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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大農村地區，存在着一大批因經濟困難而不能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貧困農民，這些人一旦患病後，需要支付的醫藥費是低保救濟金的數倍，疾病讓他們陷入“貧困—疾病—治病—更加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對貧困人羣實施醫療救助制度，幫助他們擺脱疾病困擾，維持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從2017年開始，國家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衞生工作的決定》，在這個文件中明確指出了“要建立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2017年，在民政部下發的《關於實施農村醫療救助的意見》中指出“農村醫療救助制度是通過政府撥款和社會各界自願捐助等多渠道籌資，對患大病農村五保户和貧困農民家庭實行醫療救助的制度”，同時也對醫療救助的內涵、目標原則、救助對象和救助辦法做了更為具體的規定。2017年，民政部、財政部聯合發佈了《農村醫療救助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對農村醫療救助基金來源、使用和管理做出了明確規定。2017年民政部、財政部、衞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的意見》，要求建立城鄉統一的醫療救助體制，提高農村醫療救助標準和救助水平。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的醫療救助形成了一套比較全面的實施制度。醫療救助主要通過國家、地方財政撥款、彩票公益金、社會捐助等方式進行籌資，並實行屬地管理原則。各地在自身財政收入情況，需要醫療救助的對象數量基礎上制定救助標準，按照按照“廣覆蓋，低標準”原則對貧困人員進行救助。

在國家民政部門及相關部門的不斷努力下，中國醫療救助資金投入和醫療救助對象的數量不斷增加，救助水平也不斷提高。在民政部發布的《2017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顯示，到2017年，國家投入農村醫療救助資金為58.6億元，比2017年5.7億元投入多了將近10倍。但是，由於中國農村貧困羣體中需要救助的人羣基數較大，救助資金有限等因素，農村貧困羣體在醫療救助方面的全國人均水平起伏較大，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

在民政部2017年發佈的《關於農村醫療救助實施意見》中明確規定了農村醫療救助對象為“農村五保户、農村貧困户家庭成員以及地方政府規定的其他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農民”。但是在實際制度的運行過程中，地方各級政府和民政部門通常是以政府定期發佈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為主要依據來確定救助對象，雖然這種方法簡單易行，但是固定的救助標準和動態的救助對象之間就形成了矛盾。另外也容易導致申請者設法隱瞞自己的實際收入，以獲取救助的行為。

目前，中國的高級衞生技術人員和先進儀器設備都集中在大中城市，農村的衞生資源十分欠缺。2017年底，全國1 633個縣共有綜合醫院僅2 009所，縣婦幼保健院(所、站)1 526所，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 586所。每千農業人口有鄉村醫生和衞生員1.05人，2017年中國各類醫療機構人員達542.7萬，其中衞生技術人員446.0萬，平均每千人有醫療人員3.59人。即便是有限的農村衞生預算和衞生費用，也越來越向高層次醫院轉移，中、下級的醫療機構卻無人問津，進一步降低了農村醫療服務體系的運作效率，導致貧困農民無力就醫、無處就醫，引發“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由於中國現行的醫療救助制度實行屬地管理的原則，因此，醫療救助水平的高低不取決於疾病的種類，而是以各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作為最終的決定因素。由於受救助資金不足的限制，各地農村醫療救助實施辦法一般都確定了救助的起付線、封頂線、以及救助病種。較高的起付線使得患一般疾病的貧困農民不能享受救助，較低的封頂線對患大病的貧困農民來説杯水車薪，將某些大病、重病作為主要救助病種的做法又將一些患有病種規定之外、亟須救助的重病貧困農民和患有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的貧困農民除在救助範圍之外。醫療救助體制中的這些門檻，已經讓很多的貧困農民處於貧困疾病交加的狀態中，給貧困家庭帶來嚴重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