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北大同學畢業贈言

關於北大同學畢業贈言（一）

“諸君離學校而去了。在社會上立身的困難，恐怕比在學校裏求學還要加甚。若非立志奮鬥，則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惱，或轉為墮落的工具。這是諸君所當特別注意的。事業的成功，須經過長時間的辛苦艱難——成功的代價，走過了許多荊棘的路，方才能尋獲康莊大道。立志是砍荊棘斧斤，奮鬥是勞力。萬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勞力，獲最大的成功。”這是三十年代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送給即將畢業的北大同學的《臨別贈言》。

補記：蔣夢麟先生（1930.12-1945.11在任）是蔡元培校長的早年學生，後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拜杜威等為師，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歸國後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職位，是蔡校長治校的得力助手。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北京大學的歷任校長中，蔣夢麟是在職時間較長的一個。關於他的貢獻，傅斯年曾有這樣的評論：“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對此，蔣先生是認可的。為了不至於引起誤會，蔣先生還補充了一句玩笑話：“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關於北大同學畢業贈言（二）

“一個大學裏，哲學系應該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人數應該最少。但北大的哲學系向來有不少的學生，這是我常常詫異的事。我常常想，這許多學生，畢業之後，應該做些什麼事？能夠做些什麼事？現在你們都快畢業了。你們自然也在想：‘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依我的愚見，一個哲學系的目的應該不是叫你們死讀哲學書，也不是教你們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學。禪宗有個和尚曾説：‘達摩東來，只是要尋求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

這句話來説：‘哲學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幾個不受人惑的人。’你們應該做些什麼？你們應該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你們能做個不受人惑的人嗎？這個全憑自己的努力。如果你們不敢十分自信，我這裏有一件小小的法寶，送給你們帶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這件法寶只有四個字：‘拿證據來！’這裏還有一隻小小的錦囊，裝作這件小小法寶的用法：‘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可以算作定論。’必須自己能夠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別人不受人誘。朋友們大家珍重！”

這篇題為《怎樣才能不受人惑？》的文字是時任北大人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先生給北大哲學系1931年畢業生的臨別贈言。

關於北大同學畢業贈言（三）

“這些天，法學院樓道里總是很熱鬧。畢業和即將畢業的同學興高采烈，穿着畢業服，來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亂神迷，有點惶惶不可終日。等坐到計算機旁寫這些文字時，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畢業呢？還是人家畢業？這種日子再持續下去，我可能就什麼事也沒法做了。

因此，有許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長的。前幾天，博士生、碩士生畢業，我講了話；今天，又要講話。我現在才知道，如果沒有祕書，當領導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要講他自己的話，而且要在一些類似的場合講一些類似的話。本來我想把自己原來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講話對象是不一樣的。但一想，這可不能像有些老師上課的講稿——不管哪年、不管對誰，都一樣照着念。看來法律的美德——簡單和統一——和生活的美德——複雜和細膩——還真不一樣。這是説笑話。其實我倒是覺得研究生和本科生畢業典禮應當分開。説實話，對本科生格外優待一點，是有道理的。因為你們進來的時候，不管你們是否願意承認，確實都是孩子。

從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你們把最美麗、燦爛的四年時光留在了北大。我們有更大的責任讓你們快快活活進北大，讓你們高高興興出北大。而且，我還有其他的更為長遠的想法。我在國外瞭解到，一個學校的校友募捐，最主要來自本科畢業生，因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給人以身份和歸屬感。因此，我現在給你們多一點優待，40年後，我們的北大法學院就會有更多的回報。（看，朱蘇力是多麼的狡猾！他甚至算計着你們40年後的錢呢！當然，早一點也行。）

而且，就你們這一屆本科畢業生來説，我們也是很有緣分的。將近四年前，我每週都有一天要早起，匆匆趕到昌平園給你們上課。雖然許多人和名字對不上號，更多的甚至連名字也不知道，但我還記得：期末考試時，我看到一份字跡很娟秀，論證很細緻，説理挺充分的考卷。我給了他全班的最高分，並記住了他的名字——章永樂。聽説章永樂馬上要去加州洛杉磯分校學習去了。

上次看到他，穿着一件因為印上了幾個字、因此就稱作文化衫的老頭衫；衣服太大，空蕩蕩的，讓人覺得那裏面不是章永樂，而是一塊搓衣板。我還記得法理課的課代表，印象中是貴州來的一位有點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工作、學習都很認真負責，字也寫得也很漂亮，很大氣，與章永樂的字似乎相反。記得她期會考試好象是得了85分，成績很高，但不是最高，心裏似乎有點難受。我就裝作不知道，也就混過去了。後來偶爾在樓道中碰到過一兩次，記得臉型，記得姓劉，名字是方什麼，或什麼方，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兩個人的名譽權，擅自把她改名為劉方譽；好在她不是齊玉伶，劉方譽也不知道，因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麻煩最高人民法院，因此遲滯了中國憲法的司法化。直到上次照畢業照的時候，又見到她，總算叫對了她的名字。而且發現她不再是胖乎乎的，而是挺修長挺拔的，楚楚動人。

對了，她的名字叫劉詩芳。哦。還有張鋭，也是一塊搓衣板——只是更長一點，頭上頂着一個與我們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同名的頭型。課間休息，他和一些同學，總是圍着我提問，似乎怕我想不開，會自殺；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機會展示了自己的羽毛。再見時，是在院務辦公室。記得讓他替我起草一份發往香港的唁電。他寫了一篇很好的香港、台灣流行的那種公文唁電，半文半白，實在令人我刮目相看。想來，幾年來一點讀了不少王澤鑑、史尚寬。只是，不再向我提問了。是的，你們都不再提問了。

不再提問，不是因為我的課早已結束了。不再提問，是因為你們已經忙起來了，已經熟悉了北大老師的套路了，已經能從容應付各種考試了。不再提問，是因為你們也許是忙着考toefl、gre、準備律考；忙着玩計算機和計算機遊戲；忙着從網上下載《大話西遊》或《我的野蠻女友》或《藍色生死戀》或《電視流氓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