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和紅軍長征勝利

歷時兩年的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徵，是以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為勝利標誌的。我們紀念６０年前這個震驚世界的歷史性勝利的時候，尤其不能忘記朱德總司令。這不僅由於他是長征領導人中走的路最多、經歷的磨難最多，更是由於他如毛澤東所稱讚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堅定地貫徹黨的北上方針、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一個個危機和艱險，鋪平了通向勝利會師的道路。他的偉大功績，永遠銘刻在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豐碑上。

把南下紅軍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９月，由於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懷有個人野心，自恃人多槍多，對抗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導致一、四方面軍會師３個月後又在草地分離了。這使黨和紅軍面臨一次空前嚴重的危機。這時，同張國燾一起的朱德，處境艱難而危險，但他以其特有的堅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這場危機的重擔，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首先，朱德決定從維護紅軍團結的大局出發，不計個人的榮辱安危，跟着南下的部隊走。當時，張國燾的追隨者曾對朱德叫嚷：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確回答：我是中央派到這裏工作的，既然你們堅持南下，我只好跟你們去。朱德為什麼作出這種選擇呢？一、四方面軍分離後，隨黨中央北上陝甘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僅有７０００餘人，加上陝甘蘇區的紅軍也不到１·５萬人，而隨張國燾南下的部隊仍在８萬以上，很顯然，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丟給張國燾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朱德同一向專橫跋扈的張國燾在一起，難免受到挾制和壓迫，但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做到了毛澤東所説的“臨大節而不辱”。

一、四方面軍分離後，張國燾立刻大造反對黨中央的輿論，他在阿壩、卓木碉等地開會，攻擊中央北上是“逃跑主義”，並逼迫朱德當眾表態：“反對北上，擁護南下。”朱德毫不動搖地説：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朱德還説：“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張國燾公然在卓木碉宣佈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為擴大其聲勢，還宣佈朱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爐灶，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我按黨的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憶説：“朱德同志堅決反對另立‘中央’，對張國燾也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

朱德身陷逆境，但不放棄職責。當時擔任四方面軍軍事負責人的徐向前回憶説：朱德總司令雖然不同意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為，但認為部隊既然已經南下，就應打開戰局，找塊立腳生存的地方。那麼多紅軍，沒有地盤，沒有飯吃，無異於不戰而自斃。同時，在軍事行動方面，他積極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及時瞭解敵情，研究作戰部署，不當“空頭司令”，儘量發揮自己的作用。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廣大指戰員英勇戰鬥，曾取得一些勝利，但由於張國燾南下方針戰略性的錯誤，始終不能在川康邊立足。經過幾個月苦戰，部隊由南下時的８萬餘人鋭減到４萬餘人。挫折和失敗使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張國燾南下方針是錯誤的。１９３６年２月，在戰局日益嚴重不利的情況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棄建立川康邊根據地的計劃，撤離川西，轉移到康定、爐霍一帶休整部隊，然後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張國燾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於是，南下部隊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促成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共同北上

促成紅二、六軍團（即會師後的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共同北上，是朱德的英明決策，是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關鍵一步。

１９３６年３月，紅二、六軍團轉戰到黔滇邊界，準備在那一帶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３月２３日，朱德和張國燾致電紅二、六軍團：“建議你們在渡河技術有把握及舊曆三月水漲前，設法渡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如果你們決定後我們即佈置接應你們”。紅二、六軍團接電後，放棄了建立新根據地的打算，決定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合北上。

朱德與張國燾聯名致電讓紅二、六軍團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意見是一個，目的卻不同。朱德後來同原二方面軍的同志回憶此事時説：“他（指張國燾）沒有決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軍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來保存實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時，才希望二方面軍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軍過江我們就氣壯了，所以總想你們早點過來好”，“北上就有把握了。”

為了策應和等待紅二、六軍團的到來，朱德和四方面軍指戰員在康北高原度過了異常艱苦的４個月。為了節約糧食以備北上，朱德和戰士們一起吃野菜；為了準備北上禦寒物資，朱德和戰士們一起捻毛線、織毛衣；為了搞好民族團結，朱德和戰士們一起幫助藏族同胞春耕播種。

５月２０日，陝北黨中央來電，對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採取北上方針一致歡迎”，張國燾接此電報，又迫於紅二、六軍團即將到來的形勢，遂於６月６日宣佈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終告破產。

６月底，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附近的絨壩岔和普玉隆，朱德親往這兩個地方迎接，並分別同兩軍團的領導人談話，針對張國燾詆譭中央的輿論，澄清事實真相。他還同任弼時、賀龍商量，如何將部隊分開行動，防止被張國燾控制；給賀龍出主意，向張國燾要求支援，把原紅九軍團編到二方面軍中。

７月初，二、四方面軍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北上。朱德建議：任弼時隨紅軍總部行動，劉伯承隨二方面軍行動。這是他精心考慮做出的安排：任弼時是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原則性強，隨總部行動，可隨時對張國燾起制約作用；劉伯承隨二方面軍行動，可使他擺脱南下以來被張國燾排擠控制的狀況，並可從外面對張國燾起制約作用。

三大主力會師前夕的一場鬥爭

１９３６年８月，二、四方面軍通過茫茫草地，從川北進入甘南。這時，黨中央為策應二、四方面軍北上，令一方面軍一部向靜寧、隆德地區運動。三個方面軍形成南北呼應、夾擊敵人、實現會師的有利態勢。

但就在這時，張國燾又企圖把部隊引向青海和甘西北，想另創一個局面。朱德為實現三大主力會師，同張國燾又進行一場嚴重的鬥爭。

９月１３日到１７日，黨中央毛澤東等天天來電，要四方面軍迅速北出至隆靜大道，進佔界石鋪及以西地段，否則將被敵截堵隔斷，朱德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當時正在岷州三十里鋪開西北局會議，會議第三天，張國燾突然宣佈“辭職”（他是西北局書記），朱德説：他不幹，我幹！找來作戰參謀，着手制訂北上行動計劃。當天黃昏，張國燾又同意繼續開會。會上，多數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張，張國燾只好表示“少數服從多數，犧牲個人意見”。

於是，會議通過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綱領》，決定“爭取與一方面軍會合為目的”。

岷州會議後，張國燾先行趕到在漳縣的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向沒有參加岷州會議的前方負責人宣傳他西渡黃河的主張，並向部隊發出停止北進、掉頭向西的命令。

朱德得知張國燾擅自改變行動部署、變北上為西進的情況，十分憂慮和氣憤。他意識到，這是關係到紅軍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他徹夜未眠，於９月２２日凌晨３時致電張國燾，對突然改變計劃“不勝詫異”，“靜、會戰役各方均表贊同，陝北與二方面軍也在用全力策應，希勿失良機”。並提議在漳縣再召開西北局會議。

９月２３日，西北局會議再次在漳縣召開。一向以平和、寬厚著稱的朱德，在這關鍵時刻，同張國燾展開激烈的爭論。他一再闡明：四方面軍北上同一方面軍會合，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現在迅速北進，可以不經過同敵軍決戰而實現會合。岷州會議決定是西北局成員集體討論作出的，張國燾即使是書記，也要根據會議決定來工作，為什麼到漳縣就完全改變了？這是關係到組織原則的嚴重問題，應當弄清楚。張國燾蠻橫狡辯説他是書記兼政委，調動部隊他完全負責，又宣傳他主張西進。

但是，張國燾的西進企圖因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季節難以實現。在騎虎難下之際，他致電陝北：“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請求中央明令停止”西進。

９月２７日，中央來電指出：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同日，朱德和張國燾、徐向前聯名電告中央：“尊重你們的指示和意見”，“決仍照原計劃東進，以出會、靜，會合一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決不再改變”。

從三大主力會師前夕的這場鬥爭中，可以看到朱德總司令在關鍵時刻，為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為維護革命隊伍的團結是何等堅定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他為紅軍長征勝利所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