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迴歸對中國的偉大意義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政府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一國兩制”的理論和政策首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付諸具體實施。這一切均表明：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來到了我們面前。

香港迴歸是今年我國的兩件大事之一，但是它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顯然是超年度的，它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可以説是世紀末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正如外電評論所説的，今年6月30日午夜的鐘聲敲響以後，香港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英國殖民統治長達150多年的歷史結束了。

作為一箇中國人，筆者和所有的炎黃子孫一樣，對香港的迴歸懷有天然的歡欣之情;作為一名學者，筆者又不免對此產生了特殊的獨立思考。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一個特殊的。敏感的時間刻度，它高度濃縮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多方面內容。筆者甚至對它抱持着一種十分微妙。細膩的情感和唯恐輕率地跨過這一“時間門檻”的潛意識。如同大多數週圍的人一樣，筆者從北京市中心中國歷史博物館正門前豎立起香港迴歸倒計時牌之日始，便經常在心中暗暗地計算着它日益迫近的倒計天數。香港迴歸祖國，是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當今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所決定的。時間老人絕不會偏愛任何一方，也不會喪失自己的天職。

香港迴歸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將是自然而然地讓中華民族挺立在一座歷史的高峯上，平心靜氣地回顧歷史。成熟理智地總結經驗的十分恰當的時間座標。人們將穿越時間的隧道，從150多年的民族坎坷和積極奮鬥中，從每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關鍵的轉折時刻中，去尋覓歷史的足跡，把握歷史發展的脈搏。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中華民族飽嘗了外國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的近現代史是一部屈辱的記錄。其中，英國殖民者通過炮艦政策。海盜行徑和不平等條約割佔了香港，使之成為西方世界問鼎中華和擄掠東方財富的橋頭堡。因而香港的歷史命運正是中華民族150多年特殊遭遇的一個生動寫照。今天，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香港迴歸祖國，百年的民族恥辱被洗刷，民族的神聖感情再次昇華。這是香港迴歸歷史意義的最基本的方面。

香港迴歸歷史意義的另一個方面，在於它表現了中國人民長期反對強權政治的膽識和魄力。歷史敎科書告訴人們：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分別割佔《或強行租借》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從而成為強權政治捆搏中國人民手腳的一條條枷鎖。然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近現代史也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奮起反抗，從不向外國列強低頭讓步的鬥爭歷程。林則徐。關天培和三元里的民眾，這些響噹噹的名字和他們不屈不撓戰鬥的業績，早已成為象徵中國人性格的自然符號。而從1840年起，中國人民從未停止過跟強權政治作抗爭的行動;並且，這種抗爭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和不容爭辯的偉大成果。人們會想起：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北京訪問，與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十分坦率的會談。這一時期，正是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趨於成熟定型的關鍵時期。當鄧小平提出中國政府將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並用“一國兩制”方案來解決香港問題時，素有“鐵娘子”之稱的柴契爾聞聽此言，心慌走神，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險些跌了一跤。挾馬島之戰勝利餘威來到北京的柴契爾夫人，在會談開始時就拋出了“三個條約繼續有效”的論調，聲言中國祇能收回新界，而香港島和九龍則按條約永屬英國。未料，此説被中國方面當場回絕，鄧小平以堅定的口吻回答：“主權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第二年，英國政府推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再次遭到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否定。畢竟，中國不是阿根廷，中國已是一個站起來的大國，以強權政治為內涵的“阿根廷情結”在北京這裏一點不起作用。

從1840年到1997年這樣一個極大的歷史跨度，包含了中國社會和歷史的豐富內容，在世界歷史發展中也佔有極為特殊的重要地位。這150多年的時間，是中國人民不斷探索，逐步走向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的現代化目標的過程。因此，我們説它──香港迴歸──確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還包含了又一個方面的應有之義。它為中國正在從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進入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着兩個大的歷史主題：一是要爭取民族和國家的真正獨立和自主的地位，二是要爭取努力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以使中國走出古老文明的困惑而躋身於世界強國的地位。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這兩大主題不時地發生衝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人民致力於解決第一個問題，即通過不懈的努力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出現於現代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距離我們較近的時候，中國人民才開始進入了現代化探索和建設的新時期。而恰在這樣的階段，對於中國來講，機遇與挑戰並存;探索中有挫折，建設中有進步。更加重要的是，一個輝煌的前景已經展現在全體中國人民面前。當然，香港作為一顆“東方的明珠”，無疑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扮演有重要的角色。當這顆“明珠”回到祖國母體懷抱之時，它也就有了更加光明的明天;它也就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進行“國際接軌”的極有力的環節。

除了從歷史的角度，即透過歷史表像看到100多年的歷史積澱之外，我們也認為香港迴歸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香港迴歸在中國國家統一的整體進程中，包括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和台灣問題的解決中，佔有重要的先導地位;毫無疑問，它是國家統一大業邁出的堅實的第一步。xx指出：它是祖國統一邁出的歷史性的重要一步。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它將開創香港和中國的歷史新紀元。極有可能的是，香港的順利迴歸和繼續保持繁榮穩定，會啟動中國國家統一的實施過程。筆者認為，香港迴歸對於國家統一大業的一個重要啟示，是成功地解決了“過渡時期”的問題，即順利實現了“平穩過渡”。1992年彭定康當上香港總督後，英國方面提出了“成功過渡”的新政策，反對它承諾過的“平穩過渡”方針。所謂“成功過渡”，就是給香港迴歸製造麻煩，把港英的一套政經框架強加給中方，在“九七大限”後繼續發揮“體制性”的作用。中國政府對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港英破壞“直通車”的情況下“另起爐灶”，採取了有效。有力的措施，成功地舉行了首任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等的推選工作，並妥善解決了“新機場”等跨越九七的問題，這樣就保障了香港迴歸前的“平穩過渡”。香港迴歸大局既定，大勢所趨，港英當局陷於十分被動的尷尬境地。

在談到國家統一大業時，不少人經常提到“要發揮政治智慧”，但這種“政治智慧”具體是甚麼，又常常講不太清楚。筆者以為，説“發揮政治智慧”不如説“發揮春秋智慧”，即用新的觀念。變通的方法去解決我們面前的難題。香港的順利迴歸在這方面起到了示範的作用。“一國兩制”方針應用於香港問題的解決，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統和有效的模式，我們可以把它稱作“一國兩制”的“香港版”。這一版本有如下特點：

1、形成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完整配套方案。而與此對比，在解決台灣問題時如何建構“一國兩制”後面的配套方針已甚值考慮;

2、在解決香港問題過程中，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從182年憲法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條款。《香港基本法》到《駐軍法》等具體法規及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香港問題的解決具備了充分的條件;

3、在解決香港問題時，沒有在“一箇中國”原則上發生重大爭執。

我國政府提出的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方面並未對此提出挑戰，香港人也未提出要建立“對等的政治實體”。而與此對比，在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灣當局反對一箇中國原則，提出要建立“對等的政治實體”，以“分裂分治”為兩岸關係定位。因此，在一箇中國原則上產生高度共識，是順利推行“一國兩制”方針的政治基礎，這也就是香港迴歸對於祖國統一的一大啟示。當然，“一國兩制”將如何具體落實和執行，到底會產生甚麼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層面的效果，香港迴歸後是真正揭曉的時期。應該説，“一國兩制”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構想和政治選擇方案，是總結歷史經驗。面向香港實際情況的產物。英國政治家柴契爾夫人和希思等人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構想”，美國着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基辛格也説“一國兩制在香港是能夠行得通的”。今後，人們肯定會更多地從實踐層面，去體會“一國兩制”這一在80年代初提出。在90年代末期付諸實施，而更加面向21世紀的方案。總之，“一國兩制”的理論和政策在香港這塊土地上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香港迴歸，從現實層面考慮，還將加強中國的國家力量和國際地位。在實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提高，而香港的迴歸，將首先增加國家總體的經濟實力。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魯傑羅最近訪問我國，他指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五大貿易國(而原來是第十一位)，這是因為香港這一重要的貿易力量回到了中國。香港的迴歸，還將加強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洗刷百年恥辱，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威望，而“國際威望”在國家總體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評估中佔有相當大的份量。從地緣關係上看，香港迴歸，會直接加強我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外部環境，使我國在亞太經濟合作。政治發展和安全對話中，擁有更多。更好。而且也更加機動的機會。這種效應，今後將會持續地出現，而且是一種“放大效應”(或叫“馬太效應”)。

最後我們要説，真正完全的國家統一和徹底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是對全部中國現代歷史的最後總結，也是全體中國人(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澳門地區的中國人)尋找到自己位置的最佳衡量指標。現在，香港問題已經成功順利地解決，澳門也將在1999年12月20日迴歸祖國。而台灣問題在中國統一進程中的地位將日益突出地擺在我們大家的重要議事日程上。祇有牢記這150多年的歷史及其經驗，祇有不那麼輕率地渡過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才能找到解決歷史和現實問題的“鑰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