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紀政治學研究的主題-政治哲學

內容提要:進入21世紀，中國政治發展將進入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階段。與此相適應，政治學研究的主題就是為培育公民文化服務。政治理論對公民文化的形成具有啟動和催生作用，但現有政治學理論屬於“羣眾文化”的理論建構，應該實現向公民文化理論建構的轉變。

一

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我們都關注着如何為新世紀的政治學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紀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方向和主題。為此我們首先需要問：政治學是怎樣一門學科？它能夠做什麼？

政治學是一門與社會政治生活緊密關聯的學科。它不是書齋中的智慧遊戲，也不是純粹的求知活動。從一定意義上説，政治學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國政治學説史專家喬治·薩拜因正確地把政治理論家稱為“超級政治家”。①從歷史上看，政治學的主題總是時代要求的產物。當一個政治文化輝煌的時代即將逝去時，政治學家總結了這個時代，為後世留下不朽的理論遺產。在新舊時代轉換的變革關頭，政治學家們把握着時代的主旋律，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以他們的理論指導了一個時代。當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時，政治學家們體察到時代的深層脈動，以其理論準備着一個時代。政治學隨時代的要求而轉換着主題，政治學的研究因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顯示出其價值和生命力。

在上個世紀的轉折點上，以康粱為代表的維新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認識到了世界歷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國政治變革的趨向。中國傳統政治學向現代政治學的根本轉變是從他們開始的。今天，世紀的轉折點與時代的轉折點又不期而遇，我國的政治發展進入了特殊的歷史轉型時期。在我們這一代政治學者的心頭，需要有沉重的歷史責任感和光榮的歷史使命感。我們需要嚴肅地思考，時代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是什麼？我們如何把握政治學的發展方向和主題，從而開創政治學發展的全新時代？

二

改革開放以來，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為基本驅動力，以對外開放為催化劑，帶來我國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的解構與變遷。九屆人大又開始邁出了重要一步，改革與計劃經濟相耦合的政府體制，建立與初步形成的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模式。我國經濟改革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它將指向成熟的市場經濟。按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有着正相關的聯繫。大體上，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備了向民主政治體制過渡的條件，公民文化開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間，就具備了建立法治社會和民主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同時公民文化也趨於發育成熟。矚望21世紀初到中葉，我國的經濟發展將進入這個時期。也就是説，構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後數十年我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也是我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題。

21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它要求我們用全球化的新思維來把握時代的脈動。應該看到，亨廷頓所稱的當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經給我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自1974年起，這股民主化浪潮從歐洲南端湧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這三個資本主義歐洲最後的權威主義政權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個接一個的軍人政權還政於民。到80年代末，這片大陸已經基本實現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湧入亞洲，菲律賓、韓國等權威主義國家實現了向民主的過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捲了前蘇聯和東歐地區，使這些國家相繼走上了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道路。與此同時，敵視西方文化的“中東—伊斯蘭教”世界也開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強勁衝擊，多數國家進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進入90年代，多黨民主風潮登陸黑非洲，一黨制政體或軍人政權兵敗如山倒，僅在二、三年間，絕大多數黑非洲國家轉向了多黨民主。除了由權威主義向民主政體的轉變外，還有許多權威主義政權實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鬆動了權威主義的統治。有的國家處於強大的民主運動與權威主義政權的緊張對峙之中。

這股強勁的民主化浪潮的影響遍及全球。從文化類型上看，它涵蓋了各種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亞文化、伊斯蘭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無一例外；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為超級大國的前蘇聯，實現了經濟騰飛的韓國，也將一系列最不發達國家裹挾其中。經過它的衝擊，世界的政治版圖已經大大改觀，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已經形成。環顧今日之世界，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經成了民主的大陸。在非洲，權威主義政權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島。在亞洲，它也只剩得殘破的半壁河山。這意味着，進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民主政治佔統治地位的世界裏。時代潮流和世界大趨勢已經把建設公民文化的任務緊迫地擺在我們這一代政治學工作者面前.

三

中國改革的發展趨向和世界政治變革的潮流告訴我們，新世紀中國政治學的歷史使命就是為構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論上的準備和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論支持。我們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隱結構，只有公民文化發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鞏固和健康運作。與制度上的成功設計相比，推動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務更為重要，也需要政治學界予以更多的關注。

誠然，政治學界仍然需要關注改革過程中的政治穩定、秩序和效率等問題，但是從整體上説，現代國家權力制度化的階段已經過去，我們需要在構建公民廣泛參與的政治結構的大目標下來解決上述問題。在當代社會，政治權威要獲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須使社會上具有政治參與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參與到政治體系和決策過程中來;政治穩定的實現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賴於社會各種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達，社會的多元勢力能夠進行公平合法的競爭；提高政治效率的關鍵在於建立一種機制，保障公民能夠對政府及其公職人員進行有效的選擇和監督。總之，在當代社會，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結構。政治學的研究只有立足於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過於單純執着地追求穩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標，結果卻難以奏效甚至產生負面效應的被動循環。

四

政治學研究能夠為公民文化的發育成熟做些什麼呢？

我們知道，現代公民文化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自然發育的過程。政治學界不能過高估計自己的作為和影響力。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我國政治現代化進程是西方政治文化衝擊的結果，現代公民文化並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匯外來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種人為的建構。這決定了現代中國式公民文化的誕生和成熟要經歷傳統政治文化的斷裂和創造性地轉型、中西政治文化的衝撞與融匯的複雜過程。是一項艱鉅複雜的文化工程。這使政治學的研究對公民文化的成長髮育具有特殊的引發和啟動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槓桿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學家以創造性的工作來積極參與重構現代中國式公民文化的理論設計。

市場經濟及其相應的經濟發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驅動力，發達的市民社會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搖籃。但是，適宜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識的某些潛在要素。沒有理論的先導，其它一些因素難以生成;沒有理論的提煉和昇華，這些潛在要素也只是處於自在狀態，不能獲得自覺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為一種自覺的理論建構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學家的頭腦中形成，他們對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識、欲求、期望、態度，以及直觀的感覺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煉和昇華，作出系統的闡釋和解説。通過理論的環節，公民意識才能上升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定型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這種制度和法律規範下的經常性的公民生活，都會成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轉來塑造公民的政治態度，內化為公民的心理素質和心理結構。經過公民理論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見，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學家在中國當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謂政治思想家，我們這裏指的是哈耶克所説的“原創型思想家”。他們是人類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頭。政治發展的轉型時代呼喚着具有宏觀視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來把握政治發展的路向，創建中國式現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貫通古今的政治知識和融匯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為現代中國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則和理論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圍是政治學研究者羣體。他們為社會提供政治學的專業知識，從而在各個具體領域裏豐富公民理論。作為政治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他們通過收集和鑑別事實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形成對政治現象的客觀描述和因果分析，對政治問題的價值評判或選擇。他們的專業技能和知識使其在社會公眾中享有天然權威，其理論具有理性和邏輯的力量。特別對深層政治問題和宏觀政治現象的認識，社會依賴專家，公眾也能夠服膺專家的意見。藉助這個地位，政治學工作者製造和引導輿論，創造文化氛圍和環境，指導和矯正公民的政治認知和政治評價，影響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態度。也就是説，政治學家所創造和闡述的民主理論會內化或積澱為公民文化。

一些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經歷告訴我們，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賴兩種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結構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論。有的韓國學者認為，韓國實現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長期的公民教育促進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於韓國建國之初就確立了民主憲法，民主價值獲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權威主義統治之下，民主理論仍然是合法的，學校裏一直在灌輸民主價值。隨着民主觀念的廣泛傳播，權威主義政治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厭棄。③

在由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轉型時期，具有先導性的理論發揮着啟蒙作用，塑造着時代精神。一種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態度來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則取決於知識界對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斷。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鞏固，而合理性也會轉變為合法性，或加強合法性。一種制度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説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識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種獲得了合理性的價值體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態度中獲得合法性。

18世紀啟蒙運動為我們提供了政治學家對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説影響公眾關於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態度的生動例證。啟蒙思想家們以理性論為武器，對現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評判，並對新秩序作出描述，他們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公民的政治態度，從而也改變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過啟蒙運動，整整一代人改變了思想觀念，由臣民轉變為公民，從而形成法國政治文化上的斷裂。正是啟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創建了公民社會。啟蒙理論對於推動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轉型起到了有力的槓桿作用。

五

為了創建現代公民文化，政治學應該強調發展政治哲學，重視規範理論的研究，關注價值問題的探討。

我國政治學恢復以來，一方面，由於在基本的規範理論領域一時還不能有實質性的突破，政治學者在這個領域裏還難有大的作為；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着戰後西方政治學發展起來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論和新方法。這樣，政治學界特別是青年一代以極大的熱情介紹和研究西方政治學的研究成果。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一些不適合改革開放時代要求的理論沒有得到清理，政治學在基本理論方面很少創新；另一方面，卻引進大量西方最時髦的理論、方法和概念來裝點陳舊的政治學理論體系。結果是兩者雜揉並蓄，政治學成為一種奇特的理論與概念的拼盤。

應該看到，當代西方政治學的主題與我國當代政治學的主題完全不同。戰後的西方社會已經確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發育成熟。西方有的學者在50年代甚至認為，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衝突已經終結。在這個大背景下，政治學弱化了它的文化職能而強化了其科學職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學轉向政治科學，其關注的焦點由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轉向政治行為。而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進入公民文化的創生時期，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是西方人早已越過的階段。所以我們在引進西方政治學理論時，必須記住中西政治發展的“時差”，不能沖淡或模糊了我國政治學的主題。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歷史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在中世紀西歐，佔統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紀中葉，隨着封建主義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傳統的臣民文化開始轉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這個時期，國家權力實現了制度化(世俗化、統一集權、職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沒有政治權利，國家權力對臣民的控制甚至超過了中世紀，但是，臣民對國家權力的義務和忠誠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權力和制度化的權力。權威主義政權只是作為一種必要性而得到認同，由於公民尚沒有足夠的參與能力而享有暫時的合法性。這時期的西方人在社會經濟領域裏已經獲得了獨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領域裏，他們只滿足於得到法律上的安全與保障，要求部分地影響和參與政治決策。

17—18世紀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轉型時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時期。在這個時期，市場經濟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資產階級為主力的第三等級成長起來，萌發了強烈的參政意識，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説，公民意識出現了。專制主義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同時也開始喪失其合法性。

這個時期政治學的歷史使命就是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論支持。重新定義國家和國家權力，重新審視個人與國家和政府的關係，確認公民的政治權利，闡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並規劃出公民參與制度的基本輪廓。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自覺地承擔了這一使命，創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在他們的理論中，理性論和自然法理論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論基礎和終極標準；契約論確認了公民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將國家和政府權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民主理論將公共權力交給公民集體，授予公民平等的參政權；人權理論則規定了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界限，等等。

可見，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有它特定的主題和內容：它需要將公民的自我意識昇華為一般理論，按公民社會的標準重新定義國家和公共權力及其與個人的關係。總之，它應該是表達公民的意識、欲求和期望的新的價值體系。

西方公民文化創生時期，古典時代公民文化豐厚的理論遺產是他們現成有效的文化資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無中生有，而是表現為古典時代公民文化的發現、復興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點上對古典文化的再創造。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沒有這樣直接可用的資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時代、近代和當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為貼近我國當代的現實。當代西方政治學研究成果對我們的意義在於，它使我們掌握了更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但是，我們需要記住，當代西方政治學只是給我們提供了有效的認識手段和理論工具，而不是改變了我們面臨的主題。借鑑西方政治學的成果只能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

六

我國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需要清理兩種政治文化和理論遺產，即傳統的臣民文化和現代由“革命理論”所代表的“羣眾文化”。所謂政治文化的“轉型”，就是實現這兩種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創造性轉換。

臣民文化是我國古代社會留下的遺產。近代以來，它在理論層面已經基本被拋棄，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徵，並以改頭換面的形式頑固地存留和體現在現存政治制度、政治行為和政治理論中。

在從整體上談到傳統的臣民文化時，人們往往強調它與現代公民文化的不適應性和不可兼容性。但問題還有它的另一面。

我們知道，當代中國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國傳統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數千年的文化積澱是不可能被連根拔除的。現代公民文化只能通過在傳統文化主幹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爐灶。所以，我們需要分析新舊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據此制定我們的政治文化戰略。

傳統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與當代公民文化相融合，從而使中國式的公民文化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特徵。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樣過份突出個人的獨立以及個人與國家的對立，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尋求偏向集體主義的平衡點；它可能會相對淡化社會利益的分化、對立、衝突和多元競爭，強調社會整體利益，以及社會合作與和諧的價值；它雖然肯定積極參與的價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樣的參與熱情，在某些領域寧願滿足於對政治權力的消極監督；它更可能在對權威實現控制監督的同時，多幾分對權威的尊重服從，等等。傳統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當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國建成和諧的而不是衝突的現代民主。

“革命理論”在我國理論界數十年中居於主導地位。它從理論層面上替代了傳統理論，至今仍然是我國政治學理論的基本範式。同時，經過數十年的歲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內化為公眾的心理結構。

“革命理論”的主題是在傳統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喪失之後，摧毀傳統秩序，重新整合社會和國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實現政治權威的高度組織化和制度化。所以，在這一理論中，國家被解釋為階級統治和壓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權利義務的共同體;國家權力不是公共權力而是階級權力;政治的主體不是公民個人而是階級;政治關係不是利益和權利的合法競爭，而是階級間水火不容的鬥爭，等等。

我們可以把“革命理論”與西方近代公民理論和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邏輯結構進行比較：

西方近代公民理論的邏輯結構是：自然狀態——社會契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國家）。公民社會是其歸宿。

而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典型邏輯結構是：亂世——聖人出（設立政長）——君臣秩序。其歸宿是臣民社會。

“革命理論”的邏輯結構是：階級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半國家)——無國家社會。缺失了公民社會這一環節。

所以不難理解，許多作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價值不能從“革命理論”那裏得到理論支持。諸如對理性、寬容和妥協的政治態度的支持，對個人和個人權利的肯定，以及對和平合法的利益競爭手段和討價還價的政治競爭方式的承認等。所以當我們進行公民教育時，它就會顯露出其貧乏和不適應。

“革命理論”屬於“羣眾文化”的理論建構。“羣眾文化”是介於傳統的臣民文化與當代的公民文化之間的一種過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兩者的特徵。因而也可以稱之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論”以具有現代性的“羣眾”概念取代了傳統的臣民概念，這是一大進步。④但它同時也以“羣眾”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換了“公民”概念，這又使它不能適應公民社會的需要。在“革命理論”範式裏，“羣眾”已經不像臣民那樣屬於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個分子還沒有獲得獨立人格，他在共同體中的地位還沒有明晰化。個人和個人權利是公民社會的基石，但在"羣眾"概念中個人還不能凸顯出來。在人們的觀念中，“羣眾”是一個外延模糊而內涵籠統的整體，個人被淹沒和虛化於其中。“羣眾”（或“人民”）被籠統地承認為國家的主人，但由於具體的政治參與權利沒有得到落實，所以，雖然在理論上它是政治權力的主體，政治參與的主體，但是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它仍是權力的客體，處於政治生活的邊緣，成為政治動員的對象，淪為消極被動的一羣。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羣眾"的角色總是隱於背後，作為陪襯，處於前台的總是他們的代表.

作為承載豐富的政治文化意藴的符號，“羣眾”不等於公民，也不等於公民共同體。在我們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詞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時，也顯得勉強和生硬。至於“公民”的另一代名詞“選民”則只有在談到選舉的場合才使用。當選的公職人員的腦海裏難以浮現“選民”概念，他們經常想到的是“羣眾”。想到"羣眾"時，總是產生居高臨下的感覺和聯想。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代政治文化與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發現“革命理論”與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間的不同。可以説，“羣眾文化”屬於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過渡環節，它承襲了傳統臣民文化的許多特徵，也涵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從整體上説，它還不是公民文化。而作為“羣眾文化”理論建構的“革命理論”對建設公民文化也有嚴重的不適應性。

總之，建設公民文化是今後數十年中國政治發展的主題，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學工作者的歷史使命。邁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只有自覺地服務於公民文化建設的偉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現它的社會價值，其學術發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