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雷鋒體會：學習雷鋒好榜樣

”

又到了鶯飛草長的三月了，這個三月和以往略有不同的地方是又開始號召“學習雷鋒”了。

還記得我上國小國中的時候，是認認真真看過雷鋒的電影，學習過雷鋒的事蹟，背誦過雷鋒的日記的；

到了我站在大學的講台上時，初初發現我的學生們竟然已經不知道雷鋒是誰的時候，心裏不是沒有憤慨的，

因為對於我們而言，雷鋒已經成了一個好人好事的符號了。

然而，這是不是意味着到了今天仍然要依靠雷鋒來解決中國社會的“失德”問題呢？

首先，我想糾正的是，很多人反對把雷鋒重新拉出來，認為雷鋒是文革的產物。

其實我並不認同。

雷鋒這一典型的塑造是具有信念上的積極意義的，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毛主席的英明之處。

在那個打倒了孔家店的、抹平了一切差異的年代，民眾需要一個追求卓越的理由。

既然不能再追求成為有德的君子、聖人，人與人之間精神上的區別如何體現呢？

毛主席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平凡的普通人都依然可以成為精神上卓越的人，都可能達致偉大與崇高，這就是，堅持一生做一個好人。

偶爾做一件好事，僅僅是一個道德踐行而已；

但如果堅持一生，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第一，孔子説，吾道一以貫之。堅持本身就是一項美德；第二，追求做一個好人，毫無疑問有助於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第三，通過堅持做好人，可以從渺小中成就偉大，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在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時候追求自己的夢想、成為卓越的偉人。在一個信仰缺失的年代，這就是一個最切近的便於堅持的信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60年代學習雷鋒這一做法，填補了當時傳統文化被打倒之後的信念缺失，以一種最為直接簡便的方式讓每一個普通的民眾有追求有信念，而這種追求與信念又是有利於社會穩定的。在當時絕對是一個有着政治上遠見卓識的行動。

其次，我想申明的，世易時移，今天不能把雷鋒擺出來和當年毛主席不能把孔夫子擺出來性質是一樣的。可見，今天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太沒創意了，比起40年前，實在低了不是一個段位啊。為什麼這麼説，理由如下：

第一，當年號召學雷鋒，是因為那個年代是有信念的年代，只是終極目標過於遙遠，我們不能指望一個遙遙無期的烏托邦具體指引我們的生活，所以需要一個切近的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追求，這個追求與那個我們信奉的終極目標並不衝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共產主義讓我們相信我們在物質上終有一天會得到滿足，在物質尚未滿足的情況下，通過現實的努力成為一個偉大的人先滿足了我們的精神需求。然而市場經濟的今天，不是需要為信念填充一個切近的內容，而是信念本身已經缺失了；不是大家不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卓越的人，而是沒有人再追求卓越；不是沒有人不知道應該做一個好人，而是大家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好人了，沒有充分的理由與充足的動力了。學習雷鋒能解決的，僅僅是前者，而非後者，當根基不存時，學習雷鋒就只是一個口號而已，不具備任何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在一個社會分工不明確的時代，做好人好事是一個沒有任何歧義的概念，操作簡單便於執行。然而在一個社會被分化為各個不同的領域的時代，做好人變得不僅需要意願，也需要相應的智識能力。單純的好人只能留在私人領域去做，可是私人領域的空間其實很有限。在政治領域，一個政府最大的美德可能恰恰是不要想着做好人好事，才反而最有利於全體大眾。這個標準太高，還是想想怎麼盡忠職守，把自己應盡的責任履行好吧。在經濟領域亦然，如果企業家的資金都用來做好事而不能轉化為資本繼續創造利潤的話，只怕也不利於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巴菲特在成為世界首富之前並沒有捐過錢，因為他覺得資金只有在他 的手裏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當然他後來承諾捐出全部身家的85%，而他這樣做顯然與學習雷鋒的關係不大，而是與西方整體的文化傳統有關。

由此可見，在今天號召學習雷鋒，無論是從目的上還是手段上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失德問題都難有成效。

最後，如果這個舉動僅僅是沒有成效，或許並不值得我們花費如此大的精力來討論，反正政府做的沒有成效的事情也不差這一件了。問題在於這種由政府出面呼籲德性的方式本身藴含着執政者對於道德自身乃至其執政職能範圍的理解與定位，可怕的不是政府做了什麼，而是政府在認定這樣做是合理之後還會做什麼。

第一，這意味着對於市場經濟的理解有問題。從“房地產商應該留着道德的血液”到“跌倒老人攙扶條例”再到“全社會學習雷鋒”，體現的是同樣的邏輯，即資本和道德，特別是傳統的捨己為人的道德，毫無疑問的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的，這是任何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存在的矛盾，從亞當斯密開始就一直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或許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一直見仁見智，但起碼有一點應該是能夠達成共識的，就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尊重理性人追求合理的利潤最大化，所以房地產商道德與否與他們的利潤率高低沒有必然關係，當政府把房價居高不下的責任推到房地產身上時，就意味着政府撇清了自己的責任。一旦缺少了這種最基本的尊重，就意味着個體的財產權是潛在的受到威脅的。當道德的帽子扣在企業家頭上時，企業家可能需要通過讓渡一部分財產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道德了。中國的慈善一直存在問題與這點混淆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此處就不做贅述了。

第二，這意味着對於政治的邊界理解同樣存在問題。前文已經説過，好人好事在當代社會是一個過高的標準，極易產生歧義。往好裏説，一個政府應該規定的是最低標準的強力執行，從而為它的全部公民提供自由發展的各種可能性，而不是讓所有公民都按照一個標準行事，都被刻畫成一個樣子，這是不現實的。往差裏説，這個過高的標準好像一頂巨大的帽子，可以扣到任何政策之上賦予其某種合理性，只要它打着道德的旗號。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製造的恐怖也好、納粹的奧斯維辛大屠殺也好、中國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哪一次社會的大動盪不是伴隨着全體人民道德激情的高漲？！當“悲憫”與“良知”不再是一個人與自己內心的對話、交流與反思，就是社會性混亂的始作俑者，這是太恐怖的。在價值多元化的今天，一個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好方法是提供一個程序正義的制度平台，把經濟的還給經濟，把道德的還給道德。沒有人能規定道德的合理形態，只有現實能夠決定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與道德。這個現實包括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現狀，現實不是不可改變的，但不能被硬生生的改變。政府能做的只是調整政治制度，進而生成與之相匹配的全民接受並自覺遵守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