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

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

我非常高興能來到這裏，也非常榮幸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這麼多人面前發表演説，我多少覺得有得誠惶誠恐。人們覺得這類事情對於寫作的人來説是輕而易舉且順其自然，可是對於一個作家——至少是小説家而言——演講常常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這就像學校課堂裏區別書面和口頭作業的差別，小説家更有寫的才華，而不是説的本領。他已經習慣了保持安靜，他演講起來會吞吞吐吐，因為他早已習慣把自己的話刪掉。在幾遍的修改之後，他的表達可能變得明朗。但真的發言時，要修正那笨拙的語句就手足無措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的一些人在演講時一會兒躊躇遲疑，一會兒流利飛快好像我們等着隨時被打斷。這也是為什麼我和許多人一樣產生了寫作的慾望，在童年結束的時候。你希望大人們會讀你寫的東西。也就是以那種方式，他們才會靜下來聽你説，也不會來打斷你。同時，他們才會真的瞭解你的心聲。

得知獲獎的時候我覺得這很如夢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為什麼你們選擇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強烈地意識到一個小説家對自己的作品是多麼得無知，而讀者們對它的理解又是多麼深刻。小説家永遠成不了他自己的讀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時刪掉手稿的語法錯誤、重複或者多餘的贅述的時候，他對自己的書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畫家在天花板上畫壁畫一樣，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細節，距離太近，就沒有作品的整體感。

寫作是一項奇怪的、孤獨的活動。在開始寫一部長篇故事的頭幾頁總有叫人沮喪的情緒。每天你都覺得自己在一條錯的軌道上，進而產生一種強烈的衝動調轉頭去走另一條路。重要的是，不要屈從於這股念頭，要堅持下去。

當你快寫完一本書的時候，感覺彷彿掙脱了，已經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我敢説，你寫結尾段的時候，書會“展現”出一種敵意，迫切地掙脱你的枷鎖。而且當它離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時間給你想最後的幾個詞。它結束了——這本書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經把你忘卻。從現在開始，它會從讀者那裏找尋它的自我。當這些發生的時候，你就會感到強大的空虛和一絲被拋棄的感覺。這也是失望的表現，因為你和書的親密關聯是那麼短暫。這種不滿和未完成的感覺就驅動着你去寫下一本書，再恢復兩者的平衡。

所以，讀者比作者自己更瞭解作品。小説和讀者的關係宛如沖洗攝影膠片的過程。暗房裏，影像一點一點清晰起來。當你讀小説的時候，也會產生類似的化學反應。不過，要維繫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和諧，重要的就是永遠別讓讀者透支，不知不覺地哄哄他，給他足夠的空間讓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鍼灸的藝術，針要被插在精確的要點上，神經系統才能流通順暢。

我一直妒忌音樂家，因為他們掌握着比小説高級的藝術。詩人也是，很像音樂家和小説家。從孩提時代起我就寫詩，這就是為什麼我記得以前讀過的讓我共鳴的話：“寫不成詩的人來當散文家”。對於小説家來説，音樂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觀察到的人、景、街譜成曲，這對他來説可能還不完美。他會後悔沒能做一個真正的音樂家，也沒法寫出肖邦的《夜曲》。

我是一個戰爭的孩子

諾貝爾獎宣佈後用來代表我的一個短語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戰法國被佔領期間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出生於1945年的人一樣，我是戰爭的孩子，更準確地説，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歸功於被佔領時期的巴黎。當時生活在巴黎的人想盡快忘記的地方，至少只要記得日常的細節，那些展現了他們所幻想的與和平歲月並無差異的生活點滴。後來，當他們的孩子問起當年的歷史，他們的回答也是閃爍其詞。要不然，他們就避而不答，好像希望能把那段黑暗的時光從記憶中抹去，還有就是隱瞞一些事情，不讓孩子知道。可是面對我們父母的沉默我們明白了一切，彷彿我們自己也親歷過。

被佔時期的巴黎是一座古怪的地方。表面上，生活“像之前一樣”繼續——戲院、電影院、音樂廳和餐館依舊營業。收音機裏還放着音樂。去看戲、看電影的人還比戰前多，好像那些地方就是能讓人們聚在一起避難，靠近一起彼此安慰。可是，離奇的細枝末節都在説明巴黎已不是昨日的模樣。鮮少的汽車、寧靜的街道……都在表明這是一個寂靜之城——納粹佔領者常説的“盲城”。

就在這樣噩夢般的巴黎，人們會在一些之前從不經過的道路上相遇，曇花一現的愛情從中萌生，明天能否再見也是未知。而後，這些短暫的相遇和偶然的邂逅也有了結果——新生命降臨。這就是為何對我而言，巴黎帶着原初的黑暗。如果沒有那些，我根本不會來到這個世界。那個巴黎一直纏繞着我，我的作品也時常浸潤/沐浴在那朦朧的光中。

一個作家的出生時間和那個年是他永久的標記。如果他寫詩，詩句就表明着他所處的時代，也永遠不可能在其他的時代裏寫成。葉芝的詩就是這個道理，我總是被《柯爾莊園的天鵝》所打動。葉芝在公園裏看着天鵝在水中滑行：

自從我第一次數了它們

十九度秋天已經消逝

我還來不及細數一遍，就看到

它們一下子全部飛起

大聲拍打着它們的翅膀，

現在它們在靜謐的水面上浮游

神祕莫測，美麗動人，

可有一天我醒來，

它們已飛去。

哦它們會築居於哪片蘆葦叢、

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

使人們悦目賞心?

十九世紀的詩歌裏常常有天鵝——波德萊爾或馬拉美的詩裏都有。但這首詩不可能是在19世紀寫的。它有着20世紀才出現的特定的節奏和憂鬱。

20世紀的作家偶爾也會感覺被他們時代所禁錮。閲讀19世紀的偉大小説家——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或帶來一種特定的戀舊之情。在那些年歲，時間慢慢地流逝。那樣的節奏與小説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為“緩慢”讓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從那時開始，時間加速，斷斷續續地前行。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就是過渡的一代。我好奇着下一代，在互聯網、手機、電子郵件和微博時代出生的人，他們如何通過文學來表達這個註定每個人都會“相連”，而且“社交網絡”侵蝕了一部分親密和私密的東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賦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為小説的主題。不過我對文學的未來仍抱着樂觀態度，我深信未來的作家會守護並繼承衣缽，就像荷馬以來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總要在作品裏試圖表達一些永恆的東西，閲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儘管已經過了一個多世紀，儘管安娜穿着1870年代的裙子，我們依然覺得她離我們很近。還有諸如愛德加·艾倫·坡、梅爾維爾、司湯達這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他們離世後兩個多世紀，遠比他們在世時更受歡迎。

用x光審視巴黎

那麼，小説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樣的距離?他們需要與生活保持一點距離，因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會看不清生活本來的樣子。但是這樣的距離不會限制作者將書中人物和現實中的人物建立某種聯繫。福樓拜説“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爾斯泰一下就從一個卧軌自殺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説人物的影子。宏觀到托爾斯泰描寫天空和風光，圍觀到他描寫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閃，這種寫作者將生活寫入作品的天分隨處可見。這種狀態不是自戀，因為這種狀態需要同時忽視自我，並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錯過每一個細節。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將注意力投入個人的寫作，而是要達到一種澄澈的境界來觀察外界，才能最終寫成一部小説。

我就不宂長地敍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經歷一定也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筆。我長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瞭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輾轉於不同的地方和房子裏。後來，這讓我想試圖通過寫小説來解決這些迷惑，希望寫作和想象力能最終幫我把這些零散的線索都串起來。

愛德加·艾倫·坡在他的短篇小説《人羣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館中觀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斷行走的人們，喚起了對人性的關注。他選擇了一個長相怪異的老年男子，並通宵跟隨他到倫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認識他。但是這老人是“人羣中的人”，所以跟着他也毫無意義，這老人並不作為個體存在着，他只是大眾過路者中的一員，行走在擁擠的人羣中，迷失了自己。

詩人托馬斯·德·昆西年輕的時候也有這麼一件事，讓他終生難忘。在倫敦擁擠的牛津街上，他和一個女孩成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樣。他陪伴了她幾天，直至他要離開倫敦。他們約定一週以後，她會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時間在大提茨菲爾街的街角見面。但是他們自此就再也沒見過彼此。“如果她活着，我們一定都會尋找彼此，在同一時間，找遍倫敦的所有角落;或許我們就相隔幾步，但是這不寬過倫敦街道寬的咫尺之遙卻讓我們永生沒再相見。”

隨着時間流逝，城市裏的每個街區，每個街道都能引發起在這裏出生或成長的人的一段回憶，一次碰面，一點遺憾或是一點幸福。一條同樣的街道串聯起一段回憶，這地方几乎構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這裏逐層展開。那些千千萬萬生活在這裏的、路過的人們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回憶。

這也是為什麼在我年輕的時候，為了幫助自己寫作，我試着去找那些老巴黎的電話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門牌號排列條目的電話本。每當我翻閲這些書頁，我都覺得自己在通過x光審視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亞特蘭蒂斯城，透過時間一點點呼吸着。這麼多年過去了，千千萬不知名的人們留下的就只有他們的名字、住址和電話。有時候，過了一年，一個名字就消失了。翻閲這些老電話本，我會想，如果現在再撥打這些電話，大概多數都無人接聽吧。後來，我看到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被深深觸動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淚，

我的脈搏，我童年種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還有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尋死者的聲音

所以當我看着那些老巴黎電話本的時候，我開始想寫我的第一本書。我要做的就是在這千千萬的名字裏，用鉛筆劃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想象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你可以放縱自己，消失在大城市裏。你也可以改變自己的身份，開始新生活。你也可以從一個孤立的地址開始長期調查一場預謀。我一直對搜尋令中的一句話非常有興趣——“最後一個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時間的流逝都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19世紀以後，城市就成了小説家們的“領地”，很多偉大的小説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爾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聖彼得堡、永井荷風和東京、雅爾瑪·瑟德爾貝里和斯德哥爾摩。

小説看見冰山

至於我的作品，授獎詞説“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其實這樣的讚譽不單單是對我的作品，還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寫作也是如此。這是一種特別的記憶，試圖從往昔捕捉一些隱匿的、未知的，幾乎在地球上沒有留下痕跡的零零碎碎。當然，它們都與我出生的1945年有關。城市被毀，所有人都消失的情況讓我，和我這一代人，對記憶和遺忘的主題更為敏感。

不幸的是，我覺得只有普魯斯特的本領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對過往的追憶。他描述的社會仍舊是穩定的，19世紀的社會。普魯斯特的回憶讓歷史在其所有的細節中重現。如今，我感覺到記憶遠不如它本身那麼確定，始終處於遺忘和被遺忘的持續的鬥爭中。這一層，一大堆被遺忘的東西掩蓋了一切。也就是説，我們僅僅能拾起歷史的碎片、斷裂的痕跡、稍縱即逝的且幾乎無法理解的人類命運。

但這就是小説家的使命，在面對被遺忘的巨大空白，讓褪去的言語重現，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