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學者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

魯迅先生對中國文學界影響之巨大是並且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以下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魯迅對他人或是別人對他的個人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別人對魯迅個人評價1

魯迅先生之死，應該説，這是世界的損失，不是單獨中國的損失，所以對於這位文化戰士，藝術巨人，懷着永久哀悼的，也不僅是中國人。

當魯迅先生死時，我正在東京，記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開《讀賣新聞》，一個魯迅先生的像，一個《親日文學家魯迅之死》的標題，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個震悸。

哦!魯迅先生死了!這戰士，他舍我們而去了，他永恆的休息了。

同我鄰室的一位朝鮮文學家金時昌君，是我們帝大的同學，他在編輯一個進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學雜誌。在洗臉時，遇見我，他以哀慼的聲音，向我説：“魯迅様死了!”

“是的，魯迅様死了!”

我回答着。我們的眼都紅紅的。我繼續説：“魯迅様不僅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

“是的，我們朝鮮人，有正義感的朝鮮人，對於這位巨人是不能忘記的。”

説着，我們相對流下淚來。

我到帝大去，在參考室內，遇到幾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學，有的人在翻閲魯迅先生的遺著《中國小説史略》的增田涉的譯本。他們看見一箇中國人的我，彷彿想慰唁似地説：

“魯迅様死了，留着這些寶貴的遺作的魯迅様死了;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學教室去，史學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這樣表示着歎惋的意思。而文哲學系中的護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齊藤君，幾個平時特別歡喜研究魯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着悲慼，這些悲慼是發自內心的。

這之後，我很留心去搜集關於哀悼魯迅先生的文章。在《改造》、《中央公論》、《日本時論》等較大的雜誌中，都登載着哀悼的文章;《中國文學月報》並且出過一個特輯。有些畫報中，印有先生的遺照和手跡的，我也買得來。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時藏先生的遺墨刊佈出來。在國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文字，登在《帝大新聞》上。這一些統計來不下二十幾篇文字吧!蒐集來的雜誌畫報和剪貼的報紙，現都已經散失了。

記得有一天，我買了好幾本登有哀悼魯迅先生文字的雜誌。在看過阪東氏的端硯展之後，我坐在上野前鬆屋食堂裏，吃着飯，我翻檢着，忽然不禁流下熱淚來。侍女向我驚異地望着，以為我有什麼傷心的事情。這一天，我是應原田淑人先生的約，去看上野博物館新陳列的漢封泥和漢碑的珍貴拓片的。天上下着雨，我撐着傘子走着到博物館。我不知所以然地這樣悲哀。在博物館裏，我看了陳介祺氏所藏的幾百顆封泥，這是用金錢奪取我們的珍物。另外一顆漢倭奴國王的印，這是日本國內發掘得來的，於此還可見中國同日本古代的關係。我想：死去的魯迅先生，他是收藏許多墓誌漢畫的，對於這一定也是歡喜的吧?我們不僅失去一位新文化的導師，而且我們也失去一位整理中國文化遺產的學者，這是永遠無方法補償的。

這之後，我們在東京，曾為魯迅先生開過一次追悼會，是在神田日華學會舉行的。到的人非常多。這一天，自己因為帝大的幾個教授的約定，去看巖崎家靜嘉堂文庫藏書的，裏面都是我們宋元以來舊刊的寶藏。文庫在市外的山裏面。等我急急地趕回來到會場，佐藤春夫氏的演講已經完畢了，流着眼淚走出來。即是這眼淚，也可看出深厚的情誼。那天演講的，還有郭沫若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們。臨走，我取了一束魯迅先生遺像前的菊花，一直供到不久離開東京的時候。

在報紙上，對於魯迅先生逝世的記載，是有着許多不同的意義的。有的敍述過去的交往，如山本實彥和新居格等。而增田涉氏，對於先生特別有親厚之感。最奇特的是《讀賣新聞》對於先生加以親日文學家的頭銜。使我欽佩的是《文學案內》所登載的秋田雨雀氏、佐佐木孝丸氏幾個人的短短的文字。他們説：“稱魯迅為親日文學家，也可以説中國的文學家中，多是親日的，他們對於日本良善的民眾，非常親密，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則非常厭惡。”這話正是針鋒相對的、正確的言論。

魯迅先生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連鎖，他以全力促進中國文化，同樣也想促進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卻在暴橫的軍閥壓迫下，窒息而死了。在先生死之後，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攪亂着兩個民族和平的生活，便對中國愛和平的民眾殘殺起來，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是我們民族的不幸，也是日本良善的民眾的不幸。我想，在海之東，在海之西，在許多哀悼魯迅先生的人的心中，一定共同藴蓄着反帝的正義，來繼承先生的遺志，努力奮鬥以求和平去發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恆的友誼的。

別人對魯迅個人評價2

“在不觸及毛澤東和魯迅這兩位思想家的前提下，我們是無法討論20世紀的中國的。”

在社會主義政權正式建立後，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對上述這句話表示了認同，從而表達他們對於使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的革命思想的敬畏。但是最近，中國國內開始有了“消除魯迅”的趨勢與行動。主管發行大部分中小學生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今年9月份的新學期開始，刪除了七年級語文課本中魯迅的散文《風箏》。

出版社和一部分教育界的相關人士這樣解釋道：“(魯迅的文章)內容難度太大，學生無法理解，從而使得他們對學習產生了厭惡”。用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對於刪除這部被譽為魯迅散文中的精品的作品的原因，顯然是無法讓人釋然的。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之前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時被(從課本中)刪除時用的也是同樣的依據：在十年和六年前，上海市和北京市都以“對學生來説難度太大”為由分別從國中、高中教材中刪除了該作品。

事實正是如此：1920xx年之後曾經先後有130篇魯迅的作品被用於教材中，但是到現在大約只剩下了15篇了。作為足以讓中國自負的思想家乃至革命家，並且同時作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的魯迅，為何會遭受如此這般的冷遇呢?這真的是為了給學生減負的措施嗎?

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們還得迴歸到其作品內容當中。1920xx年發表的《風箏》，講述了魯迅折磨不會放風箏的的弟弟的故事。通過回顧幼時對待弟弟的所作所為，他譴責了自己的良心。但是魯迅真正想表達的是，無法抵抗來自兄長不當的壓力的弟弟，和讓弟弟變成這樣的家長式的封建秩序，從而進一步揭穿了封建社會的暴力性。

被學生所熟知的《阿Q正傳》也是一樣的。早於《風箏》兩年前發表的這部小説，通過阿Q這位最底層的農民工揭示了當時社會的矛盾。通過阿Q受辱而不知反抗，甚至被小偷逼迫到被槍殺的命運，激烈地批判了中國民眾的愚昧。

90年後的現在，中國社會正在與腐敗和網絡謠言進行戰鬥。(政府)本想着把腐敗怪責為不受監督的封建權力的產物，然後把管制謠言作為防止擴散不滿社會言論的一種措施。但是反觀而言，這説明了現在民眾還是存在着魯迅當時所揭發那種，無法抵抗的社會星的封建愚昧。

所以中國似乎擔心着，作為受到封建壓迫的代表的阿Q，是否會轉而成為對於體制的一種抵抗。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的一席話讓我印象深刻。“(這些)不能寫，不能説的話，對於學生而言，是否在其中存在着國家的未來呢。這就是魯迅的精神。”

別人對魯迅個人評價3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遠東在一個研究室工作。那時候人們喜歡清談，各類沙龍十分活躍，可是幾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個人躲着讀周易、魯迅、金庸之類的書。偶和同事見面，語驚四座，神祕的玄學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魯迅研究動態》發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釋“吃人”的寓言》，人們才發現了他誘人的才華。我讀了那篇論文，很長時間不敢去碰魯迅，因為自知沒有相當的功夫，是不能從容地解析那個世界的。

對於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這其間偶能看到他在雜誌上談論魯迅的文章，都閲之再三。我感覺，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時空的迴旋感。從八十年代開始，他思考宏大問題從來都是從細節開始的。他看文學原著，都不願意簡單地停留在價值判斷上，而是從文化的血脈裏整理其複雜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真的讓我駐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思維慣性，在他那裏被另一種思路代替了。我曾經想，討論魯迅也不妨多一點野性或文藝學科以外的東西，我們現在的研究大多被學科意識所罩住，同義反復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這個範圍。

別人對魯迅個人評價4

高遠東之於魯迅，暗示着八十年代末以來諸多文化難題的彙集。他開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諸多精神題旨，在九十年代與後來的歲月裏越發棘手與撲朔迷離。在“冷戰”結束與諸種新思潮瀰漫的時候，如何面臨抉擇，一直困擾着他。也緣於此，他從魯迅資源裏尋找當下語境裏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僅在回溯着原點，其實重要的是他發現了魯迅世界的一種複雜結構下的心智情緒。魯迅研究的最大問題是研究者一直在遠離魯迅的語境中討論魯迅。在高遠東看來，“選擇魯迅還是胡適”，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戰”模式。比如自由主義與左派誰更重要，是封閉語言環境裏才有的疑問。人們多年一直在用魯迅最厭惡的語言討論魯迅，這是青年一代遠離這個前輩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為高遠東不同於同代人的地方在於，他的思考恰恰是從顛覆這個思維模式開始的。他解析魯迅小説，梳理青年魯迅的文言論文，參與現代性的討論，根本點是為了找到魯迅的那個迴旋式的語言邏輯點。魯迅在肯定着什麼的時候，同時又在提防着什麼。在走向近代化時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暉從哲學的層面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汪暉沒有來得及從更深的層面繼續自己的思路，而高遠東卻從多樣的精神載體裏，找到了面對魯迅的視角。魯迅是如何從古文明裏出離，如何再進入對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確立“內耀”的同時，又關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現代小説規範的那一刻又衝破了這個規範?回答這個問題，用了作者二十餘年的時間。這其間他的思緒從西洋近代哲學到古中國的先秦哲學，從“五四”回到當下，從俄國經驗回到中國現實。他驚奇地發現了魯迅精神結構的一個鏈條，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懷裏的“互為主體”的思想。這不僅回答了新思潮對魯迅的挑戰，也回答了一些淺薄的左翼人士偏執理念的諸種提問。這是高遠東不同於前人的地方，他終於在複雜性裏找到一個解析魯迅的話語方式。

別人對魯迅個人評價5

在高遠東那裏，一是不斷從當下的問題意識裏尋找與“五四”啟蒙傳統的對話形式，一是從魯迅的小説與雜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種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義與後現代思潮的挑戰，他從未將魯迅傳統與胡適傳統簡單地對立起來，而是把他們視為文化生態的兩翼。“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個通俗的比喻又用來形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各自價值。這就和各類流行的思想隔離開來，有了自己獨立的聲音。後者則從知識界的分化裏，發現新的知識羣落的悖論。比如後現代論者急於顛覆啟蒙以來的理性邏輯，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恰恰是他們在出發點上要否定的存在。歷史正重複着“五四”前後的景觀。人們在呼喚建立什麼的時候，又開始喪失着另一種資源。

而魯迅絕不是這樣。高遠東在一種當下的焦慮裏，進入了對魯迅的深度讀解。他發現魯迅在面臨那個年代的話語氛圍時，一直持一種冷靜的批判姿態。即常常從流行的確切性的話語裏發現他們的悖論。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實就是要穿越這個悖論。高遠東從魯迅早期的文言論文《破惡聲論》裏，發現了魯迅思想的重要資源。《魯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來是他思想成熟的標誌。

《魯迅的可能性》解釋了“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的邏輯過程。特別是“互為主體性”的提出，是繼“立人”、“中間物”意識之後，一個重要的發現。魯迅思想原點的這一個元素的發現，為真正還原棘手的價值難題創造了一種可能。魯迅不是在“是”與“不是”中討論主奴的關係，而是在強調“立人”的過程中，繞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簡單邏輯，把“主觀”、“自覺”發展為“反諸己的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