心態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於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務農的最後一條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於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於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願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救急網絡的保障。

3、他們的市民化問題如不能順利解決，將直接關係到城鄉的社會穩定。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羣體。他們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識和行為已接近於城市人，但因為個人、制度和市場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滯留在農民工隊伍中。隨着第二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如果長期不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累積到一定時期和規模時很有可能引發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於第一代農民，人們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頭亂髮”，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廠的招聘上，出現了不少與此大相徑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年齡普遍在16到25歲，會説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不時地從包裏掏出名牌手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受教育程度較高（學歷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學）；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和就業觀。“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髒、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裏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在惠州眾多工廠裏：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後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於“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就業發展的機會。

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築工地等是他們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製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特別是

廣東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產業（服務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裏買房，能像城裏人一樣平等地生活。

因為有着更多的社會期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雖然我來自農村，但這並不代表我對生活質量沒有要求。我同樣需要娛樂，需要交友，需要上網來了解全國各地的信息。”“我有技術，不愁工作，我要進大企業工作。”這是一個第二代農民工對找工作一直持觀望態度。

許多用工單位很需要這些人,但也對此表現出了相當的擔憂。“現在不少年輕人，在工廠有點不高興，什麼也不想，馬上走人。”我曾經採訪過森裕鞋材加工廠的人事部負責人，他説：“用人單位有一部分認為，第二代農民工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敬業精神差。歧視與城市融入‘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於思想的時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時候都要注重時代隔閡，大多公司都是以‘70後管80後，80後管90後’的模式在運行。”

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村有了大量剩餘勞動力，當城市工礦產業改革邁開腳步時，大批農民湧入城市務工。城市對農民入城，既歡迎又有些排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幹的是最苦、最累、最髒、掙錢最少的工作，的確填補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方便，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湧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拒斥意識。

入城務工人員所受到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待遇，與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確實也是“二等工人”。他們與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還把他們當作另類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規定限制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就業。

這些現象，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妨礙城市發展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人們直接的感覺，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與城市市民的距離。

四、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六大問題是：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後於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受户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受損問題，都是社會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五、怎麼樣解決新生代民工所面臨的問題

第一，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動不成問題的今天，户籍制度的本質是依附於其上的種種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統工程，各級政府應着力研究儘快採取行動。在沒有放開“新生代農民工”入户時，城市管理者應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儘量為農民工提供與當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除養老保險等外，要格外重視失業保險，以幫助職業不穩定的農民工度過困難期。各地政府應逐步降低農民工入户門檻，爭取儘早取消户籍的城鄉劃分這種不公平的等級劃分。

第二，要為農民工獲得城鎮住房制定相應的政策。新生代農民工要想擺脱流離顛沛的狀態，“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客觀地説，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願首先將農民工納入自己的保障住房範圍，若農民工可購買經濟適用房，將吸引過多農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負。目前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為新生代農民工修建宿舍或單身公寓。長遠看，應綜合考慮集體農村土地制下農民入城后土地權益的變現問題，即將農民工作為集體一員“共同所有”的土地，轉變為其個人的財產性收入，變為購買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動員社會力量，提高農民工的文明素質，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創造條件。儘量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免費或低學費的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幫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謀生技能。政府、用人單位、公益組織等，應為農民工舉辦更多活動，或者支持農民工自己舉辦，加強農民工與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強農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訓，在基礎教育上保證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們能夠通過接受高等教育等改變命運，有一個正常的通道來完成社會地位的轉變和上升。

總地來説，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時代的氣息，這些氣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他們身上也帶有一些時代的陋習，約束他們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發展又要社會來提供保障，兩者相互相乘。

除了社會要改變對新生代民工的看法和待遇之外，新生代民工的崛起還有賴自身知識的增加，中國的崛起靠的還是知識。在學好技術和本領的同時，新生代民工還應抓住工作中的機遇和挑戰，適時的表現自己的能力，搞好與周邊的人的關係，抓住機會往上發展。與此同時，對自己嚴格要求，要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分步突破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協調社會與新生代民工的關係，新生代民工必定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他們的輝煌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