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自由主義法學論文提綱

20世紀後半葉，1方面是儒家學者向自由主義靠攏，另1方面則是自由主義者越來越認為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推展不能完全忽視儒家思想。殷海光晚年的轉向是1具有指標性的事件。張灝提出“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從而正面肯定儒家傳統在現代化中的意義。林毓生則認為，“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與西方自由人文主義之間的新整合有相當可行的可能”，甚至認為“似乎僅有這樣的整合，自由個人主義始能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裏生根”。晚近以來，大陸的自由主義者也逐漸認識到傳統資源的重要性，王元化、李慎之等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在臨終前都有重新認同傳統價值的傾向。因此漸漸形成的1個趨勢就是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的合流，總的來説，自由主義者們正致力於建立1種儒家式的自由主義，其中重要的觀點與學説主要有下列幾種：

（1）杜鋼建的“新仁學”與“儒家憲政主義”。1993年，杜鋼建發表《〈論語〉4道與新仁學4主義》（載於《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1文，提出了“新仁學”的主張，其目的則是為了“傳承儒學思想精華，使之轉化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憲政理論”。在他看來，儒家的仁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仁道、義道、恕道和政道4道，這4道體現出內聖外王的全新主張。由此4道開出的新仁學可以概括為人權、抵抗、寬容和憲政8字，上升為理論原則上講，也就是人權主義、抵抗主義、寬容主義和新憲政主義這4大主義。其後他又相續寫了系列相關論文，後結集為《新仁學——儒家思想與人權憲政》（香港京獅企劃有限公司2019年版）系統地論述了他的“新仁學”觀。在他看來，儒家的許多思想主張可以轉化為現代憲政理論，“將儒家這些與現代憲政理論相符相通相合相關的思想主張轉換成易為現代人接受的理論形式，這是大陸新儒家面臨的根本任務。”（杜鋼建：《新儒家在大陸的發展前景》，載《當代學術信息》，1995年第3期）在此基礎上，杜鋼建提出了“儒家憲政主義”之説，在他的《儒家憲政主義之我見》（載“政治文化研究網”）1文中，認為在我國傳統中，1直把“憲”置於1般法律之上，具有統邦國、治朝政、彰善惡和直法律的功效，仁義禮智信則是傳統中國的“憲理”。此説在法學界頗有影響。

（2）劉軍寧的“儒教自由主義”。自從杜維明提出“儒家資本主義”這1概念以來，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劉軍寧的“儒教自由主義”説便是其中的重要回應之1。“儒教自由主義”這1概念首次使用，見於《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哈耶克的政治思想》（3聯書店，1992年）1書的代序《無知與自由之間》。其後劉軍寧相續著了《新加坡：儒教自由主義的挑戰》（《讀書》，1993年第2期）、《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儒教自由主義的趨向――東亞模式與中國大陸》（後兩文收入氏著：《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3聯書店，1998）等論文，對這1問題作了系統的探討。在他看來，“儒教”比“儒家”的涵蓋面更廣，“儒教”與“儒家”之別相當於“大傳統”與“小傳統”或“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之別。在劉軍寧看來，“儒教與自由主義雖不相同，但卻是相通的。儒家追求的是通過道德修養來約束個人的行為，而自由主義則致力於用法律規則制衡政府的權力，兩者的目的都是旨在克服(個人與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因此，儒家傳統與自由主義融合的結果，就是他所説的“儒教自由主義”。劉軍寧在迴應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1書時指出，這樣1種“儒教自由主義”正是“東亞現代化模式”的明確意涵，東亞國家只有經過儒教傳統與自由主義的結合才會最終轉化成現代化的因素，所謂“新加坡的挑戰”，其質上是“儒教與自由主義的結合所形成的有力挑戰”。而這樣1種“儒教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在儒教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後對儒教加以融合，形成了帶有濃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義表現為代議政治、憲政法治、政黨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風。在經濟上，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加上克勤克儉、互幫互助的儒家工作倫理，同時政府受儒家富民養民思想的影響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的調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義既引入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自立自主和競爭精神的強調，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順、尊老愛幼、重視教育和注重集體利益等價值傾向。”除了陳永苗等極端自由主義者對劉軍寧的工作有所不滿外，劉軍寧的工作受到了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的雙重讚賞，由此亦可見當前自由方義與新儒家的合流。

（3）任劍濤的“儒家自由主義”。近年來，在儒家與自由主義相結合這1論域中又有任劍濤的“儒家自由主義”説。任劍濤認為，在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有兩種，1種是“西化自由主義”，另1種是“儒家自由主義。”任劍濤認為，“在西化自由主義往而難返的理論死結中，儒家自由主義卻表現出遊刃有餘的活力”。所謂“儒家自由主義”，在任劍濤看來，可以從兩個層面看：其1是“強勢的儒家自由主義”，即“完全鑑於古典儒家精神資源基礎上，以儒家價值為依歸，對自由主義價值作出儒家式承諾。”這也是牟宗3、徐復觀式的“儒家自由主義”。第2個層面是“弱勢的儒家自由主義”。它的儒家色彩相對淡1些，只是意味着傳統中國的統合，而視之為1“儒家中國”，“從而，動員任何文化傳統中的思想資源用以詮釋和對接自由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帶有中國色彩的自由主義。”而要證成這種“儒家自由主義”，“理論上正視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並用以重建社會政治儒學，乃是1個不可動搖的精神方向”。

（4）範亞峯等的“中道自由主義”。2019年，秋風、劉海波、範亞峯等1批自由主義學者提出了1個新的概念，叫“中道自由主義”，這是1種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憲政主義框架，其基本精神是強調傳統與自由主義的結合，要發掘憲政轉型的傳統資源。如範亞峯著《內聖歸內聖，外王歸外王――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初論》（載《原道》第7輯）、秋風等著：《發掘憲政轉型的古典資源》（載《新原道》第2輯，即《原道》第9輯），都試圖從儒學傳統中找到憲政主義的資源。

（5）秦暉的“西儒會融”説。秦暉最近發表了1篇《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載哈佛燕京學社編：《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江蘇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的長文，傳統中國的社會是以儒為表、法道互補的格局，從而形成了中國專制的傳統。而要解構這1格局，則必須“西儒會融”，即將儒家的道德理想與現代人權、自由、民主的原則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