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生入黨自傳

我叫黃賢波，男，漢族，22歲，共青團員，目前就讀於西安理工大學水利水電學院水工系，現任校報編輯部學生記者，除此並無其他職務。

1986年7月1日，我出生在我國著名的牡丹之鄉—山東省菏澤市一個普通的小村子裏。

我的父母都是中國最典型的農民：樸素、善良、勤勞、勇敢。正像雙親繼承了祖輩優良的傳統作風一樣，我也繼承了他們的品性：父親的沉默，母親的温柔;父親的老實巴交，母親的端莊大方。我成長在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之地，自幼沐浴在黃河的懷抱，渴飲黃河甘甜的水，感受她的博大精深、深邃包容，從思想底部就深烙“頑強拼搏、自強不息”的精神紋身。

父母經營着的只有6畝旱地而已，收入甚微，經濟拮据，供我們兄妹三人上學，實在是步履維艱。兒時的回憶只是停留在自家的三畝果園裏：青綠的樹葉，青綠的果皮，青綠的天空。

和諧安靜舒坦的童年生活遙遙飛逝，模糊的記憶停留在村邊小河裏的青蛙和泥鰍，停留在古銅樹上的“老鴰”窩裏。

家庭的貧困使得我入學較晚，八歲半的時候我才報名村裏的國小。我沒有讀過幼兒園，在我眼裏，那是個模糊慘淡的概念。從此，我再也不和小夥伴偷莊稼地裏的紅薯了，再也不往過路的身上吐痰玩了。媽媽説，進了學校就要做個好孩子。

一

學校生活開拓了我人生的新境界。從咿呀學語起，我感知這個世界的美好只是從零碎

的視覺和微弱的嗅覺去感觸大地的豪邁與百花的芳香。上了學讀了書，我開始唱起《東方紅》、我開始唱起《學習雷鋒好榜樣》，我開始唱起《祖國的少年像花朵》。童年的瘋狂好像霎時退去，我開始感覺讀書的美好：認漢字作算術、唱兒歌聽故事，學習是多麼好的事情，上學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雷鋒、王二小、潘冬子、賴寧，榜樣的力量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村子東頭“碾屋”(舊時磨面用的房子)旁邊有位“五保户”黃張氏，年逾7旬，一個人孤苦伶仃地住在一間草房。她頭髮很亂，年邁體衰，常常説瘋話，在院子裏支起一個小鍋做飯，煙霧繚繞，半晌一頓飯吃不成。我和同學商量，星期天去五保户家看看。“瘋奶奶，我怕。”有個女孩説。我勸大家説不用怕，“我有一次和她説話，她還給我糖塊吃來着。”於是，我和四個同學在星期天的時候經常到五保户家去，打掃衞生，收拾院子，幫老人修指甲，梳頭髮，做飯，這成了我們幾個的“家常便飯”。五保户黃張氏也常常給我們講過去的故事。

我記憶深刻的是刻苦學習和帶紅領巾。那個時候學校要求每週一、三、五打掃校園衞生，我擔任班裏的衞生委員，常常不吃早飯就來到學校，拿着比我還高的大掃帚幹活。國小牛光政校長經常誇我，送給我紅領巾帶。我心裏

自然很美。

國小四年級，我因為作文還可以，擔任了《中國少年報》定陶站“小記者”。從此，我不僅自己可以做好事，而且可以用筆記錄別人做的好事。我先後給《中國少年報》供稿《參觀定陶縣烈士陵園》、《做個聽話的好孩子》等稿，但無音訊。或許稿子不夠格吧，這不重要。為別人，我很快樂。

五年的國小生活轉瞬即逝。

那個時候我認為，做好事就是好孩子，好孩子就要做好事。

二

1999年，我以全鄉第二名的成績進了鄉里的唯一的一所國中讀書。

刻苦學習是法則，立志成才是理想。

我一如繼往地讀書學習。與此同時，我開始接觸一些關於青年成長和革命的書籍，像《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衞軍》、《賴寧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下簡稱《鋼鐵》)等等。

其中，我感觸最深的是深得莫過於讀《鋼鐵》，保爾·柯察金的坎坷、曲折的人生所透露的堅韌、頑強、積極、勇敢的精神光輝至今影響着我，為了

理想百折不撓，雙目雖失明但矢志不渝。“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説，‘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和千千萬萬熱血青年一樣，這段話也成為了我當時的座右銘。

我記憶深刻的時代正是我國改革開放蓬勃發展之時，社會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和創新不斷。從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到21世紀的開端，我國經濟的發展使年輕一代驚歎不已，尤其在這麼一個過渡時期，我國社會能夠保持經濟、政治等高度穩定局面，實屬不易，委實為我們年輕一代折服。

説實話，愛上中國共產黨是從崇拜朱鎔基總理開始的。

朱鎔基總理上台後，大刀闊斧地展開了一系列改革。他果斷、迅猛的處事風格，高瞻遠矚、清正廉明的光輝形象常常令我回味良久。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對偉大的共產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有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感。我開始去關注黨的大事、國家的大事，用一個年輕人的獨特的眼光去評價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政黨。

xx年5月4日左右，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為了一名團員。在以後的兩年裏，我曾經參加了校團委組織的多次青年志願者活動，諸如校外植樹造林、五四青年徵文、抵制“xx”宣傳等等。國中畢業時，我被評為優秀團員、優秀畢業生。

高中生活緊張而無節奏。xx年春“非典”肆虐，全國上下恐慌有

之，紊亂有之，，但舉措更有之。舉國上下共抗“非典”，為響應國家的號召，配合好學校的工作，我當時作為班裏的學習委員，和班委會一致帶領全班同學搞好宿舍教室衞生和疾病預防工作。

至今我清楚地記得，每天傍晚，當霓虹燈的燈光在街道上閃耀時，我和班裏的幾個同學到學校水房拎着鐵皮桶接用“板蘭根”熬製的藥水，分發給班上每個同學喝。50多斤的桶拎在手裏，走上300多米遠，我手勒得生疼。

鑑於英明果斷的黨中央政府在xx書記和xx總理的堅強領導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恢復平靜。

“非典”時段給我的總結是：任何考驗面前，當我們面對山重水複疑無路的時刻，都不要慌亂腳步，跟着國家正確的決策走，才能柳暗花明有一村。

三

xx年深秋，我有幸進入西安理工大學繼續深造。

我自幼所感受的是藍天碧水的鄉村生活，大都市的鋼筋混凝土的乾燥和熱烈是難以入骨的。許在別人看來熟悉的事物，我常常感覺相當陌生，為此也常常鬧出不少笑料：不會用飲水機惹幾個城裏的娃娃的笑話;不會開玩笑人家説我沒勁;不會説好聽的，人家説我傻里傻氣;凡事認真一點人家説我“瓜皮”(陝西話“傻瓜”之意，雖不甚文明，但無傷大雅)。

我竊以為自己土氣的東西真是壘如高山。但是，土氣並不意味着俗氣，俗氣並不意味着土氣。對個人而言，土裏的東西是很難人為創造的。

諸如此類，我以笑一置之。

大一的時候，學習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倒輕易轉換並迅速適應。學習與生活相當平靜，曾認為這是高中到大學的一個過渡期，能夠良好的適應下來就行，放鬆了對自己思想上的學習。寬鬆的學習環境更易滋生懶惰之心，我亦然。我曾固執地認為，如果一個人連分數都整不上去，他還能整什麼呢?如果一個人整天侃侃而談將來的宏偉藍圖，而不從學習上下功夫，他真有希望麼?我曾持否定態度，而且不是一般的否定，是一聽到這種説法心就發抖、胸口就衝漲，耳朵就想堵上的狀態。

大一一年，我努力

學習，獲得校自強獎學金。

我自己也是在這種矛盾的狀態中碌碌無為地度過一年呵。大二時，我專業搬到老校區，學期之初，我仔細考慮自己理應的生活狀態應該是“學習上不放鬆，能力要有所提高。”我始終認為，能力的拓展和興趣結合在一起應該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大二上學期，我由於對文字的熱愛加入了校報編輯部，從此別樣的生活開始了。

我熱愛這方熱土。文字本身就有一種難以言説的魅力，稀鬆平常的小事兒在妙筆勾勒下頓生色彩。為校報編輯部工作的兩年，我進步了不少。一是文字上的進步，而是思想上的進步;三是性格上的微妙變化。

關於文字，我不多説。

校報隸屬於校黨委宣傳部，是宣傳校園文明和校園文化、彰顯學校進步和成績、展示學生風采風貌的平台。我目睹宣傳部老師的工作的身影，學會注意細節，學會盡責，學會了熱情。重要的是，我體驗了各種新聞題材的撰寫，從一般性消息到人物通訊，從言論到新聞特寫，我都做了一些小小的嘗試。其中，《合理使用獎助學金》一文獲得陝西高校新聞二等獎。

我先後採訪了全國大學生英語競賽特等獎獲得者齊吉;全國大學生挑戰杯競賽獲獎者寧輝;全國優秀國防生賈晨星;陝西省教學名師孫建;校師德標兵蔣百靈

老師。

和他們交流，是思想的汲取，是智慧的瞻仰，是自我的剖節，是人性的完善。我有幸和這些優秀的老師和學生交流，實乃一大美事啊。

性格上的變化在於我敢於和人交流，在於我能保持一顆謙虛平坦的心和人談話，而且能夠真誠熱情、表裏如一。

xx年底，我被評為校報優秀學生記者、校級優秀團員榮譽稱號。

其實，宣傳學校的面貌何嘗不是解讀黨和國家理論政策呢?高校作為培養國家人才的搖籃，在宣傳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時，我覺得作為一名新聞愛好者，學習黨的基本常識和最新政策十分必要。xx年春，我參加了第44屆校級黨課的學習，並順利結業。xx年夏，我隨院裏參加了赴延安的社會實踐活動，在實地中目睹老區的傳統風貌，從大量的參觀中，瞭解革命年代光輝歲月的崢嶸。我萌生了加入黨組織的想法。

xx年冬，我又參加水利水電學院馬列主義研習會的學習。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我發覺和黨組織靠得更緊了，於是堅定了加入黨組織的願望。上個學期我申請加入黨組織，黨組織對我嚴加考察，沒予以接受。

今年，我再次提出申請，希望組組織給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